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集 祸福之间（上）
　　公元1843年，大清道光二十二年冬天小雪初晴，雷履泰大掌柜的马车离开小南街的宅院到日升昌去，那一年他七十三岁，这位老人在舒适的马车中享受着票号成功带给他的财富、地位和声望，三年前他七十大寿时平遥城中的商民特意将一面写着“拔乎其萃”工匾额挂在他宅院的厅堂之上，在平遥城两千多年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商人获得过如此的荣耀。
　　马车的国轮碾过寂静的街道，此时的平遥城已经显露出一派富贵的气象，以日升昌、蔚泰厚为首的十九家票号每年都会给这座县城带来一笔不小的收入，与票号相关的镖局、当铺、茶楼、酒肆、车马店的生意也都兴旺起来了，在平遥城中甚至有了专营洋货的铺户，平遥、太谷、祁县这几座山西中部相邻的县城成为中国北方财富最集中的地区之一。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王兆祥：票号自道光三年左右创办，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汇兑网络，仅日升昌、蔚泰厚两家就在北京、苏州、汉口、广州、长沙等地开设35家分号，在业务上票号也突破了单纯的汇兑，成为一种能全面承担存、放、汇业务的金融信用组织，基本上具备了现代银行的全部功能，当时山西票号一年的业务量将近五千万两白银。
　　票号的兴起甚至引起了一些朝廷大员的注意，山西巡抚申启贤在一份奏折中说“西北诸省陆路多而水路少，商民交易势不能尽用银两，现钱至十千以上，即须马驮车载，自不若钱票有取携之便，无路远之烦，甚便于民”。江苏巡抚陶澍说“苏州为百货聚集之区，银钱交易全借商贾流通，向来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等处每年来苏办货，约可得银百万两，自上年秋冬至今，各省商贾具系汇票往来，并无现钱运到”。
　　晌午时分，雷履泰的马车驶进了日升昌的后院，六年之后，雷履泰走完了自己八十年的人生道路，当他把自己苦心经营二十年的票号交到继承者手中时他没有留下什么放心不下的事情，票号的一切似乎都走上了一条平坦的大路，实际上老谋深算的大掌柜错了，票号的未来充满了意想不到的艰难，它的命运和此后的整个中国的命运一样注定要多灾多难。
　　道光二十二年冬天，当雷履泰的马车碾过平遥城中狭窄的街巷时，在广西桂平县的小村庄中一个叫洪秀全的私塾先生正在家中苦读四书五经，以便参加来年的科举考试，他并没有全心全意地准备这次考试，此时在他的心中来自西方的上帝和东方的孔子正在做一番较量。道光二十三年，当他第二次科举考试失败后，西方的上帝最终在较量上占了上风，从那时起他就宣称自已是上帝的第二个儿子，并在广西贫苦的乡村开始传播被他改造后的上帝福音。这些事情雷履泰以及所有的山西商人都不会知道，即使有所耳闻，他们也不会看出广西一个私塾先生的古怪想法会对自己的生意有什么影响。
　　中南财经大学教授赵德馨：山西票号或者说整个的传统金融业，在太平天国期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受到一次重大的打击，原因就是太平天国是一些贫苦的、下层的农民、矿工、一些搬运工作、私塾的老师等一些下层的人，他们武装反抗清政府的起义，那么他起义以后带着家属走，就必须要有吃的、穿的，就是说要军饷、要军需物资，军需物资怎么筹备呢？他有一个口号“吾以天下富食为库”。
　　咸丰元年一月，日升昌总号接到成都分号来信，报告贼匪扰乱不堪，大掌柜立即命令成都分号归入重庆分号暂作躲避，接着又命令广州分号随时观察。太平军刚进入湖南，各票号就急忙命令汉口的分号做好撤庄准备，结果还没来得及布置妥当，太平军已占领汉口，各票号不仅损失惨重，甚至斥资百万修建的三晋会馆也毁于战火。一向从容大度、善于处理各种危机的山西商人完全慌了，咸丰元年四年，日升昌大掌柜甚至命令雇员从战火并未涉及的广州撤回，在撤庄信中大掌柜写道“务必速归，早回为是，万不可再为迟缓，早回一天，即算有功，至要至要”。　　
　　北京工商大学教授梁小民：清朝中叶正是晋商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那个时候晋商的发展非常迅速，但是太平天国起义破坏了江南的稳定和经济，这给晋商的发展带来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晋商相当一部分人是做贸易的，做俄罗斯、蒙古甚至欧洲的贸易，那么货源相当一部分是南方的货源，比如茶叶等等，战争一起货源就中断了，运输就遇到了困难，这对晋商的发展的带来了困难，另外一个就是晋商票号经营原则叫做北存南放，所谓北存南放就是在北方地区主要吸引存款，因为我们知道在北方地区有许多的王公和地主，这些人的存款往往是存在晋商的票号里，但是南方工商业的发展需要巨大的资金，于是晋商就把北方收到的存款，然后在南方发出去、贷出去，支持当地的经济发展，可是战争起来以后，借到钱的这些商人没法还钱了，于是晋商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战争对票号最致命的影响是商路、汇路的断绝，当时许多官员的奏折都谈到了这种情况，福建将军说“南方商船，闻风裹足??巡抚李嘉端形容长江水道当时的情况用了这样的话“下游销路未通，而上游之来源已竭”。中国最富庶的江浙地区甚至因为“外地商贾皆携货以归”而变得“民穷财尽”。这种局面使得各家票号处于无生意可做，有生意也不敢做的地步。
　　咸丰三年二月，各家票号在得知太平军即将攻占南京的消息时一齐向北京的分号发出了撤庄的命令，而这项命令引起的连锁反应却是他们始料不及的。
　　大清咸丰三年二月初十，宫中的咸丰皇帝一天之内接到两个坏消息，太平军攻陷六朝古都南京，同一天京城所有商号几乎全部歇业。南京失守固然对清帝国打击很重，但京城的商业危机似乎更加紧迫，所有店铺的歇业不仅使昨天还是繁华的京城一夜之间就变得死气沉沉，而且城中一下子多了几万名失去生计的百姓。
　　原山西省人民银行高级经济师郝建贵：造成北京城混乱局面的最初原因是山西商人开设的票号、钱铺、帐庄同时收缩资本，只收不放，由于银根紧缩商户周转发生困难，所以大部分陷入停业状态，后来军机大臣山西人祁隽藻向皇帝解释说，平时京师的资金调度全凭票号负责，帐局负责资金接济，但战局恶化之后，不少拥有雄厚资本的山西商人纷纷报官歇业了，携资数千万出京，致使汇兑不通、市场萧条，而其它商号也告贷无门。
