今天为了纪念南京大屠杀，南京市民举行了警报长鸣悼念遇难者的活动，在此也添一笔，纪念那些因为战争而失去无辜生命的人们！

王守仁(1472—1529)字安伯，号阳明，世称阳明先生，生于余姚。父王华，在明成化十七年辛丑(1481年)中了状元，王守仁就随父移居绍兴还到过北京。

 

    原名云，后更名守仁，字伯安，因曾筑室绍兴阳明洞，因别号阳明子，世称阳明先生。死后三十九年，诏赠新建侯，谥文成，故后人又称王文成公。明余姚（今属浙江）人。

    弘治十二年（１４９９）中进士，授刑部、兵部主事。正德元年（１５０６），因得罪宦官刘瑾，谪贵州龙场驿。正德五年（１５１０），任吉安府庐陵县知县，次年迁南京刑部主事，后任南京鸿胪寺卿。正德十一年（１５１６），升右佥都御史，巡抚南安、赣州等地。曾参加镇压农民起义，又平定宗室贵族宁王朱宸濠之叛乱。最后官至右副都御史、南京兵部尚书。王守仁于弘治十八年（１５０５）开始授徒讲学，曾讲学于兴稽山书院和龙泉寺中天阁等处，并从事著述。王守仁为中国古代主观唯心主义之集大成者。其学深受南宋陆学和禅学的影响，但比陆学精致完整和广泛得多。王守仁之学，经历了“学凡三变”的历程。黄宗羲曰：“先生之学，始泛滥于词章；继而遍读考亭之书，循序格物，顾物理、吾心终制为二，无所得入；于是出入佛老者久之。及至居夷处困，动心忍性，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明儒学案》）“始得其门”即所谓“龙场悟道”，此为王守仁心学诞生之时。“心即理”为王氏心学之理论基础，也是其宇宙观。他服膺陆九渊“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思想，以为简易直接，有以接孟子之传。并且发展了陆之命题，完全否认了待“明”之“理”的客体，提出天下无心外之物、无心外之理的命题。认为孝、弟、恻隐之心为人所固有，不假外求。主张“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认为求理不在“格物”，而在“致知”，“致吾心良知之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皆得其理”，从而以一元论的“良知”说代替了程、朱客观唯心主义的“天理”论。王守仁认为“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传习录》）。此“心”不仅为人身主宰，甚且主宰着天地、鬼神、万物，“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充天塞地中间，只有这个灵明”（同上）。“吾心”不仅化生天地万物，即便六经学术，亦在“吾心”之中，“六经非他，吾心之常道也”，“故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同上）。关于知行关系，王守仁抛弃了宋儒“知先行后”的传统看法，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观点。认为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知行不可能分开。他以“心即理”为理论前提，批评朱熹“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是导致“知行之所以二也”的原因。认为人如果将知行分做两件去做，势必在理论上失却“知行本体”，在实践上造成“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之弊。他称“知行合一”不是凿空杜撰，说知行本体原是如此，人只是由于被私欲隔断而不知而已。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认为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工夫，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同上），“凡谓之行者，只是实去做这件事。若着实做学问思辨的工夫，是学问思辨亦便是行矣”，“若谓学问思辨之，然后去行，却如何悬空去学问思辨得？行时又如何去做得学问思辨的事”？“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答友人问》）。既然“知行工夫本不可离”，所以他主张“知行合一并进”，认为学、问、思、辨、行五者，“合其事而言一而已”。关于认识方法，王守仁的核心思想为“致良知”或曰“致知格物”。他称此为“学问大头脑”、“千古圣圣相传的一点真骨血”。此命题实际是将《大学》之“致知”与《孟子》之“良知”观点结合起来。但他认为“格”不应以“至”字训，而当作“正”字解。所谓“格物”，非格心外之物，“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传习录》），即格其心之物，格其意之物，格其知之物。“格物”的目的在于“致良知”，他将孟子“良知”的观点大加发挥，认为“良知”是“造化的精灵”，它“生天生地”，是“与物无对”的宇宙根源，“人若复得它完完全全，无少亏欠”，便完成了对宇宙的认识。认为圣人只是顺其良知之发用，天地万物，俱在我良知的发用流行中。良知不由见闻而有，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滞于见闻，而亦不离于见闻。他认为良知即是天理，“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推而衍之，便为孝、弟、忠、信、五伦百行的道德规范，从而完成了由哲学到伦理学的逻辑论证，树立了封建道德的绝对权威。他举例说：“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传习录》）他认为“性无不善，知无不良”，而且“人人之所同具”，故“致良知”具有普遍的意义。关于“致知格物”之法，王守仁概括为“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王门四句教。王守仁也承袭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传统命题，而将其方法概括为两种：一为静的功夫，即无事时存养，防人欲于未萌之先，静处体悟，以存天理（致知）；二为动的功夫，即有事时省察，克人欲于方萌之际，事上磨炼，以灭人欲（格物）。王守仁自称其“致良知”为“孔门正眼法藏”，说：“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寄正宪男手墨二卷》）王守仁著作有《王文成公全书》（一称《阳明全书》）三十八卷。其中《传习录》、《大学问》为重要哲学著作。王氏为明代心学泰斗，中国古代著名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其学发展为姚江学派，对明代及后世儒学影响甚巨。

