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四位一体发展模式的提出，整合力逐渐成为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从整合思维的新视角，初探政治整合、经济整合、文化整合与社会整合的新途径，循此路径能够通达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和谐发展的新平台。
关键词：整合力 软实力 新思维
中图分类号：B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06）02-0040-04
整合力：一种发展新思维
现代多元异质社会自身就蕴涵着分化与整合的双重逻辑，如何整合并使之协调有序地发展已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理论课题和现实问题。目前中国社会的多元性是自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的产物。由于中国发展特定的历史方位使得我们同时经历西方发达国家的几个阶段，因此在改革与发展进程中，发展与代价的矛盾日益突出。我国的现代化作为后发外源型现代化，面临许多挑战，同时也有不少后发的机遇与相对优势。其中提升整合力与凝聚力，应对分化有余而整合不足的发展格局无疑是重要方面之一。所谓“整合力”，就是将内在和外在的全部资源，根据完整性与有序协调的原则进行整合，以达到最优化的效果。整合力是发展的“润滑剂”，属于“软实力”范畴，它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具体而言主要包括政治整合力，经济整合力，文化整合力和社会整合力。
一、政治整合：打造能力型“有限-有效”政府，建构整合型稳定模式，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政治整合的目的是政府合理运用各种政治资源，通过制度建设和能力建设，打造能力型“有限-有效”政府，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显然，无论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还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客观上都要求，必须始终保持党的先锋队的性质，必须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必须不断提高党的公信力、执政力、执行力与凝聚力。具体而言，就是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进而全面提升党的执政能力，通过全面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带动党的各项工作。历史经验表明：一个执政党不管它资格有多老，执政时间有多长，曾经多么辉煌，如果不能始终站在时代前列，不能始终保持先进性，就不能赢得广大群众的真心拥护，就有丧失政权的危险。历史经验启示：要“主动改革，避免政治矛盾积累过伸，而要在改革中追求革新、稳定和发展的平衡。”“对于任何一个执政党来说，为追求长期有效和可持续执政，执政党必须抓住有利的政治时机，适应民众日益增长的民主要求，主动加强党的建设，对自身进行改造，主动改革政治体制。与此同时，还要通过制度化的途径逐步建立法制来规范政治运作和政党运作，把抓住竞争限制在政治稳定许可的范围之内，走可控的民主化道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自觉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无疑是对时代精神的理性回应。在执政层面，中国共产党人要不断增强执政为民的公仆意识、执政兴国的发展意识、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与时俱进的创新意识和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责任意识；在发展层面，要坚持科学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总之，党和政府要关心民生、关切人民的诉求、关注人力资源能力建设。“和谐社会”与“能力建设”的提出，是党的执政和发展理念的提升，也是国家发展战略的进一步完善。“和谐社会”、“能力建设”和“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体现了党对人性、群情、民生的深切关怀和体察，也使我国社会领域的建设有了明确的目标和规划。应看到，在当代中国,“以人为本”落实到执政党的实践活动中，主要就是“以民为本”。因此，在整个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复兴的过程中应牢牢抓住“以人为本”和“能力本位”这两个核心理念，围绕能力建设这一主线，从规律上探索当代中国的发展理念、发展思路、发展空间、发展力量、发展机遇和发展经验，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为中国持续、健康和快速发展提供价值支撑和动力保证。因为，人的思想支配人的行动。人们的创造力首先是由人们思想的价值理念驱动的。需要挖掘社会主义制度的生产力。所谓制度生产力首先表现为制度所蕴涵、体现的价值理念对社会各阶层、各阶级创造行为的感召力、凝聚力和向心力，我们把它统称为制度整合力。它通过人们对制度价值理念的认同、信服或响应的状况反映出来。因此，体制和制度要为人的能力的充分发挥提供机会与平台、政策与规则、管理与服务；政府要由单纯管制型向治理——服务型转变；要从道德与能力统一的视角理顺个人与政府的关系。在有限政府是有效政府的前提下，在“财富”生产—分配逻辑与“风险”生产—分配逻辑共同起作用的当今世界，执政党要树立执政成本意识、执政风险意识和大党风范意识。应看到，在现阶段政府在应对重特大突发事件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担负着越来越艰巨的使命。因此，一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宽广的世界眼光；二要着力自主创新；三要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四要廉洁高效。总之，要由选举制代替任命制，由任期制代替终身制，由能力本位代替官本位。“只有坚持以人为本的社会共同价值观，才能整合各种社会利益，凝聚各种社会力量，形成各尽所能、各得其所的和谐共处的局面”。