　　咸丰三年四月，北京迎来了一个特别寒冷的春天，似乎天气也没有从两个月前那场萧条中缓过劲来，虽然朝廷用半强迫的方式挽留住了匆忙离去的山西商人，但这并不能缓解大清国内无粮饷、外无精兵的局面。
　　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张正明：当时清政府财政十分紧张，维持前线的军饷、粮饷都很困难，当时清政府户部的存粮顶多能维持半个月的开销。
　　咸丰皇帝也还没有从刚刚平息的京城风波中缓过劲来，就又接到了这更让他心惊胆颤的坏消息，此时京城中一些大清国的官员却替皇帝想到了一个解决僵局的办法，他们都从刚过去的市场萧条中看到了山西商人鼓囊囊的钱袋。
　　四月十一日，惠清王绵愉以密折的形式首先道破天机“风闻数月以来，在京贸易之山西商民，报官歇业回籍者，已携资数千万出京，则山西之富庶可见夷，若能实力劝捐，自不患无济于事”，御史章嗣衡甚至已经列好了一份名单“山西太谷之孙姓富二千余万，曹姓、贾姓富各四五百万，平遥之侯姓，介休县之张姓、五姓各三、四百万”。
　　咸丰三年十月，朝廷明颁上渝命令山西等地的总督巡抚劝令商人捐输军饷，这时候即使山西商人不乐于从事，恐怕也是天命难违了。
　　山西大学历史系博士马伟：据史料记载，光是咸丰三年全国商民捐输的银两就达五百多万两，在这个数目里面山西商人捐输的钱就占了一半，这种捐输对山西商业资本特别是票号资本的积累和发展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山西商人在这种勒索性质的捐输中不能一无所获，日升昌的东家就通过出钱换来了四品知府的头衔，当年，日升昌的二掌柜毛鸿？更是不光为自己甚至为祖孙五代人都换来了大大小小的名誉官职，如果说捐输只是暂时的事情，那么这种捐输换来的顶戴却对山西商人以后的发展产生了很坏的影响，他使一些创业时兢兢业业的杰出商人沾染了许多官场习气。
　　山西大学经济管理学校刘建生：由于传统中国社会中，历来没有一部商法，也就是说在清朝末年以前中国自始至终没有商法，商人始终由于在传统社会中的重农抑商政策没有起到法人地位，在这种无法人地位的情况下，他是很弱小的一种弱势的群体，正是基于这样的情况下没有法人地位，又没有立法保障的情况下，他需要庇护，因此他尽管有钱，他可以傲视权力，但他摆脱不了权力对他的干预，为了少被政府干预，甚至于如何能从政府那儿得到好处也迫使他不得不和政府两者紧密结合。
　　在票号衰败之后，《申报》上的一篇文章很深刻地分析了这种影响“汇票往来不特通市之财可以转移，而天下之财亦可流通，所难者，自国家重商之后，凡属殷富皆经大臣保举，小而隶卒，大至监司，由商而入官，不禁居侈气而养修体，一身之奉养犹有限也，而家人亲族岁费浩瀚矣，一铺之开销虽大尚可算也，而官场应酬之事无所底止矣”。无奈的是捐输只是山西商人与朝廷直接接触的开始，在以后的岁月中，他们还有很多交道要打。

第八集　日升昌（下）
　　日升昌票号的院子里有一块金字牌匾，上面写着四个字“汇通天下”，牌匾上没有题跋也没有落款，这就使它显得格外与众不同，它是由谁写的呢？又是由谁在什么时候挂在这里的呢？这“汇通天下”四个字又意味着什么呢？
　　山西省财经大学副教授黄鉴晖：道光末年的时候，日升昌除了它的总号以外，它在全国有二十七个城市建立了分号。
　　天津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张利民：1900年，天津当时的资金存量大概是三千万，票号就占一千万，占1/3。
　　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滨下武志：我们同济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有一批有关山西票号的帐簿、信稿，我们整理发表资料集，然后我们发现山西商人有些活动不止国内，还有国外或者亚洲、东亚一代的金融网络。
　　韩国梨花女子大学教授郑仲惠：山西票号在中国国内有400家左右，可是还有三个国外的，分别是日本的神户、日本的东京、韩国的仁川，1907年左右设立分行。
　　日升昌是晋商开办的第一家票号，它开业的时间可以追溯到1823年前后，由于资格最老，后来生意又做得实在，所以不论是当时的人还是后来的研究者，大多把它看作山西票号的代表和象征。据说汇通天下这四个字有很长一段时间曾与日升昌并列于一块招牌之上，日升昌汇通天下，在当时的社会敢于挂出这样招牌的商号大概没有几家，但这份自负因为有了无可争议的事实做后盾就变成一种一览众山小的自豪。
　　穿过日升昌敞亮的前院，绕过正厅中的一扇屏风，一条窄窄的过道闪了出来，过道的左侧就是日升昌的大掌柜房。房间长四米、宽两米，和日升昌炫赫的气势相比，这间大掌柜房不但显得很窄小，而且陈设也极为简单，房间的第一任主人就是日升昌的创立者--雷履泰。不论是形式还是内容上，这里都不像一个商人的办公场所，它更像一间供人清修的静室。这样的布置其实很符合雷履泰的需要，因为在当时要想在一片白地上构筑起一个庞大的金融网络有太多的问题得由他经过苦思冥想寻找出答案。首先票号是做银两汇兑生意，就是在一个地方存了钱凭一张汇票就可以在另一个地方把钱取出来，现在这样做比较简单，因为我们用的钱是由银行统一印制的，全国各地都一样，而当时的情形与此大不相同，钱指的是白银和铜板，这些白银和铜板又有许多不是由朝廷统一铸造，重量、成色千差万别，雷履泰要想做到汇通天下就得在这千差万别中找出一个统一的标准。
　　同庆钱庄博物馆导游李晓繁：在以前银子产于不同的地方，银子的成色肯定不一样，当时山西商人为了鉴定银子的成色编了这么一首歌：天津化宝松江京，纹银出在广朝城，上洋豆规诚别致......金陵顷化是足色......。它的意思是当时南京的银子叫做顷化银，天津的叫做化宝银，北京的叫做松江银，上海的叫做豆规银，当时南京的银子含银量是最好的，含银量达97.3%，而上海的豆规银含银量只有73%。比如您是个顾客，在票号存南京的银子是一百两，而要取上海的豆规银就不止一百两，要取到一百一十两，当时它存在一个汇率的差别。
　　这种做法并不莫测高深，据考证，雷履泰也并不是第一个捅破这层窗户纸的人，但雷履泰第一个运用这种方法创造出了巨大的商业利润，日后票号业将近四分之一的盈利就取自这里，当时他们叫“平色余利”，但光凭这个聪明的点子日升昌还不能开门做生意，雷履泰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汇票的防伪。汇票说白了就是一张日升昌自己做出来的纸，如何能让一张普通的纸变得独一无二、与众不同呢？
