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问题与原创文化研究
摘要:现代性是现代化追求的目标。“理性”是现代性的核心观念,“自由”是现代性追求的根本价值。现代性问题起源于对理性自身的信仰,“无意义”和“虚无主义”是现代性问题的集中体现。人类历史上产生的几大原创文化都对“天道”、“人性”有根本的把握,原创文化研究是解决现代性问题的可能资源和途径。
关键词:现代性 现代性问题 理性 自由 原创文化
中图分类号:C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03)01-0038-04

一、什么是现代性
“现代化”至今仍然是我们民族的追求和梦想。现代化“一方面仿佛是我们未来命运的宣示,另一方面也是我们百年未了的悲情刻写。”但是我们对我们自己所追求的东西长久以来都不是很明白的。现代化追求的就是“现代性”(modernity)。虽然西方社会比我们更早地开始了现代化进程,更早地意识到了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差异,但系统地反思什么是“现代性”,也是晚近才开始的。现代性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综合概念,它可以从经济、政治、宗教、艺术、哲学多方面来理解。一般说来,“现代化”就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进程,而“现代性”这个概念用来标志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及其与传统社会的本质差别。本文并非对于现代性和现代性问题的专门研究,仅从学界已经做出的研究出发,对这一概念择要描述 ,以资说明原创文化研究为解决现代性问题的可能途径。
1、“理性”是现代性的核心
发源于西方的现代性只能从西方文明内部去理解。希腊的理性精神和希伯来的虔诚信仰是西方文明的两个源头,也是推动西方历史发展的两个缺一不可的巨轮。人类历史从史前史进入“轴心时代”以来,各个伟大民族都对“自然”、“神”、“人”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系统的反思和总结。希腊,正如黑格尔所言,是现代欧洲人的精神家园。希腊人发现了(或者说确立了)“自然”、“宇宙”、“存在”、“神”、“人”的共同本质,逻各斯:理性乃是天道或天命,万物皆被此天命,而人尤多;因而,一方面,承接、珍视、展开此天命乃是人的“应当”之所在,另一方面,人,作为理性本质之尤著者,它也具备此参赞天命之能力而具坚强之自信。理性原则就是知识原则,哲学与科学是(严格说来它只是)希腊精神的本质。希腊人依赖“天赋理性”来认识自然、人和社会,甚至最高的统一存在“神”,从而克服人类与生俱来的“命运”之感,为人类在黑暗宇宙中生存开启一道光亮。
希腊城邦共同体瓦解之后,希腊理性渐渐渗透进西方新的人类共同体之中,只是在人类精神中失去了它的显赫独尊的地位。经过一千多年与信仰的交织和纠缠,理性从启蒙时代开始重新获得了它的终极地位,成为一切价值之源和评判现存事物的准则,成为人们判定一切存在的合理性的法庭。近代社会是一个理性逐步摆脱信仰获得独立地位直至压倒信仰,在各个方面深入展开其自身的历史。
坚定的理性主义是近代哲学的第一个原则。笛卡儿将理性的自我意识作为确定存在的起点,也即作为哲学体系演绎的出发点。“我思故我在”成了理性主义哲学的标志性命题,黑格尔对此作了高度评价:“笛卡儿事实上是近代哲学的真正创始人,因为近代哲学是以思维为原则的。?D?D哲学在奔波了一千年之后,现在才回到这个基础上面。”就理性是哲学的本质而言,康德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他的“三大批判”对“理性”做出了全面的分析和确证,指明了理性的能力、应当和界限之所在。理性是科学和道德的根本条件,只不过它在科学认知领域中表现为“自我意识”、“我思”、“先验统觉”等不同名称所表示的理性的综合统一能力,而在道德领域中则表现为“自由意志”的立法能力。无论是人为自然立法,还是人为人自己立法,根据都在理性主体性之中。康德之后,费希特将理性自我界定为一种本源的行动,通过这种行动,作为纯粹意识的“自我”不仅设定其自身,而且设定与自我相对的、对象性的“非我”,最后设定自我和非我的统一。由此,理性自我成为包括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在内的知识学的第一原则,成为它们的先决条件。谢林则把理性作为一种精神力量,把它看作是包容着自我与非我、主体和客体、思维和存在的一种无差别的“绝对”,从而成为自然和精神的来源。在黑格尔那里,“理性”经过不同阶段的辨证发展,最后作为“绝对精神”成了基督教上帝的本质。
