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郭沫若考证《江汉》为“召伯虎簋铭”之一，虽然也有学者质疑，但对此问题并没有深入研究，本文拟从此入手，分
关键词：江汉 非铭文 召虎
中图分类号：I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06)01-0038-03
《诗经•大雅•江汉》非铭文考
《诗经•大雅•江汉》为历代公认的西周宣王朝时期的战争诗，诗篇记叙了召穆公召虎奉宣王之命平定淮夷叛乱之事。诗歌一二章叙述出兵平淮情状及始末；三四章叙出征前宣王对召虎的王命之辞，勉励召虎继承先祖康公遗业；五六章写淮夷既定，宣王对召虎的策命及召虎之颂扬王德。全文如下：
江汉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游，淮夷来求。既出我车，既设我旟，匪安匪舒，淮夷来铺。 江汉汤汤，武夫洸洸，经营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国庶定，时靡有争，王心载宁。 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彻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国来极，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王命召虎，来旬来宣，文武受命，召公维翰。无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锡尔祉。 釐尔圭瓒，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锡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万年。 虎拜稽首，对扬王休，作召公考，天子万寿。明明天子，令闻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国。
自郭沫若先生考证《江汉》为“召伯虎簋铭”之一，此结论遂为论诗者所公认。但随着对青铜铭文及《诗经》研究的深入，也有一些学者并不认可上述结论。本文拟从《江汉》诗篇并非铭文角度展开讨论，现分述如下：
一
首先，我们就“《江汉》为‘召伯虎簋铭’之一”的立论基础进行分析。郭沫若从考古出发，通过对出土青铜器铭文以及传世文献的研究，在他的《召伯虎簋铭》一文中说到：“此铭所记与《大雅•江汉》篇乃同时事，乃召虎平定淮夷，归告成功而作。诗之告成与王，即此之告庆，诗之锡山土田，于周受命，即此之舍以邑讯命司，舍典勿敢对；诗之作召公考，天子万寿，即此之对扬朕宗君其休，用作烈祖召公尝簋。考，即簋之借字，古本同音字也。”又说：“是则《江汉》之诗实亦簋铭之一也”。此说得到了陈子展、陈铁镔等学者的赞同，遂成定论。
郭沫若所见之《召伯虎簋》即为现在名为《琱生簋》的两件联铭青铜器之一，关于此二簋的具体内容到今日仍有争议，意见主要有两种：前者认为簋器所记为召伯虎为征讨淮夷事而自作的纪勋铭，后者认为所记是召伯虎为琱生裁定土田纷争事，琱生感激而为召公铸器。
《琱生簋》铭文中有“伯氏则报璧琱生对扬朕宗君其休，用作朕烈祖召公尝簋”几字，上述关于《琱生簋》内容的两种意见，前者断句为“伯氏则报璧琱生。对扬朕宗君其休”，后者断句为“伯氏则报璧，琱生对扬朕宗君其休”。如从后者，则琱生铸此簋器。管燮初在论及金文中的动词双宾语问题时说：“一般是第一宾语表示受事的人，第二宾语表示物，但也有个别例外，与上述情况恰恰相反”，他所举的相反的例子即为采自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中的“报璧琱生”一句。如从“伯氏则报璧，琱生对扬朕宗君其休”断句，则正符合管先生关于动词双宾语使用的一般规律的推断。并且，李伯勤针对簋铭文“用作朕烈祖召公尝簋”释疑说：“查《逸周书•祭公篇》载穆王对祭公说：‘我亦维有若文祖周公暨烈祖召公兹申予小子追学于文武之蔑。’可证周人称召康公为‘烈祖’没有什么奇怪。”则“琱生”作为叙事主语，言其“用作朕烈祖召公尝簋”从情理而言也是可以讲得通的。故此，笔者认为《琱生簋》的内容应为上述两种意见中的后者，即所记是召伯虎为琱生裁定土田纷争事，琱生感激而为召公铸器为准。而《江汉》所写乃召虎奉宣王之命平定淮夷叛乱之事，与《琱生簋》在内容上全不相干。
“诗之锡山土田，于周受命，即此之舍以邑讯命司，舍典勿敢对；诗之作召公考，天子万寿，即此之对扬朕