　　导游王芬：这个密押是汇票防假方法之一，我们首先看一下月对暗记：谨防假冒冒取，勿忘细视书章。听起来像是叮嘱小伙计谨防假票的冒取，其实十二个字分别代表一年的十二个月，而堪到明三十个字代表一个月的三十天，以前是农历没有阳历所以没有三十一。票号说盘，客户回答说数，这个密押它是不定期地更换，生意好的时候三个月换一套，票号成立于1826年，1921年歇业，九十五年以来总共换了三百套密押，据史料记载，没有发生过一起被冒领的现象。
　　密押和背书这种一百多年前晋商采用的技术手段现在仍被许多银行用于票据的防伪，但这并不是晋商掌握的唯一的防伪手段。在当时晋商甚至已经懂得使用水印的技术，可惜的是由于票号管理严格在它一百多年的经营时间里没有流失过一张使用过的汇票，所以今天我们只能从这些晋商印制的钱票中见到这种水印。技术手段再发达也只能为经营提供便利，仅靠它是做不成汇通天下的大生意的，这种大生意必须要建立在业务不断完善的基础上的。
　　山西省财经大学副教授黄鉴晖：经过票号这几十年的发展过程，这几种业务票汇、信汇、电汇汇兑业务都由票号把它完善起来，以至于后来到1893年成立中国通商银行所谓的中国第一家以新式银行命名的银行之前，我们国家的汇兑都由票号创办而完善起来的。
　　日升昌汇通天下的名声??当伙伴成为许多父母为儿子设计的最好未来，据说日升昌生意兴隆之后，甚至号内的厨师在行为处事、农着打扮上都自视高人一等，如果有人请教他在哪里发财，他先看来人一眼，嘴里响亮地吐出两个字“昌记”。日升昌的名声并不仅仅局限在坊间乡里，甚至一些朝廷官员都开始议论山西票号。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方行：清朝的一些经济学家、官员对于晋商的诚信有很高地评价。道光年间许梅这样评价到：千金纸票，予金而兑金，并且交银于此，取银于彼，从无坑骗。到了咸丰年间，江南河道总督杨义真说：各省银号汇兑银两，银钱累万竟以一纸为凭证，信也。
　　日升昌的生意在雷履泰大掌柜的操持调度下日益红火的时候一件看似偶然的事打断了它发展的正常轨道，这件事不仅对日升昌未来的命运产生了影响，它甚至可以说改变了整个山西票号发展的历史，事情的起因是雷履泰大掌柜病了。雷履泰的病并不会马上影响日升昌的生意，因为在当时除了雷履泰大掌柜之外日升昌还有一位非常能干的二掌柜，他的名字叫毛鸿？。
　　山西晋中市委党校教授赵荣达：在票号的创造、形成过程中毛鸿？和雷履泰的贡献不能说是各占50%，但是也不少，可以说毛鸿？本人也是票号业务的一个创始者。
　　毛鸿？的二掌柜房与雷履泰的房间门对门，中间只隔着一个二米宽的过道，从内部看，两个人的房间规格相同，甚至陈设也相差无几，按理说，大掌柜病了，日升昌日常的生意该交给二掌柜打理，可是因为雷履泰没有离开这间大掌柜房回家静养就使得毛鸿？的处境应了那句老话：“丫环带钥匙，当家不做主”，日升昌的大事小情最后还得由大掌柜定夺。
　　一场不大不小的危机就在这狭小的空间中酝酿起来，创业之初，两个堪称经营大师的人物比肩而立，联手打造了日升昌汇通天下的金字招牌，可以想象，许多令后人惊叹的大手笔就出自这两个不大的房间，那么此时是什么使雷履泰和毛鸿？不能再像当初一样再在同一盏灯下做联床夜话呢？又是什么夹在这两扇门之间使原来一步之遥的距离变得如同天涯呢？原本该创造出更多奇思妙想的大脑开始盘算一些别的东西。
　　山西文学院专业作家成一：雷履泰对毛鸿？二掌柜有戒备心理，不想让别人来插手日升昌的事，而二掌柜是跟他一块创业所以他也很不高兴，雷履泰病了以后他也不离开字号，所以毛鸿？就去东家说：雷大掌柜这么辛苦，他病了还扶病在料理字号事务，让他回家好好修养吧，雷履泰是咱们的大本钱，他身体不行咱们字号也就不行了。东家一听也特别着急，就去字号慰问雷大掌柜，劝说他回家好好休息，。雷履泰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人，他一听这话就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他也没说什么就回家了。
　　大家原以为雷履泰回家之后是安心养病，可是几天之后，东家去看望他的时候却发现雷履泰家里的桌上摊了一堆写给各分庄的信，信的内容是命令遍布各地的分庄暂住营业，准备撤回，东家大惑不解地问雷履泰为什么这样做？雷履泰说，字号是你的，但分号是我布置的，你现在要用新人，那我只好把分号收回来，好让新人重新安排。精明的大掌柜稍稍用了点手段就让东家明白了，离开了雷履泰日升昌就要垮台，但这并不是他唯一的目的，他真正的目标是毛鸿？。
　　山西文学院专业作家成一：东家一听也明白是什么意思，就对雷履泰说，反正这个字号我就交给你一个人了，重申财东和经营掌柜的关系，所有一切经营的事都是你一个人决定，谁也不能干涉。然后雷履泰一听这话他说，我也不是拆你东家的台，就暗示、影射毛鸿？。
　　从第二天起，日升昌的马车准时往返于雷履泰的宅院和日升昌之间，车上有一桌酒席、五十两银子，这是东家让人送的，他指望这些能打动雷履泰依旧回号上班，终于雷履泰又回到了日升昌，在他回来的前一天夜里毛鸿？在屋里给东家留了封信，自己却走出了日升昌的大门。毛鸿？离开日升昌之后，马上接受别人的礼聘创立了蔚泰厚票号，蔚泰厚的号字就结结实实地扎在日升昌隔壁，这肯定不是一种巧合，毛鸿？的这番举动或多或少有与雷履泰一较短长的意味，不仅如此，在此后一年多时间里在他的调度下又有四家票号相继开业，他们声势相通、左右迎合，构成一个实力强大的集团，这就是票号史上有名的蔚字五联号。
　　日升昌大院里的恩怨在更大的舞台上伸展开来，雷履泰不惜以赔钱的代价挤得毛鸿？没法在苏州开办分庄，毛鸿？在京津、汉口一再让雷履泰丢城失地。雷履泰给自己的儿子起名雷鸿？，毛鸿？马上还以颜色给小孙子起名毛履泰，这场争斗一直延续到雷履泰去世。
　　雷履泰是明清两代山西商人中最杰出的人才，正是由于他的努力不仅开创了山西商业新的局面，而且改变了中国金融史的走向，这种贡献甚至在他的有生之年自己也始料未及。毛鸿？也是这样的人，在创业之初，他和雷履泰比肩而立，在晋商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让人遗憾的是，我们没有看到这两位经营大师能联手将自己开创的事业推向更高的层次，却在事业成功之时分道扬镳，其中的许多恩恩怨怨由于岁月久远永远成为历史上的谜团，对于其中的谁是谁非，任何一个现代人都不能轻易地做出判断，其实做这样的评判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应该记住雷履泰和毛鸿？以

