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代科学是特定文化的产物，是理性逻辑推理与实验经验构成的富有内在张力的知识结构。前一要素主要来源于古希腊哲学的求知欲，而后一要素则主要是从文艺复兴时期以培根为代表的经验论发展而来的。基督教思想则将二者融合起来，它给希腊的求知欲提供了达到真知的理论前设，又给经验实验注入了永恒的动力。这样近代科学才真正产生和形成。而当科学发展到以无穷榨取自然为目标，以尊崇自身为绝对时，它就已经失去了其初衷，就迫切需要从基督教思想中汲取智慧来反观自身，以认清自己的位置，调整自己的方向并且正确地运用自己所取得的成果。
关键词：求知、逻辑、经验、创造、真理
中图分类号：B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05）01-00
基督教对科学的推动与指导
石衡潭
当今之世，我们面临这样一种尴尬的局面，一方面，科学与人文，科学与宗教之间的紧张与矛盾越来越大，人文精神日趋退缩，而科学主义则大举进攻，大有席卷天下之势，人们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唯科学之马首是瞻，奉科学为神明；另一方面，科学本身内部又产生了诸多的歧异，难以达成普遍有效的共识，这又使人们陷入迷茫与无所适从的境地。这种困境的根源就在于人们没有认识清楚科学、人文、宗教之间的关系，没有摆放好它们各自的位置，所以，对三者之间的关系做进一步的梳理是十分必要的。由于我们所说的科学（主要指近代自然科学）主要是在基督教世界的背景和条件下产生的，所以，我们主要来考察基督教与科学、人文的关系，重点在于说明基督教对科学的推动与指导作用。
一、科学的定义及其来源
（一）科学的定义
什么是科学？按照马克斯·韦伯的理想型“科学”概念，似可这样描述：1.对自然的研究；2.这自然独立于人之外，是通常所谓客观自然，是已然之物；3.这已然之物呈现给人的是表面的现象，科学的任务是揭示现象之后的本质及规律；4.研究得出的关于自然法则的理论，须由实验证实；5.研究以改造自然为目的，其手段为机器之设计制造；6.科学理论是以数学为架构的符号模型，是理性的建构；7.这理性建构以语言的运演为手段，语言概念在其运演过程中塑造出一种逻辑秩序。
蒙克（R.Munch）则这样来描述现代科学：“赋予现代西方科学以自己的特性的本质标志是，抽象概念的理论建构、技术的实践发明、演绎的逻辑证明和由理性实验引导的经验观察的统一。这四种要素在整个科学系统中都具有一种特殊的功能。”
从他们描述中，我们看到科学本身一般具有这样四个基本要素：理论、技术、逻辑、经验，而这四个基本要素又可以概括为理性逻辑与实验经验两个大的方面。因此，我们大致可以将科学概括为以数学为基础的经验理性，即理性逻辑推理与实验经验构成的富有内在张力的知识结构。
科学并非是自然形成的，而是文化的产物，并且是特定文化的产物。科学的两大方面、两大要素主要来自于两大文化传统与文化根源。科学中的逻辑理性要素主要来源于古希腊哲学的求知精神，而其中的实验经验要素则主要是由文艺复兴时期以培根为代表的经验论发展 而来的。
（二）近代科学的来源
1.古希腊的求知精神。前面谈到，人类科学的产生，首先人要从自然中分离出来，要有人与自然的一种主客对待关系，还要有人对自然好奇、探究的态度。古希腊恰恰具备这样的条件。自泰勒斯以来，古希腊人就一直在企图寻找宇宙的本质与本原，从具体的水、气到抽象的理念，不一而足。希腊哲学试图凭借理性来揭开宇宙之谜。希腊的哲学（philosahpia）一词本身就是爱（philo）智（sophia）的意思，爱智不是一般的学习知识，而是摆脱实际需要、探求那种非功利的知识。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讨论智慧时说“理论部门的知识比之生产部门更应是较高的智慧”，“为这门学术本身而探求的知识总是较之为其应用而探求的知识更近于智慧，高级学术也较之次级学术更近于智慧。”同时，他指出，真正爱好智慧的人“探索哲理只是为想脱出愚蠢，显然，他们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目的。”