这就要加强政府的危机治理能力。所谓危机治理，主要包括以下几层涵义：首先，是指政府和社会组织为了实现危机化解与规避而对市场和社会进行干预的过程。其次，是指国家协调各种社会组织和个人实现危机的控制、转化，有效维护社会秩序，推进社会和谐发展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具体包括以下内容：建立在信任与互利基础上的社会协调网络；政府、企业与非营利性组织之间的合作与互动；通过激励机制和管理手段保证危机治理的有效性；政府与社会的政策实施必须尽可能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效益。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治理既包括正式的强制公众服从的制度和规则，也包括符合公众利益的各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还包括政府主导下社会力量的有效参与。它需要国家运用权力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行为，合理配给资源，以最大限度地救助危机受害者，维护社会秩序，减少损失乃至增进公共利益。政府与社会协力，不同社会组织之间乃至政府间的交流与合作，使危机治理的各个环节都能够获得社会的有效参与，这是维护人的生命价值，提高危机救治效率、降低救治成本的基本要求，也是从管理走向治理的过程。总之，通过价值整合，不断提升全社会基本价值认同水平；通过制度整合，有效配置公共资源，调整社会利益关系；通过组织整合，积极开发社会稳定资源，消除不利因素。转型时期，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是以执政党和政府为主体，对各种社会资源进行理性整合，将社会利益矛盾与利益冲突控制在平和、有序发展的范围内。
二、经济整合：主要以利益整合为突破口，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人民共同富裕
经济整合首先是培养在危机中创造转机和把握机遇的意识，其关键是培育自主创新意识和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在笔者看来，构建创新型国家的关键是培育创新型企业和创新型人才。创新，是指“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新组合”。“海尔”在实施和深化技术创新过程中提出了“整合力”的概念，认为企业最重要的是利用多少科技资源，而不是拥有多少科技资源，强调的是企业要具备整合各种科技资源为自己所用的能力。只有形成规模经济，才能拥有成本优势。因为在世界历史的境域下，对民族历史的影响突出地表现为交往行为的“合力”效应，人们在普遍交往中往往用自己的优势部分去换取对自己不足部分的弥补，从而避免重复劳动的耗费，这样就给自己带来新的发展能力。例如：我们的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实行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就是对社会基本矛盾这一运动规律的理性把握与自觉实践。按照这一理论，我们不仅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一跃成为新中国，而且还将在工业经济不够发达的情况下，跨越到信息经济时代。这一理论给了我们一种新的发展力，那就是较为落后的民族，不必一切从头开始，而要以人类最新成果为起点去创造新的东西，要以“跳跃式”发展进入到世界历史的先进行列。经济整合必须转变发展理念。彻底改变对GDP的盲目崇拜。时下，“红色中国”迫切需要“绿色经济模式”。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思路。“和谐社会”的提出，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认识的新发展。它表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布局已经由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三位一体，提升为包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内的四位一体。这不只是量的增加，更重要的是发展理念上的飞跃。从经济视角看，整合也是节约，整合力也是竞争力。这就要求我们以发展求和谐，以和谐促发展。其重中之重是建立健全工业返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东部沿海支持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发展的机制。随着东部沿海的开发、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深入发展，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被推到中国发展的前台。应当承认，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平衡是一个历史性的大问题。按照“和谐社会”理论，决定和谐的首要因素不仅仅是财富生产，也包括财富分配。实际上，实现共同富裕大体有两条路：“其一是消灭资产者；其二是消灭无产者和贫困。改革开放前中国走的是第一条路，没有走通。不得不走第二条路，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再让所有人和所有地区都富裕起来”。随着改革开放二十几年的发展，财富相对匮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不同区域、不同阶级和阶层间的经济地位不仅有差别，而且有的还很悬殊，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差距过大必然影响社会的安宁与和谐。因此，我们必须建立区域、阶层利益的整合机制。因为，不论是从现实上看，还是从理论上来讲，要消除社会的不和谐，关键还是要从制度入手，建立健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保障制度。这就必然要求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经济模式，以平衡穷人与富人、强者与弱者之间的矛盾。为此迫切需要贯彻以人为本理念。以人为本作为发展理念，就是要求我们在分析和解决一切问题时，把符合客观规律同反映人性发展要求结合起来，把物的尺度和人的尺度、科学尺度与价值尺度结合起来，用“共赢共生”的思维方式克服“两极对立”思维方式，在合作中求生存，在竞争中谋发展，在创新中立于不败之地。总之，经济整合要以人为本，走又快又好之路。不应以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增长，不应以牺牲社会和谐换取经济增长，不应以牺牲后代人的发展而换取当代的发展。