　第七集 日升昌（上）
　　平遥城西大街上有一家商号叫日升昌，现在一些学者把它形象地叫做中国各式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他们之所以这么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日升昌是中国第一家专门做银两异地汇兑生意的字号，当时的人管它叫做票号。
　　山西师范大学教授史若民：票号当时也叫汇兑庄和票庄，现在大家叫票号，原因就是别人把钱存到它的号上，由他来写上一纸汇票，拿汇票到另外一个地方就可以拿到钱。
　　日升昌票号的出现不仅对晋商来说是一件大事，就是对整个中国金融史来说也影响深远，学者马寅初先生对它的评价是：如是既无长途运现之烦，又无路途水火盗贼之险，而收解又可两清，商业之兴，国富以增，票庄在历史上的贡献不可谓不大，学者梁启超先生在民国初年曾当面对一些山西票号商人说，因为票号执中国金融界重心，他们一举手一投足都会影响到国民经济的许多方面，所以做事一定要慎重。在民国初年编写的小学地理课本中，说到山西的众多特产时，特别讲到了两样东西，一样是煤炭，再一样就是山西票号，小学课本中传授的东西应该是普级性的常识，所谓常识就是指大多数人都知道，都明白的一类知识，既然这本教材的编订者把票号也列入了这一范畴，说明当时即使普通百姓对票号也一定不陌生。
　　说起山西票号，就不能不提到一个叫雷履泰的山西商人，雷履泰是现在大家公认的日升昌的创立者，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可以算做所有山西票号的开山祖师。
　　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张正明：在唐代已经有了类似这种形式的票号，宋朝也有，但是没有流通开，没有流行的很普遍，也没有保存下来，而在清朝的时候在雷履泰发现这种商机以后，他及时推行这种办法，制定了比较规范的规则，创造这种制度有利于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
　　山西大学经济管理学校院长刘建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货物流通总量的增加，以至于远足贸易普遍的开展，如何解决资金融通问题，如何解决异地汇兑问题就迫在眉睫必须解决，要适应这样一种状况，谁来担当？历史就落在了山西商人身上。
　　既然雷履泰的功绩如此之大，地位如此重要，那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在雷履泰的故居，两进院落，北屋堂上挂着一块牌匾，上书“绂乎其萃”四个字，这是平遥商人为了感激他创立票号为众人添一生计、增一富源在他七十大寿时送给他的。这处宅院是少数几处能见证雷履泰生平事迹的地方，令人不解的是，在票号界学术界大名鼎鼎的雷履泰其实留下来的东西很少，这就使我们难通过文物史料对雷履泰的生平有个详细的了解。这本书是研究山西票号最早的专著之一，成书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书的作者是燕京大学的教授陈其田，即使在那个时候陈其田就已经面临了和我们今天一样的困境，当时研究票号的学者对于雷履泰的认识大多来自于票号业遗老遗少的口述，由于年代久远，其中难免有许多演绎的成份，为了追根溯源，我们又做了实地的调查。这个小村子是雷履泰出生的地方，它在行政区划上的名字叫细窑村，但村里人却把这里叫雷家堡，村里人之所以这么叫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雷履泰经商致富之后曾在这里修建了很大的宅院。
　　细窑村村民：雷履泰的家是高楼大门，雇长工、短工等伺候着，一般人雷履泰都不会跟他们说话，不过这都是我们听说的。
　　细窑村村民：他是我们邻居，据老年人说原来他在我家对门开的染房。
　　实地的访问令人失望，遍查平遥的史籍方志也找不到叙述雷履泰生平的只言片语，尽管那个时候平遥许多人的生计或多或少的都依赖于他一手创立的票号，昔日雷履泰一砖一瓦盖起的大院如今只依稀存在于村里人的记忆中，只有这个门楼能实实在在的表明它们存在过。雷履泰的生平往事就像这处院落只留下雪泥鸿爪供后人想象、推测，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时间久远是一个原因；商人地位低不入文人笔记、官方正史也是一个；除了这些是否还有这样一种可能，雷履泰当时并没有认为自己做的事有多么了不起，更没有想到以后这些事会载入史册，他做生意的初衷也许只是为了谋生，生意做大了还可以提携村里的乡亲和他一起过上富裕体面的生活，这些想法看上去实实在在，不花哨也不玄奥，但就是这种实实在在的想法，不仅让山西的许多百姓过上了令人羡慕的好日子，也为中国梳理出一条金融流通的大血脉，就是这些实实在在的想法和作为让人们在他逝去百年之后不去议论他，议论他创办的日升昌票号。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吴承明：票号出现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它没有直接运银子的危险性，可以异地汇兑，这个就方便多了，不仅方便了商人而且促进了流通。
　　在日升昌开办之前除了晋商，还有一些其它有名的地方商人集团，其中名气最大、实力与晋商不相上下的要属徽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徽商的老家徽州地区发现了一批工商汇票。
　　山西省财经大学副教授黄鉴晖：二十三张汇票分为两类，一类有五张，它是代其他人汇兑的，这就说明工商汇票流通期间??两个商人之间的汇票，这个在我们国内算是最珍贵的资料了。
　　这批汇票说明徽商即使不比晋商更早，至少也是与晋商同时懂得了用汇兑的方式来解决异地银两的流通和结算，那么为什么第一家专营此项业务的商号不是产生在徽州而最终由山西商人创办呢？
　　山西财经大学教授孔祥毅：我想有这几个原因，首先票号作为一个专业的汇兑机构，如果搞异地资金汇兑至少有几个先决条件，第一要有分支机构，第二要资本雄厚，第三信用卓著。
　　山西师范大学教授史若民：我们在徽商那里也发现了很多过去的汇票，但是它都是简字的而且只限于在少数的亲威、朋友、熟人之间，一旦有生人它就不能进行了，而山西这个票号之所以在西裕成颜料庄再改办成日升昌票号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它的分号遍及全国各主要城市。