对古代皇帝的称法有以谥号称，有以庙号称，亦有以年号称。唐以前多以谥号，如汉高祖、汉武帝、唐高祖、唐玄宗等。高、武、玄等都是谥号。宋以后多以庙号，如宋太祖、明太祖、元太祖、清太祖……“太”都是庙号。一般来说开国皇帝都称“太祖高皇帝”，但唐以前就是*高祖，宋以后就是*太祖。这就是区别。明清以降，一般一个皇帝只有一个年号（朱祁镇和皇太极例外），所以又往往用年号称呼他们。如洪武、崇祯、康熙、宣统……。“明”是唐玄宗谥号，所以称呼他为明皇。如清高宗乾隆皇帝弘历，乾隆之后的文人文章里提到他或称“高庙”，或称“纯皇”，“纯”就是他的谥号。

缪斌是汪精卫南京政府的考试院副院长，抗日战争末期受蒋介石委派秘密与日本媾和，媾和失败后，事件的重要证人、国民党军统首领戴笠又在飞机失事中死去；此时美国发现了此事，向蒋介石施加压力，缪斌被拘押审判，庭审中百口莫辩，成为第一个被以汉奸罪名枪毙的中国人。

秘密受命与日本媾和

二战后期，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和蒋介石1943年11月在开罗举行会议，会后发表了《开罗宣言》，声明三国将联合向日本侵略势力作最后的反攻，在战争胜利后，把中国东北、台湾和澎湖列岛归还中国。但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首脑在雅尔塔举行制定最后对日作战方针的最高会议时，却没有邀请蒋介石参加。1945年8月，美、英、苏三国发表敦促日本政府立即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时，也没有邀请中国。

蒋介石担心美、英、苏三国出卖中国的利益对日讲和，也担心日本与三国进行有条件投降的谈判，把保存汪精卫政府作为日本从中国撤军的条件。而重庆的国民政府远离华北和东北，而延安离两地都很近。谁先控制日本军队占领区，谁就有可能控制整个中国。蒋介石担心日本崩溃后中共势力难以控制，所以试图让日本在保留一定实力的情况下投降。由戴笠指挥的国民党军统组织决定让汪精卫政府的考试院副院长缪斌去做这件事。

缪斌曾是黄埔军校做教官，任过北伐军第一军的副党代表。26岁出任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但因贪污渎职去职。抗战爆发后，他投靠日本人，担任华北“新民会”副会长。汪精卫1940年在南京另立亲日的政府之后，缪斌出任立法院副院长。后来见战事对日本不利，缪斌便又和重庆方面的何应钦及戴笠等接上了头。1944年夏，他捎给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的信件被汪精卫的特务发现，被软禁了一段时间，但因日本军方出面为他说情，汪精卫他贬职为考试院副院长。日军情报机关为了搜集重庆方面的情报，默许他用无线电台与重庆方面联系。后来驻上海的日本记者田村将缪斌介绍给内阁情报局总裁绪方竹虎，绪方又将他介绍给了当时的日本首相小矶国昭。

缪斌被告知，中国方面与日本单独讲和的条件是：日本从中国全面撤军，解散南京政府和取消满洲国国号，中国即可与日本单独签署和平条约。为慎重起见，缪斌要求戴笠提供保证。戴笠向蒋介石请示，蒋介石给戴笠下了一个手令“特派缪斌为代表同日本政府协商和谈”。
在日本四处碰壁被怀疑

小矶国昭对中国的方案很感兴趣，有意接受中国的条件。当时日本正准备进行本土决战，如果能和平体面地解决中国问题，把几十万大军撤回日本，可以有效地解决兵员不足的问题。此外和中国单独讲和还有助于瓦解同盟国阵营，在外交上也是一大胜利。小矶国昭遂派遣自己的密友到上海会晤缪斌，双方商定了“和平方案”的初步框架。1945年2月初，小矶密令缪斌携带无线电台及随从七人乘军用飞机前往东京，让他直接在东京与重庆通讯，以便确认蒋介石方面的决心。但上海方面的日本陆军反对缪斌的工作，在当地加以阻挠，结果化名“佐藤”的缪斌只得一人于3月16日乘飞机抵达东京。