在哲学上理性获得本源性和主体性地位的同时,科学理性(亦称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在世俗社会中也获得极大的发展。希腊产生了科学的观念,文艺复兴时期产生了科学的方法原则:实验。二者都是理性的运用。培根在《新工具》中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预示着科学理性在现代社会全方位的主宰地位。因此,马克斯-韦伯认为,现代化就是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理性化。世俗社会的理性化集中表现为世界的“祛魅”,也即宗教世界观图景的消除和世俗??理诸领域。科学又与技术紧密相连,他说:“形式独特的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显然受到了技术能力发展的强烈影响。今天,这种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基本上取决于技术因素的可计算性。但是这主要是说,它依赖现代科学的独特性,尤其是以数学及以准确而又合理的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而科学和技术的结合,就使理性机制化了。理性机制化的结果,是发展出科学的世界观,并成为决定人类命运的力量。
随之而来的是社会组织和个人生活的理性化。社会组织的理性化体现在新的社会结构的两大系统即资本主义企业和官僚国家机器,即经济体系和行政体系之中。资本主义企业是一种合乎“理性”的组织,其运营和管理,突出地体现了以理性为根本,也就是经济的合理性。资本主义国家机器也是理性化管理的集中体现。合理的国家机器表现为:依据一种集中的和稳定的赋税体系;控制一种集中领导的军事权力;垄断立法和法律权力;通过一种专职文官统治的形式组织行政管理。官僚体制集中地表现了理性化的特点,而行政理性化的最显著特征是官僚统治完全依照纯粹形式的法律制度来进行。在这样的社会组织中,每个人的生活也是按照理性原则来安排的,传统的习俗和信仰失去了力量,取而代之的是知识和计算。
理性是现代性的原则,是它的力量之所在。雅斯贝斯说:“以往,生活是以其所是的样子而被接受的;现在人的理性能够有目的地塑造生活,直到生活成为它所应是的状态。法国大革命在人类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它被看作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在这个新时代里,为理性原则所指引的人将决定自己的命运。”
2、“自由”构成现代性的根本价值
“自由”是古希腊城邦制度的核心。古希腊人把“自由”看作人之为人的本质,否则就是“奴隶”。不过他们的自由与现代人强调的个人自由相比,毋宁是一种共同体的自由。近代自由主义思想家贡斯当说,“古代人的自由在于以集体的方式直接行使完整主权的若干部分:诸如在广场协商战争与和平问题,与外国政府缔结联盟,投票表决法律并做出判决,审查执政官的财务、法案以及管理、宣召执政官出席人们的集会,对他们进行批评、谴责和豁免”。可以说这是一种“政治自由”。这种集体性的政治自由与个人对社群和权威的服从是相容的。但古代希腊人的自由不仅局限于这种政治自由。在城邦瓦解之后的希腊化时期,很多哲学家寻求和论证了个体的自由,这种自由可以叫做“意志自由”。伊壁鸠鲁、卢克来修论证了这种自由的可能性,斯多葛学派更是在对宇宙必然性的认识中、在个人面临极大的命运考验时论证并实践了个人自由。爱比克泰特别强调了人的理性权能以及由之而来的“自由意志”,为近代思想的个体自由原则奠定了思想基础。但是,在整个古典社会,除了集体性的政治自由即古典民主之外,个体的自由是很有限的,它毋宁是一种心灵的宁静和刚毅的人格。从积极的方面来讲,前现代的人是按照“德性”、“自然”来生活,或者是按照神的诫命来生活,而不是把个体存在作为独立主体来做出自我决定的。在个人生活中,“你几乎看不到他们享受任何我们上面所说的现代人的自由。所有私人行动都受到严厉的监视。个人相对于舆论、劳动,特别是宗教的独立性未得到丝毫的重视。我们今天视为弥足珍贵的个人选择自己宗教信仰的自由,在古代人看来简直是犯罪和亵渎”。“在古代人那里,个人在公共事务中几乎永远是主权者,但在所有私人关系中却是奴隶”。只有在现代社会进程中,“自由”作为个体生存的本质特征才达到它们的“定在”。