其次，还要有一种信念，确信人是理性动物，而自然同样有着内在的理性结构，所以人可以系统地揭示自然。古希腊哲学恰恰将理性视为人的本质特征。苏格拉底认为人是灵魂、肉体和由这二者结合而成的整体，肉体是灵魂的工具，灵魂是肉体的统治者，而灵魂的本质即理性。他的名言是“美德即知识”。柏拉图继承了这种观念，他认为灵魂由理性、激情和欲望三部分组成，其中理性起指导作用，他所说的灵魂不朽主要是对理性部分而言。亚里士多德也认为人的灵魂由理性部分和非理性部分组成，理性占主导地位；即使是非理性部分，也仍然分有理性，并且受理性的约束。他说非理性的东西“至少在自制的人那里，它是受理性约束的。至于那些审慎、勇敢的人对理性则更是百依百顺，因为他们与理性本是声气相通的。”“我们应该尽一切可能，使自己升华到永生的境界，使自己无愧于我们身上所存在的最优秀的品质去生活。……对于人来说，这就是以理性为基础的生活，因为它才使人成为人。”“理性”体现在人的行为和品德之中，也体现在人对自然的探究、对知识的掌握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在古希腊，事实与价值、科学与人文并没有像后世那样分离，古希腊的科学就是自然哲学，是哲学的一部分，而哲学被看成是一切科学（知识）中最高级的。古希腊人也把事实与价值、科学与人文的统一视为最终的目标，在当时体现为求真与求善的统一。苏格拉底认为美德即知识。柏拉图从来不满足于对事物是怎样的说明，而总要探究为什么的目的。他认为学习算术和几何的目的不是做买卖，而是“迫使灵魂使用纯粹理性通向真理本身”。而在他的全部理念中，最高的理念就是善。亚里士多德以科学为探索世界必然真理的公理体系，而求知本身便是最高幸福。“凡是思辨所及之处就有幸福，哪些人的思辨越多，他们所享有的幸福也就越大，不是出于偶然而是合乎思辨，因为思辨就其自身就是荣耀。所以，幸福当然是一种思辨。”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古希腊的一切学问但是建立在同一律的基础之上。从巴门尼德开始，古希腊人就认为存在与对存在的认识是可以同一的，对存在不真实的认识被称为意见，而对存在真实的认识就是真理。也就是说真理与存在是同一的。巴门尼德说：“思维与所思维的是同一的，因为没有它所言述的存在，你就不能思维。”（巴门尼德《论自然》）巴门尼德所说的存在是一般的，整体的，好象铁板一块，不能动弹，后来，柏拉图对之做了修正，运用通种论将一般的存在分开来，挽救了现象，但直到亚里士多德才最终完成了存在从一般到个别的转变，并且给予这种转变以哲学、逻辑的系统解释。亚里士多德主张科学的基本对象是存在。他在《形而上学》说：“有一门学术，它研究‘实是之所以为实是’，以及‘实是’由于其本性所应有的秉赋”而在亚里士多德心目中，存在与本体是同一的，而且他所说的存在是具体的，是“这个”。“大家所常疑问难的主题，就在‘何谓实是’也即‘何谓本体’”。在《范畴》篇中他说得更清楚：“任何一种本体都意味着确定的一物”（3b10）亚里士多德同样相信存在与思维的同一性，而且他将语言提高到了同等重要的位置，他将整个世界变成了对象，变成了主词，也就将语言实体化了。他相信通过语言的运演就能够把握存在。在这里，我们看到，古希腊哲学有强烈的知识论倾向，即使对本体的探讨也转化为了一种理性的认识。相应地，我们发现，在古希腊思想中，有严重的轻视物质、质料以及相应的轻视经验实验的倾向。柏拉图认为，人由灵魂与肉体两部分构成，灵魂是不朽的，而肉体则是易腐的，人的灵魂只有不断摆脱肉体的缠绕与羁绊，越来越臻于纯粹，才能达到对真理的观照与认识，而这才是人生的目的。在这样一种无限推崇灵魂、理性的思想背景中，很难产生对经验的兴趣，更不用说从事实验科学了。所以，近代科学的另一要素——实验经验要素要到其他地方去寻找。
2.近代的经验论。近代经验论产生于文艺复兴时代，这一时代最重要的成果是对人的重新发现。人文主义者以人为中心和原点，从人的角度去看待和评判一切，人被视为最高价值。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满怀激情地表达了这一信念：“人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杜威尔对文艺复兴时代的精神作了这样的概括：“文艺复兴运动最深的宗教根源乃是人性的人本宗教，即它的自由（脱离要求他服从的信仰）与它的自主（就是以人性为自己的律法）。”