　　即使有了这种遍设分号的特点也只能说明当时晋商具备了开设票号的一些基本条件，并不能单凭这一点就一口咬定票号非得首先出现在山西，至于资本雄厚、信誉良好、经商的手段高明这些赞誉是可以放到当时任何一个著名的商帮头上，那么老问题又来了，为什么票号一定产生在山西呢？在日升昌出现之前，晋商的名气、地位和财富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大宗货物的长途贩运，他们把南方的茶、丝运往西北，把西北的牛、羊、马匹运回中原、江南，到清朝中叶这种贸易量已达到了十分惊人的程度。
　　内蒙古大学近现代史研究所所长白拉：清朝末年的时候，我们知道的大盛魁旅蒙商它的总部在呼和浩特，但是它的营业区却是在蒙古国，清末的时候，一年之间根据不同的资料记载，光是给它付的债款利息就是几十万只羊、几万匹马。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白云：最初它的总号在乌里雅苏台，它的分庄是归化城和科布多，到了咸丰年间的时候，它的总号就变成了归化城，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成了它的分支机构，从归化城到乌里雅苏台一共有四千多华里，从乌里雅苏台到科布多有一千多华里，这么长的旅程全是靠它的驼队来驮运货物，所以在当时来说是非常浩大的商业活动，它的贸易额也是相当可观的，到了它的鼎盛时期，它的贸易额一年可以达到一千万两。
　　一千万两银子最少也有两百五十吨，这还仅是一家商号一年中用于贸易的银两数量，在草原、戈壁、沙漠瀚海这种人烟稀少的地方运送这样重量的银子，辛苦且不说，单是安全问题就不容易解决，从这方面讲，晋商对于票号的需要一定比身处舟便利、人口稠密的徽州商人更加迫切，既然晋商在日升昌诞生之际就已经面临这些难题，那么当时他们是怎么解决的呢？
　　镖局镖师后裔陈振家：当时产生镖局一开始是运送公家粮草之类的东西，那时候老百姓和做生意的军队不给他保护，所以就从民间产生镖师、镖局给予他们保护。
　　1928年，武术界的一代宗师万籁声先生总结中国武术渊源出版了《武术汇宗》一书，现在这本书被研究者公认为是论述中国武术史的权威著作之一，在书中万籁声先生认为镖局最早是由一个神拳张黑五的山西人在清乾隆年间创办的，创办的目的就是保障晋商的往来银两安全，这在一个侧面也佐证了晋商在票号诞生之前已经开始想一些办法来解决银两运送的问题，但镖局押运只能算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国内、国际贸易量的增加，镖局越来越显得不堪重负、力不从心。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所长朱荫贵：我们对明清社会的评价比较低，它的社会经济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实际上还是比前期更高的，既然他达到了比前期更高的水平，它在社会上的商品流动、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交往的需要，在这个过程中就可想而之，票号、钱庄在其中的作用，它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山西省财经大学副教授黄鉴晖：这些年我们一些经济学家、史学家对鸦片战争前我们国家国内的商品值做过一个估计，仅仅七种商品象桑丝、丝制品、茶、棉布、食盐等等的商品值就达到三亿七千万两白银，这就说明在汇票产生前国内国际贸易交易量是相当大的。
　　清道光三年也就是公元1823年，在这一年雷履泰创办了日升昌票号，日升昌的创办有它的历史渊源，有它的客观必然性，但也不能排除一些主观的因素，在这些因素中，一定要提的就是雷履泰的作用。
　　山西省社科院研究员高春平：雷履泰把个人才智和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有机结合、碰撞以后出现了票号，在中国商业史上、金融史上是很了不起的。
　　山西省财经大学副教授黄鉴晖：雷履泰为票号出了一套管理的办法，应该说都是从他那儿先开始的。
　　山西省晋中市委党校教授赵荣达：因为商家的汇兑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没有人想到这个事情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业务去开展，而雷履泰想到了。
　　汇兑方式存在的一千多年时间里，雷履泰是第一个看出其中蕴藏巨大商机的人，见别人不能见就是独具慧眼，最让人感叹的是在通信、交通都很原始、相关法令更是一概没有的条件下，雷履泰就已经领导日升昌做着不论是规模还是品种都足以与现代银行媲美的大生意，这份才干足以令后人仰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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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集 小伙计 大掌柜
　　山西财大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阎应福：山西商人雇用的伙计一般讲究一个班期，有的三年一个班期，有的四年一个班期，有的从十五、六岁甚至十三、四岁就开始学徒，在票号里面叫练习生，几年都不能回家，有的是结婚以后也是几年不能回家。
　　人行天津分行呼市金融监管办监管专员李增毅：做生意、学生意的过程中主要靠的是诚信、刻苦和严格要求自己，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人品要好，信誉要好，能干也要吃苦，不然在学徒的那几年中间即使家有万贯也不能在自己家当学徒，必须到别人家去，就是说要受人家严格的限制教育。
　　山西财经大学教授葛贤慧：小伙计入店之前是要经过选拔的，这也看出山西商人对经商素质的要求，商人不是说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入号来的，首先要面试、口试甚至笔试，最起码得有一点文化基础。