缪斌抵达东京后，当日夜晚向绪方竹虎出示了蒋介石给他的电文及其他证据，表示：“来日之事，蒋委员长也知道。我接受的内部命令是，中日和平交涉的最后限期是三月底以前，而且中日和平从根本上说要以日美和平为前提。”缪斌带来了据称是得到蒋介石同意的《中日全面和平实行案》，其核心是停战、撤军和取消汪精卫政权。具体内容是：一、满洲问题单独协商；二、日本完全从中国撤兵；三、取消南京政府，设置留守政府，重庆政府三个月内迁都南京；四、留守政府由重庆方面的重要人物组织；五、南京政府的要人在东京由日本政府收容；六、日本与英美讲和。缪斌要求绪方竹虎安排他首先与东久迩宫大将会晤。

缪斌第二天前去拜访日本防卫总司令官东久迩宫大将，他属于日本皇室有影响力的成员。东久迩宫问道：“你是小矶首相接到日本的，为何要首先会晤我？”缪斌称：“重庆方面认为，日本除了天皇以外，没有人值得信任。由于我不可能见到天皇，便希望将这个问题向殿下提出，并请求您将我的口信转达给天皇陛下。”缪斌强调：“美军在占领菲律宾之后将登陆冲绳。到了决定性的时候，苏联将侵入满洲，而重庆方面愿意日本保留天皇制。”

缪斌的活动在日本高层引起争议。当东久迩宫将缪斌所言通告给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后，梅津的回答是：“中国人讲的话哪儿能当回事！”在缪斌赴日本前后，蒋介石通过使者又向在上海的日本最高将领冈村宁次传了话：“中国与美国不可能分离，但中日两国提携对东亚非常重要。所以，我有意在适当的时候为日本讲话。能拯救日本的只有我。”
但冈村宁次并没有理睬蒋介石的话。日本的中国派遣军中专门从事秘密谈判的今井武夫也以缪斌品质低下为由反对与缪斌接触。外务省则以汪精卫政权已得到“国际承认”为借口，反对缪斌所带来的取消汪精卫政权的提案。日本陆军、海军和外相都怀疑缪斌是否与重庆方面有联系，指责缪斌没有委任状，怀疑他是个江湖骗子或掮客。他们还认为，联合国军队方面将取得胜利，蒋介石没有理由与日本进行和谈。重光葵外相正在全力以赴请苏联出面议和，对其他的渠道不予重视。

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3月21日召开，主题便是讨论缪斌带来的方案。重光葵公开声称，首相撇开外相直接从事外交活动侵犯了外相的权力，因此首相如果违背他的意见一意孤行的话，那倒阁也在所不惜。会议没有结论，四十分钟就散会了。小矶国昭无奈单独向裕仁天皇上奏，天皇表示反对。第二天天皇下令尽早将缪斌遣返回中国。

失去了保护神

缪斌在日本躲藏逗留一段时间后回上海，1945年5月25日，他收到重庆方面“停止关于所谓和平撤兵谈判”的电报，缪斌的活动就此告终。1946年3月17日，在蒋介石与缪斌之间承担中介的戴笠因飞机失事坠死，缪斌失去了强有力的保护人。

此时，美国驻日本占领军在接收日本战时内阁档案时，发现了日本内阁讨论缪斌活动的档案及《缪斌与东久迩宫和平会谈的记录》。东京审判时，日本方面举出的辩护资料《木户日记》中也有缪斌工作的记录，此事立即引起各方面的关注。

在盟国的对日理事会上，苏联指责中国政府联络美国派遣缪斌到日本，策划对日妥协。而当时国共两党已经处于内战一触即发的紧急状态，中共也批评蒋介石利用缪斌策划投降。麦克阿瑟遂电询蒋介石为什么瞒着美国与日本单独媾和。还准备传缪斌去东京做证人。蒋介石复电表示绝无此事，并立即下令逮捕了缪斌。

第一个被处死的汉奸

针对缪斌的审判1946年4月3日开庭，检察官宣读起诉书，列举缪斌勾结日本侵略者、通敌谋反、为害本国、担任日军特工和伪府要职达八年之久等一系列罪行。当讯问他叛国的罪行时，缪斌取出准备好的材料，为自己辩护说：“蒋委员长曾说过，抗战有种种途径，除战场外，策反也是重要的工作。本人虽然出任伪职，但身在曹营心在汉，曾与中央军统局暗通消息，为了救国搞软性抗战，做策反工作，谋求以敌制敌，促进敌人自己溃散。”

缪斌一边出示有关电报等证件，一边口称“敬之兄”，述说与何应钦等书信来往的密情。但检察官一再声明不要他陈述这些事，只要他供述在日伪政府任职期间犯下的罪行。但缪斌仍然按自己的思路说。最后不得不匆匆终止审讯，宣布8日下午2时判决。 4月8日审判长问过他的姓名、年龄等之后，当庭宣判：“被告缪斌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

缪斌的秘书和家属在国民党要员中进行贿赂，甚至把缪斌自己的保险汽车送给了何应钦，但是不起作用。缪斌5月21日中午被枪决，是二战后第一个被以汉奸的罪名处决的中国人。

               摘自凤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