不过，文艺复兴时代所推崇的主要不是像古希腊那样的理性的人，而是感性的人。所以，强调对自然的利用，让自然为人类服务。经验论就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产生的。培根倡导经验论、归纳法，就是要避免科学成为抽象的思考和空洞的论证，而使之增进人类的物质福利。近代科学正是沿着他的思路发展出了操作主义的经验实验论。而这种可以严格控制可重复操作的实验，是近代科学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另一要素。美国科学史家科恩说：“新科学的一个革命性的特点是增加了一个实用的目的，即通过科学改善当时的日常生活。”
古希腊哲学所崇尚的对自然的认识与理解和文艺复兴运动所宣扬的对自然的控制与利用代表了人类的两种趋向或者说人性的两极，这两者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张力。正是这种张力推动着近代科学向前发展。但这种张力形成的前提是什么？它是怎样逐步形成的以及怎样保持平衡而不至于失控，则不是它们本身所能够回答的。在此我们就必须考虑到基督教在科学产生中的地位和作用。
二、基督教与科学的产生
（一）基督教为科学的产生提供了理论前设
科学之所以成立，在于其因果联系的齐一性，这就是科学的原初设定，但这种原初设定从何而来呢？它靠什么而得到保证呢？这却不是科学本身能够回答的。
古希腊人具有强烈的求知精神，他们孜孜不倦地企图去认识世界的本原和真相。但他们首先认同于这个世界，视这个世界一切存在为当然必然，仅仅在这个世界之中去寻找它存在的终极理由与根据，而且他们相信自己凭借理性已经找到了。留基波、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都认为世界是由原子的偶然碰撞而产生出来的。但他们并没有追问世界是究竟从哪里来？所以，不可能找到终极答案。他们认为人是具有理性的动物，但他们没有追问人的理性从哪里来，人从哪里来？亚里士多德似乎比前辈更进一步，他追索到了致动的不动者，他称之为神，但这神除了作为第一动因外，与世界和人还有什么关系，他仍然不甚了了。所以，整个希腊哲学，并没有为人的知识、理性提供一个确切的基础，终极的前提，这样，理性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不能保证其自身真实有效。所以，我们看到，古希腊自然哲学所提供的是一个自我封闭、自满自足的公理系统，提供的是与现象相脱节的本质与理念；所以，我们看到，苏格拉底一生想要寻找关于判断善恶的终极尺度的知识，结果却只能以“自知己无知”而告终。无论是求真还是求善，古希腊人都没有找到最终的答案。
只有基督教才解决了这一难题，给世界与人提供了终极依据，给知识、给科学提供了理论前设。与古希腊人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一样，在基督教思想中，强调人首先要清楚人与上帝的关系，这样，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就明白了。《创世记》开宗明义：“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创世记》1：1）上帝是世界的终极基础，是世界的绝对前提。上帝是造物主，而世界是被造物；上帝是绝对的，而世界则是偶性的，即它是可存在可不存在的，而不是像古希腊人所理解的那样必然存在。只有理解了作为终极的上帝，才能合乎逻辑地理解上帝所创造的世界，而上帝作为终极，超越于一切逻辑之上，所以对上帝的理解首先要求对上帝的信仰。“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上帝是独一的主。”（《申命记》6：4）
世界虽然是偶性的，但却不是任意紊乱的。上帝有计划地创造了一个具有严整秩序和内在理性的世界，所以，这个世界是有规律的，是可以理解的。同样，上帝还创造了人类，人类是上帝创造的顶峰。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人，“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创世记》1：27）所谓上帝的形象和样式就是指人的理性、德性和灵性。人具有理性，认识世界才是可能的，人正是凭借上帝所赋予的理性来认识上帝所创造的世界。当人们信仰上帝创造了具有内在理性结构的世界并且同样赋予了人以认识这一结构的理性时，才会有博大信心去全面揭示万物的规律。9世纪的伊利金纳认为，上帝创造世界是“神显”，即上帝显现出自身的道或圣言中的理念。１２世纪里尔的阿兰所著的《自然的哀叹》代表中世纪的自然观，称自然的秩序、万物的法则是上帝的创造。波义耳认为大自然是一个规律的体系，各种动因连同它们所作用的物体根据这些规律，在万物创造者的支配下行动和承受行动。牛顿相信上帝无所不在，万物都包容和活动在他里面，相信上帝通过自己的亲临而洞悉万物、统治万物，这使他对引力定律的普适性更加深信不疑。