　　考试都是在商号的总号进行，主考官也是由总经理一级的人物担任，考试的内容第一是笔试，考察文理通顺字迹工整，第二是珠算，这是商人必备的一项素质，最后是由主考官亲自主持的面试，在这时候主考官甚至会问到祖辈三代的情况，一来是看他家世是否清白，二来看他是否患有遗传性的隐疾，既然考试如此艰难，而且未来的学徒生涯也不轻松，那么山西人为什么还要送孩子学生意呢？
　　山西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刘建生：从它的身股制来讲，最盛时期一股分红能够达到一万七千多两，也就意味着一个顶三厘生意的小伙计一年的收入就达到了1075两白银，而一个七品县太爷一年的年俸加上养廉银仅仅是1045两白银，因此晋中民谚说：生子有才可做商，不羡七品空堂皇，好好写字打算盘，将来住上茶票庄。
　　经过考试的孩子就正式成为商号的一名小伙计，在伙计入门的那天，商号要举行一个仪式，这种仪式叫“请进”，意思是说小伙计虽然身份低微，但只要勤奋刻苦，在将来也有可能成为统领全号的大掌柜，山西商人中一些赫赫有名的大掌柜像雷履泰、毛鸿？、高钰等人就都是小伙计出身，这种仪式过后，小伙计就要经历一段漫长而艰苦的学生意过程，最短的要三、五年，最长的甚至要九年，这也是小伙计学徒的年龄要从十二、三岁开始的原因之一，他们学徒的地点往往是条件最艰苦的分号，不仅如此，在学徒期间是不允许回家探亲的，这是因为山西人的商号遍及全国，在交通不便的条件下，回家往返一次往往要花上几个月甚至一年的时间，不许探亲，一来是花不起这种时间，二来当时山西商人认为吃苦是取得成功的前提。
　　原晋商伙计霍泰喜（九十一岁）：学了当小伙计合格以后就成了站栏柜了，当小伙计的时候是很辛苦的，给掌柜的端茶壶、提夜壶，而且我们都会抢着干活，所以说也是一种竞争，平时站柜台是绝对不能坐的，如果以前我们工作的时候有什么地方没有做好的，东家就会用打和骂来处罚我们。
　　除了终日的辛苦之外，还要面对一些临时性的小测验，当年在这些墙角、门边，小伙计会偶尔发现一些散碎银两，那是掌柜的有意放在那儿的，拾起来交回柜上考试合格，拾起来装进兜那就得打铺盖卷回家了，经过一段这种近乎残酷的考察之后，小伙计就有机会接触实际的商业知识，晋商对于这种教育就更为重视。
　　山西师范大学教授史若民：三年期间不拿薪水，只吃饭，三年期间的学习很重要，算盘、写字，尤其写字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我们那个时候是写毛笔字，票号里边它主要是书信往来，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打电话，每天写信都要写到半夜，第二天就早早地发走了，而且写汇票的字每一个分号是一个专人，不能谁都写，汇票就是一个人的字体让一个人看，防止仿照出错。
　　山西财经大学教授葛贤慧：抄那个信件，信来以后要抄写，抄写的过程当中他能够了解整个分号与总号之间的业务关系往来，比如有些什么批示，在哪儿执行，各个地方市场信息情况，这些他自己也能够明了。
　　过去山西有一句商谚说，十年寒窗考状元，十年学商倍加难，学生意的辛苦竟然超出了考状元，这是晋商的往来信函和账册，不要说信件内容的文笔，就是这样工整秀丽的小楷不下一番苦功恐怕写不出来。
　　在日本京都大学的谷阳井子女士手中保存着一本成书于清嘉庆年间的商业专业教科书，这本书的名字是《贸易须知》，在这本书中有大量的山西方言，象哄人、纸箸箸、头醋不酸等等，从这样的话中我们不难看出，书的作者也是一位山西商人。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陈慈玉：我想他是针对他的子弟或者是初入商场的人所写的，而且写的很全面，有经商指南、诚信、朴素节俭等等。
　　毛鸿？是清代晋商中大名鼎鼎的人物，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的开办他功不可没，这样一位金融奇才在做伙计的时候就已经很有名气。
　　平遥县财政局王夷典：有一个传得很久的传说就讲到毛鸿？去了一个油面坊，让他去平遥采当时吃的胡麻油，但他去晚了一步，油没有采到他也没有回来，只是把当地编的油篓全部买了，买油篓到分油的过程还有几个月，到了分油的时候谁家也没有带油篓，他们的油谁都带不走，最后油篓只好都从毛鸿？那儿买了，后来各家回去以后都向大家做了宣传，最后，他就向买他油篓的人换取了油，结果他采的比别人的数量还大，而且他当时很年轻的时候，他就有一些奇招。
　　在不利的条件下能创造商机这就不是小聪明，而近乎是一种商业智慧了，具备了这样的素质，在任何地方都足以独挡一面，但对于晋商来说还远远不够，当伙计们掌握了足够的商业知识以后会派往全国各地的分号参加实际的经营，这段时间对他们来说才是真正的考验。
　　高钰是乔家最出色的掌柜之一，乔家能成为晋商中持续时间最长、盈利最多的商人家族，很大程度上就是靠了这位大掌柜的功绩，他就是在伙计的位置上被破格提拔入管理层的，晚年时他对这段伙计的生涯有了这样一番评价：练习成熟再测试，做事能力与道德，如远则易欺，远使以观其志，近则易狎，近使以观其敬，烦则难理，烦使以观其能，卒则难办，卒使以观其智，急则易夹，急使以观其信，财则易贪，委财以观其仁，危则易变，告危以观其节，杂处易淫，派往繁华以观其色。以现在的观念看来，这样的作法实在有些不近人情，但商场本来就是残酷的，既然商场充满了诱惑，山西商人就把未来的接班人放到诱惑最大的地方接受考验。
　　山西财经大学教授葛贤慧：这些基本的功夫学徒是比较扎实的，因为与此同时要对学徒进行一些道德、讲信用、维护商界自己的形象这些训练，甚至要专门请老师来，当时《大学》、《中庸》、乔家的大德通都要讲。高钰那个时候面对西方商人入侵，市场上花花世界、各种各样的声色犬马刺激，他觉得自己的号一定要把人们的思想维持集中起来，通过学习《大学》、《中庸》，维持一种正常的心态，一定把信用、道德放在前面。
　　清代一个叫王文宇的山西人在保定做生意，结交了一个叫葛东岗的朋友，葛东岗为了保住家业，临死前将八百两银子托给王文宇，希望他对自己的妻儿有所照顾，王文宇在葛东岗死后不但帮他的儿子成家立业，而且在这个孩子立业之时将葛东岗给他的八百两银子一分不少地交还给他帮助他开创事业。
　　在清代的时候有一个叫崔崇于的汾阳籍的商人，他在张家口大同一带做丝绸生意，有一年就陪了十多两银子，东家有些不满意，崔崇于觉得商誉受了损，竟然剖腹而死，死前说我不精通业务导致东家赔了钱没脸再活下去，类似的事情不止一个。