至于“作召公考”一句，郭沫若认为：“考，即簋之借字，古本同音字也”。王宗石说：“簋考同在幽部，一归见纽，一归溪纽，古音相同。郭氏考释考为簋之假借字，至确。”但是据《〈殷周金文集成〉引得》，“考”字在铭文中共出现607次，多为“文祖考”、“皇考”等固定的搭配方式，并不见与“簋”字假借的例子；且在《诗经》中，此种用法也仅见于《江汉》一例。“考为簋之假借”之说尚有待于深入的证实。《礼记•祭统》云：“（王所策命之人）再拜稽首，受书以归，而舍奠于其家庙。”孙希旦《礼记集解》引孔氏曰“‘舍奠于其家庙’者，卿大夫既受策书，归而释奠于家庙，告以受君之命也。”依照先秦礼仪，大臣在受到王命册封之后需祭奠于家庙，同样也有祭祀的言辞。《毛诗传》：“考，成。”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斯干》为宣王考室之诗，《无羊》为宣王考牧之时，则古者颂祷之辞可谓之成，即可谓之考。”与上文对照，“考”为“古者颂祷之辞”此说似更为合理。
由上述所见，“《江汉》为‘召伯虎簋铭’之一”此推论有必要重新探讨。
二
认为《江汉》非铭文之作，也可以从主旨上予以说明。
《江汉》诗作于宣王中兴这是毫无疑问的，关于其诗旨，《诗序》说“尹吉甫美宣王能兴衰拨乱，命召公平淮夷”；《诗集传》认为：“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诗人美之”；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以为它是“庆赏报塞”“归美康公”的庙器铭。现代学者多受郭沫若影响，认为《江汉》是召伯虎自铭其器之作，颂扬其先祖召康公之德与天子的英明。
《江汉》为召伯虎所作，这一点现在再无争议。“既出我车，既设我旟”、“经营四方，告成于王”，是统兵出征的将帅口气；“告成于王”，更是显现出恭顺虔敬的态度，故此，赵逵夫师说“细读诗本文，实为召伯虎所作”。清代陈启源认为《江汉》是尹吉甫作，但“疑何以独与召穆公直称其名”，其实这与“吉甫作颂，其风孔硕”是同样的道理，称召虎之名，正是召穆公自己作诗的证据。
细观本文，《江汉》的重点放在了诗歌的中后部分。三到五章是王命召虎的册命辞。其内容中，虽也有“文武受命，召公维翰”，“召公是似”，“自召祖命”等称扬召穆公的言辞，但上述文句本引自宣王的册命文辞。西周实行的是以为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度，官职权望父子相承，故此王命之时，多言受勋者先祖之功，这是西周册命的惯例，不足引证为召虎称扬先祖之美。倒是诗歌末章“明明天子，令闻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国”道出了此诗的主旨所在，即为颂扬周宣王之功。虽然是召虎领兵平定了淮夷，但且看三章的第一次王命，有“式辟四方，彻我疆土”的方针；有“匪疚匪棘，王国来极”的原则；有“于疆于理，至于南海”的规划，说明宣王已经具有了完整的战争谋略。四五章则体现了宣王对于臣下的劝勉，鼓励召虎以先祖召公的赫赫功业为楷模，继承佐助周朝天下，并大加封赏。这些都是安定人心的举措。诗的结句“矢其文德，洽此四国”，与其说是出于“劝戒”之语，倒不如说是召虎对于周宣王高瞻远瞩的衷心颂扬之辞。故此本诗实为召虎归美宣王之作。
西周时期，青铜礼器上的铭文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至中晚期，铭文布局基本上程式化了。《礼记•祭统》上说“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此时的铭文尾辞皆为自祝其寿，如“颂其万年眉寿无疆”，“驹父其万年永用多休”之类的祝祷之语。这里的“颂”和“驹父”实际上指的是以他们为代表的宗族势力。同样，《琱生簋》“对扬朕
三
周代铭文有不少是有韵的（早在武王时代的《大丰簋》铭文里就已经用韵），喜欢用整齐的四字句的铭文也相当多。从句式特点看，与《江汉》最为接近的是宣王晚期的《虢盘铭》，其铭文曰：“唯十又二年正月初吉丁亥，虢季子白作宝盘。丕显子白，壮武于戎工，经维四方。薄伐猃狁，于洛之阳。折首五百，执讯五十，是以先行。……王锡乘马,是用佐王。锡用弓，彤矢其央。锡用钺，用征蛮方。子子孙孙，万年无疆。”每一句的尾字如“阳”、“行”、“王”、“央”、“方”、“疆”，均为阳部协韵，唐兰先生以为正是“诗篇的形式”。并且，《虢盘铭》与《江汉》的作时年代相当，皆为宣王时期，故此我们在这里将《江汉》与虢盘铭文从文本角度做一比较。