（二）基督教为科学的产生提供了根本动力
古希腊人只追求对自然的理解，而不重视对自然的利用，只重理念、形式，而轻物质、质料。基督教则将这二者结合了起来。首先，从上帝向人类的启示和人类对上帝的认识来说，人应该认识自然。上帝通过特殊与普遍的方式来向人类启示自身，叫人类认识他是天地万物的主宰，独一的真神。特殊启示包括上帝拣选以色列作为他的选民，以及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世界，是上帝的自我启示；普遍启示则从宇宙、人类和人类历史三个领域体现出来。“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诗篇》19：1）“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叫人无可推诿。”（《罗马书》1：20）这个世界是神的启示，是神与人交通的渠道。所以，人通过认识上帝所创造的宇宙万物来认识上帝，与上帝交通，这不仅是上帝所允许的，而且是上帝所悦纳的。唐逸先生指出：“文艺复兴时期罗马桂冠诗人斐特拉克虽然崇拜希腊文化，却认为宇宙是由具有理性的上帝所创造的，故必呈现内在的理性，而科学家揭示这个理性结构，便是崇拜上帝的一种表现。”培根在手稿中说：实验科学的兴起不仅是宗教所认可的，而且也是上帝本身所认可的；笛卡儿认为自己是在发现上帝放进自然之中的法则；牛顿声称太阳系的规则性预示了一位智慧的、强有力的存在者的计划和统治；约翰·雷说他在鸟儿的迁徙中看到了上帝的卓越智慧；墨森尼指出物理定律是神的意志，即秩序的最终源泉的体现。
其次，从上帝的创造和救赎计划来看，人应该认识和利用自然。人类是上帝创造和救赎的中心，自然是活动的舞台和管理的对象。“上帝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创世记》1：28）上帝给人类的使命是治理和管理自然，要完成好上帝所交代的这项使命，人类首先必须认识自然，因自然是偶性的存在，人类就必须通过经验的方式来逐步解开自然之谜。神的授意和庇护给科学工作赋予了价值与尊严，科学史上的许多发明创造都是在这样一种“天职”观念鼓舞下而产生的。培根指出科学有助于恢复人类因亚当犯罪而失去的对自然的控制，哥白尼认为揭示由神性所孕育的宇宙和谐是天文学家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们在基督教思想传统中可以找到逻辑理性和经验实验的因素。虽然中世纪经院哲学所讨论的不少问题比较烦琐，没有多少实际的意义，但是，却使人类的逻辑思维水平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境界，这为后来科学的产生作了智力上的准备。同样，在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也并不缺乏经验和实验，13世纪牛津大学方济会修道士格罗斯泰斯特指出感觉经验是知识的基础。他已提出初步的近代科学论，并从事初步的科学实验。这成为后世经验论的来源。
所以，有的学者这样总结现代科学与基督教的关联：“现代科学若不是发自根深蒂固，尊崇圣经的基督教信仰之精神与动力，就不可能孕育出来。”
三、科学的危机和基督教可能对科学提供的指导
（一）科学的危机
近代科学的产生离不开希腊哲学的求知精神和近代经验论的滋养，也离不开基督教思想对它的支持与激励，但是，近代科学的产生与发展过程，同时又是与上述精神传统逐步分离的过程。随着时间的发展，这种分离越来越加大。这就使近代科学具有了不同于以往科学或自然哲学的特征，具体来说就是近代科学越来越趋向于近代人文主义思想，趋向于以理性主义为核心的启蒙思想，而越来越偏离基督教精神，使近代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成为了希腊求知精神和经验论直接粘合剂，而基督教精神退居次席。大约18世纪是这种分离的决定性时代，１８世纪被称为理性时代，在这一时代，科学与宗教的关系被简化为一种两极对立、此消彼长的关系，理性、科学被视为光明与进步，宗教则常常与迷信相提并论，被看作黑暗与愚昧。以伏尔泰为首的百科全书派对教会和宗教进行了强烈的抨击，马修·廷德尔和梅斯里尔等自然神论者和唯物主义者一步步将神从宇宙自然中驱逐了出去……这样就使18世纪以来科学的在品格上具有了不同于以往科学的特征，正是这种特征给它带来了危机：
