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宏保教育经济与管理工作室

看央视《新闻联播》温家宝总理看望季羡林大师为其祝寿感触颇深。想到2000年8月6日，杨先生为了筹办北京卓达大学邀请季老为北京卓达大学（筹）名誉校长，在昌平明黄度假山庄为季老先生祝寿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当时我在北师大做学生，初到卓达，时直暑假，那是我在北京经历的第一个夏天。我在北京卓达大学（筹）（北京市教育委员会批文）办公室处理行政事务。景教授负责大学筹备。为了季老先生的这次祝寿活动，卓达在当时的宽利宾馆忙活了一周，记得还请了中央音乐学院的一支乐队，我和当时也初到卓达的中央音乐学院的毕业生刘丹电话联系的去昌平的时间和路线，由于北京当时糟糕的交通状况，乐队到场相当仓促。祝寿活动很隆重，杨先生也花费不少。这次活动是卓达大学的发展的一个标志。如果一直沿着积极的导向发展，卓达也不至于像今天的北京卓达经济管理研修学院，至少会不亚于吉利大学。当年到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开会，领导一直是各种会议上，张口卓达闭口吉利的说着。想不到千僖年房地产展览会，占领了大半个国际展览馆卓达，最后，让京城十八家媒体炮轰了一把----嘿，这匹石家庄跑来的房地产“黑马”呀！卓达在北京好好地睡了一觉，当年的名人没有起到应有的效应。卓达在黄城根下最初创业学费的确缴的不少。几年前的企业生存环境和今天的也的确不同，想起来一定让经历的人感慨。

大师依旧在，荒园已成荫。当年杨先生为之祝寿的季老变成了温总理为之祝寿的季老。当年的北京卓达大学（筹）变成了今天的北京卓达经济管理研修学院。当年的荒滩变成了今天的花园。经历这些的同道，在卓达的还有和我一起来的几位哥们。

（作者声明：个人观点，不代表任何人）

在现代学校里并不只是存在科学与民主。现实的学校里也和社会一样存在着封建与迷信。迷信在《现代汉语辞典》上有两项义项。一是相信神仙鬼怪；另一项是泛指盲目的信仰崇拜。国立高校的迷信似更多存在于后者。
迷信之一：领导是官员。在我们的大学校长为能够是副部级干部，副厅级干部而光荣。不知哈佛和牛津的校长是什么级？当一个学校领导变成官员的时候，剩下的只有一班大小官员和酒朋将友。学校变成了政府，这大概是中国学在官府的传统吧。有一个学院领导是某市长调任的，学校里的副处级干部比教授待遇还高，会钻营的来个副处级干部当当，看不顺的博士硕士飞了，剩下的就是酒朋将友了，如果你到大学报到第一次会议就碰到领导让不要打麻将赌博，你一定觉得好奇，呀，天下乌鸦呀。
迷信之二：老师的话是金科玉律。学校里最不能全信的大概就是老师的话了。有些老师说的可能是为你好的话，但是是一些脱离社会实际的话，你信了会误入柏拉图的理想国。实际上，社会上没有这样的国度。有些老师的话可能是实际的话，可是又是你没有能力做到的话，信了的话你会误入歧途，穷经皓首。有些老师说的可能不是老师的话，你要是听了可能会后悔不该上此学校一遭。老师的话不是金科玉律，在当今的社会，老师和律师一样只是一种职业。
迷信之三：好学生＝成绩好的学生。如果说中小学好学生是学习成绩好的学生，那么到了大学千万不要认为好学生就是学习成绩好的学生。我们不排除学习成绩好的学生里有好学生。大学的出口就是学生迈向社会的关口。要说好学生应该是那些为社会做贡献的学生。那么应该是哪些学生在为社会做贡献呢？在我认为是那些愿意到西部去的学生，愿意上山下乡的学生，愿意找到什么工作就开始工作的学生，而不是毕业了还靠父母寄生的袋鼠族，不是出国一出不复归的精英，更不是利用高精尖进行高智能犯罪的另类。所以，在大学不要迷信好学生就是学习成绩好的学生，大学教育只是给人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成绩只是对考试的肯定，不是对人的发展的终结评价。
迷信之四：学校圣地。信徒心里向往的是麦加、耶路撒冷和孔府孔庙。许多学生和家长也迷信学校是一个圣地。其实学校也是社会的一部分，像社区和工厂一样也是一个组织机构。无非只是一个生产知识、消费知识的地方。虽然知识还不能完全视为汽车和大米，但是也不是帕拉丁神灯和观音的光环。如果你怀着朝圣的心情去学校，你会发现你是一个失望的人。
迷信之五：家长不知道。现在的家长已经不是凭着老茧就能送孩子上学的农民，学校还是老传统，以为家长是不知道的。杂费不退，食堂比周边饭店还贵，不管学生是否上课，只要缴了学费。考试串串点点还怕学生不会。难怪大学英语系毕业，见了老外还不能说。可怜可惜了家长四到六万的人民币。