自我主体性是近代哲学的第二个原则。笛卡儿把“实体”界定为无需凭借任何事物,而只需依靠自身就成为自己的东西。莱布尼茨的“单子说”也同样反映了这种关于个体实体的意识,“单子”是一个个独立的互不依存的实体,单子甚至没有可供事物出入的窗口。他们关于实体的思想,体现了近现代哲学中的个人主义精神,而卢梭则在社会生活领域寻求个体自由。
卢梭“人生而自由”的名言代表了启蒙精神对人的根本权利的理解和要求。但他认为本应是自由的人却“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卢梭的目标是找出一种社会秩序的存在形式,使每个人在其中都能保有自己自由的权利。这样的社会组织形式,在卢梭看来,是通过社会“契约”的方式,使每个人与所有其他人联合起来,使得他们虽然处于强制性的法律之下,但由于法律是“公意”的表达,所以,服从公意即只服从自己的意志。因而,人是自由的。但仅有契约和法律是不够的,卢梭进而论证道,在人类社会契约中必须先建立一个牢靠的、明确的道德世界,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发展科学。因为知识的自由如果没有道德自由的保障,就会带来问题甚至灾难。卢梭关于一种“有秩序的社会存在形式”的理想在法国大革命以及整个现代社会进程中得到了实践和体现;他的关于“一个明确的道德世界”的思想在理论上是由康德完成的。康德的道德学说,由意志自由的存在,推论出道德的绝对命令即“理性”的道德自律:“你必须这样行动,使你意志的准则始终能够同时作为普遍立法的原则”。康德把自由看作是“每个人由于他的人性而具有的、与生俱来的权利”,他说:“人的权利是不可亵渎的?D?D一切政治都必须在权利面前屈膝??体应当确定和遵循的三条原则的第一条。黑格尔同样把“自由”作为他的伦理、政治和社会思想的主要原则。他不仅把人的本质定位为“自由意志”,明确宣称“人就是自由意志”,而且提出了现代世界的“自由”原则。他写道,“一般说来,现代世界是以主观性的自由为其原则的,这就是说,存在于精神整体中的一切本质的方面,都在发展过程中达到它们的权利”。
哈贝马斯这样刻画现代性的自由特征:“从实证的观点看,这一时代深深地打上了个人自由的烙印,这表现在三个方面,作为科学的自由,作为自我决定的自由,还有作为自我实现的自由”。
二、什么是现代性问题
现代思想使人取代神成为宇宙的中心和主体。但是,现代性并不保证一种历史乐观主义,正如斯特劳斯所言:“现代文化是特别理性主义的,相信理性的权力;这样的文化一旦不再相信理性有能力赋予自己的最高目的以效力,那么这个文化无疑处在危机之中。”
1、意义的失落
现代性问题很多,鲍曼甚至将现代性与大屠杀相联系,认为“自由民主与大屠杀同属现代性”。但韦伯和斯特劳斯等思想家把终极意义的丧失看作现代文化的主要问题。意义的失落是指由于理性化,而无法对世界做整体的把握,无法提供对世界对人生的终极意义的回答。在理性被赋予最高权力之时,康德就曾经说过,“人类理性具有此种特殊命运,即在其所有知识之一门类中,为种种问题所困,此等问题以其为理性自身之本质所加之于其自身者,故不能置之不理,但又因其超越理性所有之一切能力,故又不能解答之也”,因而他必须“为信仰保留地盘”。现代科学是理性的集中体现,但科学不再属于“智者和哲人对世界意义所做的沉思”,它不可能回答“我们应当如何生活”这样的古典哲学提出的问题,韦伯指出:“今天,作为‘职业’的科学,不是派发神圣价值和神启的通灵者或先知送来的神赐之物,而是通过学科的专业化操作,服从于有关自我和事实间关系的知识思考。”斯特劳斯是一位政治哲学家,他从政治哲学寻求普遍的善恶的角度出发,同样认为,人的理性和人义论在根本问题上是无能为力的。人违反“自然”,违背耶和华,立于天地之间而独秉人权,奉技术理性为至尊,造成了终极意义的失落。
对于“意义”问题,韦伯曾引用托尔斯泰来做精彩的说明。科学理性为世界“祛魅”,导致了世界的“进步”,但是,韦伯问道:“这种科学既隶属于其中,又是其动力的‘进步’,是否有着超越单纯实践和技术层面的意义呢?”在托尔斯泰的著作中,可以找到对这一问题的最纯净的表达形式。托尔斯泰以十分独特的方式回答了死亡是否有意义这个问题。他的回答是肯定的,而现代文明人则是否定的。“文明人的个人生活已被嵌入‘进步’和无限之中,就这种生活内在固有的意义而言,它不可能有一个终结,因为在进步征途上的文明人,总有更进一步的可能。无论是谁,至死也不会登上巅峰,因为巅峰在无限之中。”亚伯拉罕或一个古代农人在临终之前,能感到此生足矣,感到生命的意义。“而一个文明人,置身于被知识、思想和问题不断丰富的文明中,只会感到‘活得很累’,却不可能‘有享尽天年之感’。对于精神生活无休止产生的一切,他职能捕捉到最细微的一点,而且都是些临时货色,并非终极产品。所以,在他看来,死亡就成了没有意义的现象。既然死亡没有意义,这样的文明生活也就没有了意义,因为正是文明的生活,通过它的无意义的‘进步性’,宣告了死亡的无意义。”