1.对自然的无穷索取。在古希腊哲学传统中，哲学家追求的目标是认识自然、理解自然，他们对自然怀有一种非功利的态度好奇和欣赏的态度；基督教思想认为上帝创造自然和人并鼓励人去认识和管理自然。由于自然是神的造物，人们对之怀有敬畏之情；由于认识管理自然是神的旨意，人们不敢滥用自己的权利。而近代科学在摆脱了基督教思想的指导而与近代人文主义相结合之后，产生了对自然的新态度。他们以人类为中心为原点来看待自然，这样，自然被看成是一个无穷无尽的资源库，人类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需要来向自然任意索取甚至榨取。由于缺乏有效的自省与控制，人类欲望会不断扩张与膨胀，最终会导致资源的枯竭和整个生态环境的破坏，这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必然结果。
2.对理性的无限崇拜。近代无限崇拜理性，“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是这一时代精神的集中表现。此时的理性已不同于古希腊的寻求理解的理性，而是一种力图控制的技术理性，是人的权力意志的结果。这时候人们认为以理性为核心的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如果有些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那时由于科技还不太发达，随着科技的进步，必将得到解决；如果出现了不良的结局和负面的影响，科技也可以靠自己的力量消除。对理性的无限崇拜还表现为科学无禁区的自由探索。如对核聚变的研究，对克隆技术的研究等。这些研究的破坏性后果有的已经显示出来，有的尚未显示，也许这尚未显示出来的更令人担忧。
所以，对近代科学从传统思想中的分离应该从两方面来看待，一方面，近代科学摆脱了一些不利于其自身发展的传统因素的束缚（如中世纪神学对它有所钳制，使它处于神学之仆女的地位，），获得了独立的地位与品格，这有助于科学的迅速进步与发展。另一方面，近代科学与以往精神传统尤其是与基督教精神的分离也给自身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二）基督教可能对科学提供的指导
科学要摆脱自身困境继续健康向前发展，还离不开人文特别是基督教对它的指导。这里所说的指导并不是要干预科学研究的具体环节和具体过程，而是一种领域上的划分、方向上的指引、作用上的限定。我们认为，基督教对科学的指导可以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1.确立科学的位置。现代人视科学为万能，把科学抬到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无论什么都以科学为标准来衡量，甚至生活方式都以科学来标榜。这种将科学绝对化、信仰化的态度就是科学主义。科学主义错误地摆放了科学的位置、错误地估价了科学的作用。而基督教思想可以用来纠正这种错误。基督教认为人是灵魂与身体的统一体，人既有身体，又有灵魂，而这身体是灵魂的身体，这灵魂是身体的灵魂。身体和灵魂都为神所造，神给信他的人赐下圣灵，叫人明白一切的真理，引导人走义路。而我们所说的理性只是人灵魂的一部分，是灵魂所具有的一种能力，以理性为核心的科学也同样如此。所以，从人的本性来说，理性不应该被当作人的全部，也不应该被当作人的最高和主导部分。灵魂和身体都要由神所赐真理的圣灵来整合，来引导，这样的人才是完全协调的人，突出和拔高人的其他任何一个部分，都会导致人整体的失调，使人成为单项度的人和异化的人。而从人类文化的构成来说，以理性为核心的科学主要属于认知领域，其任务是对事实进行观察分析和整理，虽然它也可以对文化的其它层面施加影响，但却不能无限地跨越自己的领地，向其他领域大踏步进军，尤其是闯入价值领域指手划脚；价值主要是人文的领域，尤其是宗教的领域，维特根斯坦曾说：即使所有科学问题完全获得答案，也涉及不到生命的问题。这也同样说明科学是有其限度的。