　　这个故事虽然有些极端，但它说明当时的一些山西商人认为做生意没有尽到责任，辜负了别人的信任就没有脸面活在这个世界上，晋商的事业能够做大、做强、做的百年不衰，很大程度就是因为有许许多多怀着这种念头的商人，几百年的时间很难说清楚有多少投身其中，当时不论是小伙计还是大掌柜，每一个人都小心翼翼地看待自己的那份生计，每一个都兢兢业业地尽到自己的那份责任，就像这些高墙大院，没有人能清楚它是由多少块砖、多少块瓦盖起来的，但是这些看似普普通通的砖每一块都经过手工打磨，所说即使是最好的工匠一天砌砖的速度也不能超过五十块，也正是由于在点点滴滴上的严谨，在每个细节上的慎重，使这些深宅大院能经历几百年风霜雨雪、严寒酷暑的考验。

　　　　　　　　　　　第五集　纵横天下
　　任何一个第一次走进这片建筑群的人都很难相信这里只是一个晋商家族的私人住宅，它占地近千亩，大小房间八百余间，光围绕四周的院墙就长约三公里，不仅如此，更加让人惊叹的是现有的这座晋商宅院只有原来规模的三分之一。离常家庄园不到四十公里的地方，也有一座气势不凡的晋商大院，院子的主人姓曹，他们的家族才真正是众多晋商中的霸主。
　　太谷县县志办主任程素仁：鼎盛时期全国的字号有640多座，雇员有三万多人，总资本有一千多万两白银。
　　三多堂博物馆总顾问吴秀峰：整个曹家的总资产最高的时候达到一千多万两白银，整个晋商当中它的地位是极其显赫的。从商业网点来看，它几乎就是大江以北的主要城市都遍布了。
　　这样的晋商大院以惊人的密度拥挤在山西各地，哪怕在最偏僻的山区也能看到高墙灰瓦的背影，到清嘉庆、道光年间，当年走西口的山西庄稼汉们这时已经把事业推展到全国各地，北京、武汉、广州、苏杭这些名城大邑只不过是他们小试身手的码头而已。
　　天津社科院研究员胡光明：山西商人对京津天地的发展贡献是举足轻重、至关重要的，在北京有很多大量的资料记载，富商里边的大户都是来自山西省，好多的行业都是山西商人占有垄断地位。
　　天津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张利民：从我们研究的这个范围内，从华北来看晋商主要的作用集中在几个大的城市北京、后期的天津、东北、库仑、张家口以及外蒙的乌兰巴托。我在日本看到一些晋商的资料，在乌兰巴托100多家商人当中有两点，一个是京商，一个是晋商，它的名字排列都是晋商在前，说明它的发展脉络已经远远超出了中国国内。
　　中国财政大学赵德馨教授：山西的商人在金融领域里它的汇兑占据了主导地位，在金融领域它也是一支重要力量，在整个汉口几大帮里它是非常重要的一帮，这个帮的特色主要就是票号、茶叶。
　　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记载“京师大贾多晋人”。在东北地区《龙江述略》中记载“汉民到江省贸易，以山西为最早”。另外《清高宗实录》记载“吴越州郡，察其市肆贸迁者多系晋省人”。从清初走西口起家到清朝中叶势力遍及天下，经过了两百多年的时间，要构造遍布全国的商业网络也需要几万人，甚至几十万人的参与。持续这样长的时间，组织如此数量的人员，这样的事业在世界商业史上很少有人能做到，为什么偏偏晋商做到了呢？
　　乾隆年间太谷县一个年老的读书人正在做一项每天必备的功课－记日记。他叫刘大鹏，举人出身，长期任教于晋商家庭，他写下的日记后来结集出版，这本名叫《退想斋日记》的书不但真实地记录了他任教二十年间的所见所闻，更重要的是它成为后来的研究者研究山西商从日常生活的第一手资料。那天，他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近来吾乡风气大坏，视读书甚轻，重商业为甚重，才华秀美子弟，率皆出门为商，而读书者寥寥无几”。读书人痛心疾首的感慨在街巷中被人用一种轻快的语句表达出来“有儿开商店，强过做知县，买卖兴隆把钱赚，给个县官也不换”。不论是老举人的痛心，还是民谚的幽默都反映着这样一个事实，在山西人看来，经商是一种比读书做官都重要的事情。
　　学者余秋雨：我做商人就是做商人，把商人做纯粹了，把商人当作一个最正经的社会事业来做，这是山西商人特别堂皇的地方，并不是说我做了商人有了钱以后让我的儿子以后去考科举、去买个官，当然这样的人也会有，便是山西商人想法不是这个，他的主要想法不是这个，他堂堂正正做商人、无牵无挂地远行万里，不遮遮盖盖。在他们面前官场和儒家知识分子也不遮遮盖盖，他面对的是一个真正的商人，所以他自己也就变成了真正的官员，或者真正的学者，而不必要象大家既在赚钱，又千方百计说明我是儒商。他甩掉了一切一切的虚伪，这是我对山西商人特别觉得佩服的地方。
　　学而优则仕是几千年来大部分中国人的人生目标，但明清两代的山西人却根本没有这样的想法，哪怕是考中了进士也放着官不做，跑回家来做生意办工厂。这间书房的主人是晋商发展后期的领袖人物渠木翘，他原先的名字叫本桥，光绪年间他以全省第一的身份考中举人，主考官亲笔为他改名，不久他考中进士，但有相当长的时间他都将主要精力放在创办现代化工厂上，他创办的双福火柴厂一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仍在生产着火柴。正是由于这样一批又一批最优秀人才的加入才使晋商的事业持继百年，就连那位最初连呼风气大坏的举人刘大鹏也不得不在日记中写到“余于近日在晋接触了几个商人，胜余十倍，如所谓鱼盐中有大隐，货殖内有高贤，信非虚也，自今以后，愈不敢轻视天下人”。
　　山西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刘建生：诚如山西巡抚刘与义向雍正皇帝上奏折说到“山右积习，重利之念，胜于重名，子弟之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雍正自诩为深谙下情的雍正皇帝在上面朱批到“山西人，第一类是经商的，第二类是务农的，第三类是??可笑”。可笑与否我们姑且不论，但是大量的山西人多入贸易一途却是不争的事实。
　　山西文学院专业作家成一：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把多少年学而优则仕这样一个观念转变了，学而优则商在那样一个轻商的社会里很可能就是一个惊世骇俗的一个事实，当时的商人不敢这么张扬，但是在整个民间已经形成这么一个价值观念的转变，所以一流子弟都去从小读书，然后他就投靠字号。