三、文化整合：构建核心价值观与明晰基本价值观，培育独立个性，支撑起民族复兴的脊梁
文化整合的出发点是整合多元价值观和强化文化认同，其落脚点则是构建核心价值观与明晰基本价值观。具体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核心价值观、马克思主义基本价值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我们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应当是以劳动为核心价值观建构的价值体系”和“认真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问题，争取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可能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推向前进的一个着力点，也是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切入点”的观点。因为“一个社会的本质、特征和理想追求集中表现为该社会的基本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价值既是当代中国社会的本质规定、应然趋向以及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根本利益的集中体现，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精神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相结合的结晶。有必要明晰和规定，民主、富强、公正、和谐、自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它们无论是在基本价值体系中还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都各有其特殊的地位和作用”。为此我们要强化文化认同，促进社会和谐。现代经济中的文化含量在提高，现代经济的运行常常要走文化快车道，现代文化的经济功能在增强。这既是现代经济的特征，也是现代文化的特点。我们必须努力构建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就要求文化必须反映人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实践中人们的生存境域、生活方式和发展命运，力求三者在实践基础上的内在统一。文化整合不仅要处理好国内问题，还要处理好国际间文化问题。因为在世界历史的境域下，我们要在民族性与世界性辩证统一的实践格局中来研究文化。过去我们对民族文化的研究，主要是在立足于民族文化的“传统——现代”的框架中进行，现在必须同时置于“民族性—全球性”，在更大的框架中来考查。众所周知，文化的发展归根结底受经济的制约，经济的全球化制约着文化的发展。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既要使民族文化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又要使民族文化适应全球化大潮。全球化不等于同一模式化，没有民族文化的独立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但是这种独立不是离开世界文化整体联系的独立，独立不是孤立。全球化客观上决定了民族文化的发展必然是一个世界性的过程。全球化的文化互动使得各国家的民族文化紧密相连，一个国家要是想真正保持文化独立性，走出一条健康文化发展之路，就只能适度开放，融入全球化大潮，不断增强自己的文化竞争力。只有如此，才能在国际文化竞争中赢得发言权，才能切实发展自己的文化，使其具有真正的独立性的自主性。由此可见，民族文化的独立与对全球化浪潮的适应并不是互相排斥的。文化是人在社会实践基础上的创造，有其自身发展进步规律。同时，文化作为人的自由本质和素质才能的表现，其进步就意味着人的全面发展上的进步。传统文化是民族的文脉，是民族文化整合与文化认同的巨大思想资源。文化认同的核心是运用自身文明的成就创造新的价值观。“中国的文化认同既影响到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也会对全人类的存在境遇和发展方向产生效应。我们应该提升中国文化上的软实力，吸收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丰富、优化自己的多重文化构成，同时坚持自己的核心文化特性，保持自己文化生成的自主能力和创造活力”。文化认同危机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文化认同危机不仅危及文化安全，而且必然导致政治合法性危机，中国共产党人对重建文化认同，恢复民族文化自尊心和自信心应有更大的贡献”。
无疑，文化是实践结构的内化和升华。世界历史条件下，特别是在全球化的境遇中，文化传承的空间和传承途径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于全球化带来了资本和信息的自由流动，先进的传媒工具和资讯手段使得文化传承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正越来越失去固有的空间，国家和民族的边界正在被消解，这样，文化传承不可能拘泥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范围内，而是纳入世界性的文化传播版图。因此，只有参加国际文化交流，才能取长补短，在交流中不断发展和壮大自己，从而在多元文化的较量中站稳脚跟，得以传承延续。这不是对民族文化的否定，而是丰富和发展，正凸现了与时俱进的品格。全球化进程无论从深度和广度说，都呈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态势。当今世界已联系成一个整体。不同文化形态的运动发展与变化呈现出一种整体的相关性和一致性，要求哲学研究贯彻一种人类境界、全球视野和世界胸怀，把各种分散的、孤立的甚至冲突的文化价值力量整合为一种凝结着“人类整体利益和整体价值理想的力量，从而使人类的文化实践行为充溢着一种健康自觉的人文精神关怀”。