“理性”的宗教取代基督宗教的后果,是使人的生活领域失去了原有的统一性和整体性,人成了孤零零的“自我的孤岛”。世界(大地和天空、血缘家庭、国家共同体、教会团契)不再是温暖的、活生生的家园,而是变成了计算和工作的冰冷的对象,不再是爱和思想的对象,而是计算和加工的对象。现代人越是竭尽自己的理性才智以概率计算的方式在名利世间获取“信任”与“安全”,越是感到无家可归而惶恐不安。理性本是现代人力量之所在,现在却成了现代人的脆弱的表现。
2、虚无主义
这种“无意义”之感的终极状态就是虚无主义。尼采曾经预言性地宣告:“我要叙述的是往后两个世纪的历史。我描述的是即将到来,而且不可能以其他形式到来的事物:虚无主义的降临。这部历史目前就能加以讨论。因为必要性本身已经出现。未来正以一百种迹象倾诉着自己。?D?D因为眼下我们整个欧洲文化正在走向灾难,带着几个世纪积压下来的磨难和紧张,骚动着、剧烈地向前。像一条直奔向干涸尽头的河流,不再回顾身后的一切,也害怕回顾”。尼采明确指出“对理性范畴的信仰乃是虚无主义的原因。” 可以说,虚无主义是现代理性主义的必然结果。
在科学理性世界观的支配下,世界只是眼前的有形实在。理性取代了上帝,古典哲学“人应当如何生活”的问题转化为“人事实上如何生活”的问题,德性下降为“欲求”;“历史”取代了“自然”,普遍意志成为历史的核心,作为一种客观根据的“自然法”为人的权利所取代。一切思想原则和行动原则都是历史性的,即一切理想都是人类创造性活动的结果,是人类自由筹划的结果。它摧毁了一切诸如“自然”、“神” 等客观支点,只剩下了人和历史。在几千年的人类历史以及史前史中任何神都未能为人做的事情,人已经为自己做了。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无神的世界中,因而在生活中没有共同遵守的绝对价值,一切都是相对的、可以置换的,只要你拥有占有购买一切的手段。除了手段暂时能够控制的游戏规则,没有什么永恒不变的神圣原则。
在尼采看来,现代化进程实际上是欧洲历史的一种虚无主义进程。尼采深刻体验并思考了欧洲历史中的这种虚无主义进程,并且用一句最简单的话道明了真相。“上帝死了”这句话的意思是,基督教的上帝作为最高价值的源泉,已经丧失了它对于存在者和对于人类规定性的支配权力。同时,这个“基督教的上帝”作为一个主导性观念,代表着一般“超感性领域”以及对它的各种不同解说,代表着种种“理想”和“规范”、“原理”和“法则”、“目标”和“价值”。它们被建立在存在者之上,旨在赋予存在者整体一个目的、一种秩序,简而言之,赋予存在者整体一种“意义”。然而最高价值被贬黜了。如果说,这种赋予一切存在者以价值的最高价值被贬黜了,那么以这种价值为基础的存在者也就会变得毫无价值。自我从“自然”和“神”的枷锁中解放出来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体,拥有了自由筹划的权利,但结果却是空虚:人已经失去了对自身价值的信仰。
雅斯贝斯在《时代的精神状况-导言》(1997)中说“世界的这种非精神化,并非由个人的无信仰所致,而是那个如今已经导向虚无的精神发展的可能后果之一。我们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实存之空虚。这是一种即使古典时代最激烈的怀疑论也难以避免的空虚感。”萨特也说“人就是命定的虚无”,看来虚无主义确实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状况”,除了相信历史无限“进步”的那些无根基的乐观主义者,虚无主义已经成为现代人深藏内心的痼疾,而思想的任务就是重新寻找“存在”的意义。
三、何谓原创文化研究
1、西方思想家解决现代性问题的途径
正如现代化进程首先发源于西方,对现代性的研究和批判也是首先由西方思想家们进行的。本文提到的尼采、韦伯、斯特劳斯、雅斯贝斯等人都对现代性问题有深刻的感受和研究,并都进行了不懈的寻求。可以看出,他们解决现代性问题的途径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回归源头”。