首先，《诗经》中的战争诗多用笔墨去进行声威和气氛的渲染，而较少具体的细节叙述，而铭文却有细致的铺叙。《江汉》中的描写，如“江汉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游，淮夷来求。既出我车，既设我旟，匪安匪舒，淮夷来铺。江汉汤汤，武夫洸洸，经营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国庶定，时靡有争，王心载宁。”诗篇开头，扑面而来的就是汹涌奔流的大江之水和雄武精壮的军队战士。江涛人流，互相映衬，蔚为壮观。紧接着“既出我车，既设我旟”，车马已备，旗帜亦张，透过战前的紧张筹备，亦可隐约见将帅士卒对于这场即将来临的战斗的热切期盼。但是关于战役的描写到此嘎然而止，跟着的就是“四方既平”的辉煌战果，而并不见战场短兵相接的血腥屠戮场景。正如清朝牛运震在《诗志》卷七中所说：“（一章）‘浮浮’‘滔滔’，水光兵气合写，有声势，两斥淮夷，志专气锐，却写得雍容节制。（二章）‘洸洸’亦贴水势写出雄武，‘经营’‘告成’，此所谓有征无战也。”
如果说《江汉》是笔约意远，相较之下，铭文在细节的表述上可就是不厌其烦了。郭宝钧曾说，铭文有夸耀之用，故撰写不嫌其长，虽然刻铸不易，但是战果成绩和周王锡命之赏仍然是很详尽的。《虢盘铭》：“折首五百，执讯五十，是以先行。……王锡乘马,是用佐王。锡用弓，彤矢其央。锡用钺，用征蛮方”，正是典型的例子。《江汉》与《虢盘铭》所记同为战争之事，但《江汉》却无此类的描述。“釐尔圭瓒，秬鬯一卣”，“锡山土田”看似详尽，实际上却有不同。《诗集传》说，天子九命赐圭瓒秬鬯，属于最高等级的封赏。但是考之金文，“圭瓒秬鬯”仅是九命封赏中的代表之物，其他尚有许多附属的赏赐。此点也反映了《江汉》作为诗歌的简约概括的特点。
其次，《江汉》受风体影响，流利生动；而铭文则不脱板滞凝重的套式。《江汉》首二章气韵流动，回环有致，“浮浮”“滔滔”，“汤汤”“洸洸”皆为互文，《毛诗传笺通释》：“盖欲以江汉众强比武夫，因以武夫广大似江汉，互释之耳。”既为实景描写，又兼具比兴之意，难怪后人对此赞叹不已。铭文中虽然也出现了修饰性的言辞，如“彤矢其央”的“央”字，即为鲜艳明亮的意思，但是远没有达到《江汉》中水乳交融的程度。
《江汉》一诗在结构上采取了倒叙的方法。首、次两章叙写召虎发兵征讨淮夷，却将宣王出兵的王命置于战事之后，突破了平铺直叙的模式，使得诗篇波澜起伏。铭文则在西周中后期出现了固定套式。以《虢盘铭》为例，“唯十又二年正月初吉丁亥，虢季子白作宝盘”，“子子孙孙，万年无疆”，开头指明了时间，结尾表达了祝愿。除此之外，其它铭文有的还有“对扬天子丕显休”的颂扬辞，“用作╳╳宝尊鼎”的作器辞等等，虽然也有个别例外，但其套式终归是有迹可寻；并且铜器铭文行文比较保守，叙事多为顺次而来，从而与诗歌的灵活曲折具有了不同的表现。
就文本而言，多言册命本是铭文的特征，而《江汉》借鉴了其体式，也由此带有了铭文刻铸传承不朽功业的意义，这正是诗歌发展过程中与其他文体互相渗透的结果。
此外，以《江汉》为代表的《诗经》中的一些战争诗，从正面描写了天子、诸侯的武功，表现出强烈的自豪感，充满乐观精神，是礼乐文化崇德尚义，注重文德教化，使敌人不战而服的政治理想的体现。铜器铭文则笃信鬼神有灵，具有世禄观念，是祭祀文化的反映。两者具有鲜明的差异。
青铜礼器则本为祭祀之用，刻铸铭文也是相信祖先神灵可以有知，从而达成心愿，虽然在马承源看来铸器铭文具有加强宗法制度的作用，也是周礼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从根源上讲，它仍然是祭祀文化的表现。
由《江汉》中 “四方既平，王国庶定，时靡有争，王心载宁”的诗句中，我们可以看到，诗歌的情思不再局限于个人的狭窄天地，而是回旋于变易不居的历史长河之中，更加注重的是对现世人生的褒扬与感叹。周人从殷商灭亡的历史教训中，逐渐形成了天命无常的维德理论，反映在战争诗之中，便是强调“时靡有争”的文德教化，而弱化了强势暴力的血腥屠戮。“明明天子，令闻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国”，此二句更是以乐观高亢的感情基调和壮大的气势反映了宣王中兴时代昂扬的民族精神风貌。《江汉》正是礼乐文化熏陶之下的产物。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郭沫若关于“《江汉》为‘召伯虎簋铭’之一”的结论，仍然有不尽完善之处；且从主旨、文本及文化基础等方面看，《江汉》都与铭文具有极大的不同，故此笔者在这里推断《江汉》并不是铭文。才疏学浅，难免有所疏漏，恳请方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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