正确理解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辩证统一关系，在交流中融合，互相取长补短，达到共同进步。人类的任何一种文化都是相对其它文化存在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当今世上不同文化传统、不同思想学说，若不与其它文化发生联系，就不可能生成和发展自己。一个民族的文化若不是与其它文化处于相互关系之中，也就谈不上这个民族有什么特色的文化。一种文化若与其它文化隔绝和不相往来，满足于自我封闭、自我保守，就很难超越自身文化的局限性，从而陷入自我循环，走向没落的境地。交流是承认不同文化互有差异但又彼此能够相互吸收、相互借鉴的平等的交流。对话，是不同文化之间、不同价值观念之间的文化的对话。只有在宽容的交流与对话中，不断吸收外来新鲜的、进步的文化，才能创新，不断使文化走向进步与繁荣。
四、社会整合：构建和谐社会，培育和谐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和谐进步
社会整合的出发点是多元化社会，其落脚点是构建和谐社会和培育和谐人，主要目标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和谐一致。和谐社会，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要求有强劲的经济基础作为支撑，更要求社会政治民主体现可操作性，并进一步走向实质化，而且，在最为深层的意义上，是要实现文化的提升与自觉，实现精神内驱力的有效凝聚。这体现在每个个体的思想观念层面上，有必要重新认识和明确以下几种意识：尊重意识、规则意识、自律意识、整合意识、创新意识和生成意识。和谐社会的建构，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提升社会整合力，主要是加强执政党的整合能力，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协调社会各种利益关系，以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带动社会全面进步。我们所要实现的社会和谐，“是在经济政治文化不断发展基础上实现、同时又覆盖经济政治文化领域，从而具有基础性、普遍性的社会和谐。”社会整合是减少摩擦的润滑剂。通过科学统筹合理配置各种资源，一方面既可以使相对有限的资源发挥出最大效用，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各方互通有无，避免重复劳动和无谓的浪费。多一些整合意识，多一些统筹兼顾，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我们就可以少一些浪费，少一些代价。因为整合产生效益，整合产生力量。我们要构建的和谐社会应是一个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各尽所能、各得其所的社会，是一个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能力型社会。和谐社会最主要的目标是培育和谐人。因为社会是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的，和谐社会自然也不例外。我们认为，根据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进程，根据现代化建设的一般规律，根据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精神从“各尽其能、尊重诉求、各得其所、和谐共处和共生共进五个方面，概括提升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以此引领中国发展”，不失为社会整合的良策。
综上所述，政治整合、经济整合、文化整合与社会整合四方面是一个有机整体，不仅存在四方面内部的整合，而且四者之间也存在整合的问题，它不是一劳永逸的过程，而是相互制约、互相促进的永无止境的过程。我们的目标是：通过政治整合加强政治认同，通过经济整合合理配置资源和分配利益，通过文化整合提升文化认同，通过社会整合减少人际摩擦，最终达到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和谐发展的新平台。
参考文献：
[1]中央编译局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中心课题组.苏共民主化改革失败的教训[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1）.
[2]韩庆祥、雷鸣.以人为本：整合和凝聚当代中国社会各种力量的共同价值观[J].肇庆学院学报，2004（3）.
[3]蔡志强.注重政府与社会在危机应对中的协调[N].学习时报，2005-12-5.
[4]罗燕明.论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5（5）.
[5]谭培文.当代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经济哲学视角探索[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1）.
[6]李忠杰.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J].科学社会主义，2005（2）.
[7]侯才、栾亚丽、邓永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观[N].学习时报，2006-02-13 .
[8]韩震、李雅儒.多重文化认同[N].学习时报，2005-10-31.
[9]赵剑英.文化认同危机与建构社会基本价值观的紧迫性[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2）.
[10]邹广文.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整合[J].长春市委党校学报，2001（1）.
[11]李德顺.社会和谐与文化和谐[N].人民日报，2005-11-17.
[12]韩庆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基本价值[J].新视野，20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