尼采在前苏格拉底哲学中发现了“酒神精神”和“权力意志”,作为对历史上一切思想原则和行动原则进行价值重估的起点。黑格尔曾经说过,世界史所表现出来的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中最重大的就是一个自由意志统治另外一个自由意志,尼采认为,在这个空虚的世界中,只有强者的权力才是真正的拯救:“只有超人的权力意志作为绝对价值而存在并审理每一为它服务的手段。在‘高等人’看来,不复存在任何形式和标准,无论是逻辑的还是伦理的。超人的独断意志代替了‘理性的自主性’。”斯特劳斯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出发,认为现代性的根本问题是历史相对主义,解决问题的途径是回到前现代,回到柏拉图,深入“自然权利”,当然在回到雅典的同时也回到耶路撒冷,重寻绝对价值。
海德格尔比所有人都明确主张回到希腊思想的源头,回到前苏格拉底的那些关于“存在”的伟大思想(而不是“哲学”)的源泉之中。海德格尔赞同尼采关于虚无主义是一种欧洲历史进程的看法。他认为主体性的形而上学构成了现代性的本质,而技术构架则是现代性的根源。从“存在历史观”的角度出发,从存在的“天命”来考虑,西方历史中有一段“存在”被遗忘的历史,这段“存在”被遗忘的历史就是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开始的形而上学史。在海德格尔看来,从柏拉图到尼采的哲学史,是一部逐渐遗忘存在的本源、遮蔽本源的存在的“沉沦”史。因为从柏拉图开始的形而上学(哲学)把“存在”和“存在者”混为一谈,忽略了“存在本身”与存在者之存在的差别,从而只把存在看作为主体的人所表象的被表象状态。存在变成了存在者,世界成为图像,人就成了“主体”,成了基本的和唯一的“主体”,成了一切存在者的中心,即一切存在者的存在方式和真理的基础。这就是近代人类中心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原因。在海德格尔看来,主体形而上学所支配的现代是一个“人把存在极度遗忘”、“人被存在远远抛弃的时代”、一个“世界黑夜的时代”、一个“丧失了基础”而“悬于深渊”的时代。而尼采的“权力意志”学说使一切存在着的东西成为“人的财产和财物,它只不过极端地展开了笛卡儿的学说”,它不是对虚无主义的克服,而是把主体形而上学推到最终的完成和终结。要克服这种虚无主义,找到“存在的意义”,海德格尔认为,只有回到前苏格拉底的前形而上学“思想”之源中去。
2、原创文化研究
另一位对现代性颇有研究的思想家是雅斯贝斯。他同样对文明的源头给予了极大关注,不过与尼采、海德格尔、斯特劳斯等人不同的是,他有更加广阔的世界历史视野,而不是局限于西方文明的两个源头。他提出了人类历史的“轴心时期”??轴心期”的到来。
雅斯贝斯把人类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即“普罗米修斯时代(语言、工具、火的使用)”、“古代文明阶段(社会制度的规划、组织)”、“轴心时代”、“科技时代”。雅斯贝斯认为第三个时期(800-200B.C.)是我们人类历史中一个最重要的时代,因为它所产生的结果主要是“能使人领悟和信服的,可引出一个为所有民族进行历史的自我理解的共同框架”,它是其后人类历史的车轮围绕其旋转的时代,所以称之为“轴心时代”。“这个时代产生了迄今仍是我们思考的基本范畴,创立了人类赖以生存的世界宗教之源端”,“时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D?D不断向它复归。”但是正如雅斯贝斯的《历史的起源和目的》的书名所示,他的视野没有局限于西方文明的两个源头,“历史”当然也不仅仅是西方的历史。雅斯贝斯认为在轴心时代的精神发展过程中,中国、印度、伊朗、以色列和希腊等不同民族共同体都“开始意识到整体的存在、人类自身和自身的限度。通过意识上认识自己的限度,它为自己树立了最高目标。”
雅斯贝斯比那些只回归希腊的理性和非理性去寻找精神资源的西方思想家更能给我们启发。现代性发源于欧洲,但现代性问题已经是全球性问题,在一定意义上说,世界历史是欧洲历史的延伸,但又不仅仅是欧洲历史,世界历史现在正在生成过程之中。问题必须在历史的生长过程中得到克服,思想只是一种迫于“无知”的预期。“原创文化研究”也是一种迫于“无知”的预期的视角:立足于我们面临的问题,回到世界各大原创文化的源头,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猜度“存在”历史的天命以及人类应该的承当。
为什么能够说“原创文化”是克服虚无主义的可能精神资源?