2.指引科学研究方向。从科学的发展历程来看，科学与人文本来是一体的，科学发端于人文，科学的前提和基础是人文，科学有着与人文一样的追求目标——那就是自由。古希腊人对自然的一种非功利的认知，就是企图建立与自然的一种自由的关系；他们视哲学为最纯粹、最自由的学术，视最理性的人为最自由的人。亚里士多德说：“只因人本自由，为自己的生存而生存，不为别人的生存而生存，所以我们认取哲学为唯一的自由学术而深加探索，这正是为学术自身而成立的唯一学术”（982b24-27）。当然，这是古希腊人对自由的一种理解。其实，最根本的自由还是蕴涵在宗教的真理之中。基督教是这样来讲自由的：“你们若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翰福音》8：31、32）自由就是遵守神的道，就是理解并遵循上帝所启示的真理。在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关系上，上帝让人高于自然、世界，神给人的任务是治理和管理。治理和管理不同于超然的认知，超然的认知太袖手旁观，太消极无为，是将自己等同于自然，与自然平起平坐，或者视自己为自然之一部分，且对于自然没有利用和改善，辜负了神的一片美意。治理和管理也不同于征服和改造，征服与改造是让自己无限地高于自然，把自己当作了自然的主人，而忘记了自己与自然同样是上帝的造物，自己只是托管者(trusteeship)，上帝才是真正主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诗篇》24：1）这样，人就可能滥用自己的权利，无限度地开发、掠夺、榨取自然，使原本美好的自然变得面目全非。在基督教思想中，治理和管理自然，是上帝交给人的责任与义务。管理人的职责是管理和照顾某人的东西。神拥有一切，而做为管理人的我们乃是为神管理照顾他的事物。我们的义务乃是忠于这份管理权。主赋予我们特别的责任来管理照顾所给予的事物。要求有对上帝的敬畏与顺服、感谢与赞美，对自然的观察与认识、珍惜与爱护，对自己行为的小心与谨慎、认真与负责，这样才会不负上帝的重托。以自然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科学也只有遵循圣经的这些教导，才能使科学在真理的道上前进，才能使人类获得真正的自由。
3.指导科学成果的利用。如果说，科学研究也许可以只顾事实而不论价值的话，那么对科学研究成果的利用，就绝对离不开价值观的引导了。同样是原子能，可以用来发电，造福于人类，也可以用来制造原子弹，残杀人类。同样的生物技术，可以用来治疗疾病，防治虫害，也可以用来制造细菌弹等生物武器，传播疾病，破坏土地。基督教思想也同样可以指导科学成果的应用。基督教指示正确的人生目标在于荣神益人：“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归于他，只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罗马书》11：36）“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以弗所书》1：12）科学成果同样应该用来荣耀神的名，用来造福全人类。应该阻止科学成果用于扩大贫富之间的距离，用于制造杀伤人类的武器，用于破坏自然生态的平衡，用于一切异化和非人性化的目的。这样，人类才有可能在这个地球上继续生存下去，才有可能得到健全的生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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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石衡潭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基督教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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