    关于超女现象，我一直是麻木不仁的，这好像是我女儿辈们关心的事。最近又有湖南台新一轮的超女海选，人们又在关注超女现象。人们关注超女，羡慕与赞叹超女，无非是先前的超女们都成了明星。明星就意味着楼台馆舍、宝马香车、大款之类的。对于家庭，大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荣耀。超女们成就了光耀门庭的重任。这让期望买彩票中大奖的梦想父母们大有“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的遗恨。另外，也有咒骂超女的。上至文化部门的官员下至嫉恨眼红的百姓，某些名导们甚至也枉加断言“XXX超女走不到2006年底”。我看超女并不在超女是谁，李宇春也好，周必畅也好。她们当然不能和章子怡、陈小艺、徐帆们相提并论的。超女的存在是有其意义的。其一，中国广大的消费市场促成了超女的诞生。中国有世界五分之一之多的人口，中国的消费市场如果按照人均计算占到世界的五分之一之多。如果对中国的市场进行细分的话，一定每一类市场都不会小于一个中等人口的国家。市场的多元化决定了中国文化消费的多元化。其二，民间之力促成了超女的诞生。在中国供给文化的产业实在太少。平民造星的“超女运动”是集民间之力创造民间大众文化，并不需要政府的财政拨款，指责大可不必。其三，在我看来，最有意义的是，超女其实不在超女本身。如果把选超女的过程和西方国家总统竞选相比较，程序上大同小异。她们有亲友团，服务团，竞选小组，拉票和广告宣传等。在我国政治民主还不充分完善的情况下，超女活动一定程度上能间接满足人们对民主的诉求。这是符合心理学的补偿规律的。例如，当一个人自己的愿望没有实现时，总是希望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实现，自己某一方面没有实现，一定会在另一方面加以弥补。可以说，选超的过程，就是教育民众体验民主的过程，体验市场竞争的过程。

其四，选超可以让参选者体验市场竞争的残酷，接受更多的挫折教育。中国的花季少女们大都是公主待遇，没有竞争的体验，更没有多少挫折教育，选超的过程，失败者是多数，成功者是凤毛麟角。挫折教育可以激发更多的动力，民族的发展、社会的进步需要更多的动力。

    我看超女活动，就其对社会的价值而言，是有积极意义的。我衷心希望各级组织能象湖南电视台那样搭建更多的舞台，让有志之士上台比拼。伯乐相马的时代已经终结，市场经济呼唤赛马比赛。

星·梦·缘

           看央视《人与社会———追星梦》有感

追星是这个时代少男少女向榜样学习的潮流，就像当年毛主席号召我们“学习雷锋好榜样”一样。追星成为这个社会青少年的时尚文化。每一个社会都有自己的流行、时尚文化。追星文化本来是无可厚非的，只要追星的人不损害他人和社会利益，这也是他们的一种自由与爱好，也是他们的阳光权力。无奈在追星族里有“要嫁给刘德华，否则要跳崖”的追星天王、天后们。这就会成为追星族的悲哀。从少男少女的追星文化中反映的是对英雄的崇拜，对成功的向往。大凡“星们”都是某一领域的成功者。追星族也期望成为未来之星，星光大道在向他们招手，这是理想之光，这是催人奋进的动力与智慧之光。没有星的导引、没有星光闪现，哪有超女的海选。没有星光灿烂、没有星星在天边，今夜一定寂寞黑暗。没有追星的潮流、没有追星的下里巴式文化，星星们也只能如广寒宫里的嫦娥空守幽怨。追星成就了星星，追星成就了未来之星。追星的过程塑造了一代大众文化的市场与经济。追星的人敬仰星星与崇拜星星都是看着金字塔顶，仰望趋之。

追梦与追星不同，追梦者是想把梦里的事情变为现实的东西。追梦的人在不打扰他人，也不为害他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时，社会也应当给与追梦者的自由。其实，世人要以梦的实现程度划分只有两类人：过日子的人和追梦的人。前者不做梦，即使做了梦也不会把梦当回事。芸芸众生皆不做梦。后者常做梦，并且根据自己的能力在不同程度的实现着梦想。科技的发明、社会的进化，大都是做梦者所为。一定意义上是梦在推动着社会的前行。是做梦者在引领着社会的前行。把梦变成现实这得看梦中的事情与现实的距离有多远。当然跳一跳就能摘到苹果的梦是很容易实现的。如果是水中月、镜中花、广寒宫中的嫦娥，追梦者醒来还要非嫁给“华仔”。大可能的结果是跳楼与跳崖。如果这样的梦都能成为现实，那刘德华就是十个三宫六院也解决不了追梦者的问题。

遂缘是追星族与追梦者的桥梁。在追梦与实现的过程中有一个遂缘的问题。“缘”在东方文化中有一些迷信的色彩。缘分是东方婚姻的理论基础，有缘份的，被认为是由命中注定的遇合机会。例如，千里姻缘一线牵。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哲学的理性解释就是，事物发生的内外在原因具备以后的机会问题，即人与人或事物之间发生联系的可能性。追星者与追梦者在实现星梦的过程中都有一个遂缘的问题。机会会让你成就未来，缘分会让你们相识走上红地毯。“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那是缘分；“心有千千结，千年等一回”那更是缘分。当然没有“沦落”、没有“相逢”、没有“等待”，一定没有缘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