“虚无”即人类生存“无意义”的极端境况。所谓“意义”,乃是出于对世界作为一个整体而具有的目的意识,出于一种最高价值的设定。世界必须是一个整体,历史过程必有一个最后要达到的“目的”,可以说这是潜藏于哲学背后的根深蒂固的信念,而人生的意义就在投身整体和参与历史之中得到落实。所以,苏格拉底的根本问题是:“万物和那被称为宇宙的东西是被非理性和盲目的力量所统治而仅仅是一个偶然呢,还是相反,如我们的前辈所说,是被一个努斯和一个伟大的智慧所安排和引导的呢?”所以尼采说“虚无主义”就是“最高价值的自行贬黜。没有目标;没有对‘为何之故’的回答。”
希腊思想以“逻各斯”为世界整体的本质,现代性以“理性”为历史发展之目标。一方面,理性是现代性的核心,理性是自启蒙运动以来不断得到弘扬的思想价值,所有现代性的其他诸如“科学”、“自由”、“民主”、“人权”等观念和价值,都是在理性观念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理性对世界显示为人类的一种自信和力量;另一方面,这种得到无限推崇的理性观念,又是现代性陷入困境的根源,理性对于自身显示为脆弱和无能。这是因为理性抛弃了诸神的监护,忘却了自己出于“无知”的本质,忽略了存在历史不可预知的“天命”。理性将自身设立为最高价值的结果是自身作为最高价值的贬黜。因此,对虚无主义的克服作为对世界整体的一种重新肯定不仅需要我们回到古典希腊,还要回到人类共同创造的所有原创智慧之中去寻觅。
大抵一民族或种群历史文化之发展,原始地只是就现实自然生命而有本能的推移,对于“自然”、“神”、“存在”、“人性”之类,未及反思。然推移既久,与天地万物相刃相靡,于生命、自然与历史之观察与感触渐深,遂有对于天道和人性之体察和把握,乃至一民族精神生命之彻底透出和根本决定。此透出和决定本是一民族特有的生活本身之展开,而后先知先觉者道说之、提升之,成为一种精神生命之系统,此可谓一民族之“原创文化”。此种“原创文化”古希腊希伯来有之,古印度有之,吾先民亦有之,而各各不同。为何不同,只能由人类黎明时期生活和存在之不同命运来解释。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此种精神生命的核心是对天道(自然、神)的把握和确信,对存在整体或历史的天命的体悟和承接。孔子所以说“其或继周者,虽百世而可知也”,是因为西周时期我民族之精神生命已有彻底之透出和根本之决定,已有对最高价值和历史天命之肯定和承当,故孔子确信人类(中国)历史虽千秋万代都不可能偏离此“轴心”。理性主义的错误不在于其对于理性的自信,而在于它误以为它自身就是存在本身,因而一切都已在我们人类的掌握之中。所有此种对于整体的原始肯定都是我们克服虚无主义必须认真研究和反思的精神资源。但此种反思并不是全球化生存处境中的文化怀乡,穷极而返本,各自回到自己祖宗那里品味一番,暂时安慰我们的空虚和无聊;而是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综观几大原创文化,以期获得一种对整体的重新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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