　　在清代甚至普通的山西人也把这种精神当作立身之本。一些晋商的研究者曾在山西省柳林县发现一本《杨氏家谱》，柳林县地处吕梁山区，在历史上这里并不是一个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在那本家谱中有一段这样的文字“天地生人，有一人莫不有一人之业，人生在世，生一日当尽一日之劳力，业不可废，唯一勤，无论为士、为农、为工、为商，努力自强，无少偷安，则人力定可日胜矣。安在今日贫族，且不为将来富矣。”当然，依靠精神的力量还不能成就晋商纵横天下的事业，晋商的成功还在于他们创立了一套相当完善的企业制度。
　　太谷曹氏家族是清朝晋商中资本最雄厚、经营规模最大的山西商人家族，为了管理家族的六百多个商号、二万多名员工，这个家族发展出一套与现代企业制度非常接近的规矩。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方行：晋商还在中国发展了企业制度，我们知道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经过一个长期的过程，从收集资金方面来看先是独资后来是合伙，再后来发展到股份制，从管理方面来看，先是家族经营，后来是合伙人股东经营，后来发展到依靠有专业修养的经理制，由专业人员来经营，把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分离。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中承明：有一件事情我在别的商人从来没有看见过，比如这个东家同经理的合同规定：东家不准住在店里，不准用店里的钱，在店里吃饭要给钱。这个简直是现代化了，在中国我还从来没看见过这样的合同。
　　英国著名学者、曾任剑桥大学东方学院院长的李约瑟曾为西方资本主义产生列出三个条件，其中的一条就是职业经理阶层的产生，而且他认为西方的职业经理阶层产生的年代应该是十五世纪前后，而晋商中的职业经理－掌柜也产生在这一时期，但是西方社会职业经理阶层产生时社会的各项条件像商业法规等都很成熟，但当时中国还处于传统的农业社会，那么山西商人是如何在这样的条件下保障这种制度能够顺利实行呢？
　　太谷县县志办主任程素仁：它内在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股份制，而这个股份制里面有一个精华，就是顶身股，这个顶身股把所有的人员大至掌柜小至一般的人都牢牢地拴在一起，这个顶身股是一个了不起的发明，而我们现在的改革开放许多地方比较成功的地方它也是借用了这个顶身股制。顶身股制就是一个人进入这个店铺以后，你除了挣自己正常的工资，那么根据你进来的这个年代和任职，再给你一个股份，就是说你不用掏钱，就有了你的股份了，这样的话，你在这个店铺里做的贡献越大，待的时间越长，你的股份就越多。
　　清华大学经济学研究所副教授龙登高：它在产生激励作用的同时又降低了自己经营管理的成本，这可以说是解决企业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的一个有效的手段，而晋商在一两百年前他们就做到了这一点，所以在这点确实让我比较感慨，像从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来说，晋商和南方的商人或者和其它地方的商帮他们是有一定区别的，像南方的商人包括徽商、广东商人，基本上都是经营权与所有权是合一的，也就是老板他往往也就是总裁，或者说他是亲自管理的，当然他下边有他的助手，但是我们看到晋商它的财东、它的所有者是不去经营企业的，而且放手让这种大掌柜、二掌柜去经营。
　　清末山西最大的一家商号大德通票号的大掌柜曾以这样一段话题概括了财东与掌柜的关系，“苟非人力所能制止而丧失资金，财东不但不责经理失职且加慰勉，立即补足资金，令其重整旗鼓，经理受财东依赖与委托，任重而道远，所以事事必出，勤惕励之一念，领导同人崎岖前行，务使操纵自如，决不行险侥幸。”　　
　　正是建立在利益和情感双重纽带之上的制度，使晋商能迅速地将一个个小小的商号发展成辐射全国的商业网络。
　　曹家的商业就是由清初的一家豆腐坊成长为一个大规模的商业集团，但是不论是股份制还是掌柜制，都只能管住一个掌柜，管好一个商号，那么如何管好一个由六百多家商号、两万多员工构成的庞大的商业集团呢？
　　太谷县县志办主任程素仁：总管里面有一个总钦差，每隔几年要下去视察全国的情况，那么全国的帐庄是怎么回事呢？他有一个大字号，大字号下面还统辖好几个小字号，就相当于现在的子母公司。
　　厦门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钞晓鸿：还进行了联号的经营，所谓的联号经营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连锁店，比如在归化城有他的连锁店，他在新疆的三个地方都有他的连锁店，而且他们连锁店的经营方式是采取了非常先进的经理负责制这样一种形式，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比如在新疆的商务活动委托于某一个人具体负责，所以这显示了当时的经营方式的一种先进性。
　　当年由这里发出的一道道指令被迅速地一级一级地传递下去，三百年前的山西商人已经自如地操纵着不论人员还是规模都可以和任何一家现代集??一番颇为艰难的攀登，此时已经逐步迈进第一个辉煌的段落。

第四集 走西口
　　公元1690年，清，康熙二十九年，为了平定噶尔丹的叛乱，康熙皇帝亲率八万大军深入草原腹地，在清军队列中，第一次出现了西洋大炮这种杀伤力巨大的先进武器，不仅帮助清军在一天之内打垮了噶尔丹的主力总队，而且从此永远改变了草原上游牧骑兵占优势的局面，经过康熙、雍正、乾隆祖孙三代的努力，清帝国将新疆、青海、甘肃、宁夏、内蒙等广大的西北地区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统治之下。康熙、雍正两朝对西北用兵时，由于补给线过长，军粮供应成为决定战事胜败的关键，但是由于战场与后勤基地之间相隔万里，运输线路又要跨越茫茫草原、浩瀚沙漠，《清史》中说：其地不毛，间或无水，至瀚海等砂碛地方运粮尤苦，当朝廷为此事一筹莫展之际，一个山西商人站出来说这件事由我来做吧，说这样话的人就是范毓滨。
　　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研究员张海瀛：范毓滨当时主动请缨给康熙打了个报告，他要求帮助政府运军粮，而且费用只要政府运军粮的三分之一，原来政府运一石军粮要120两白银，他只要40两，在《清史稿列传》中是这样记录范毓滨的贡献的：辗转沙漠万里，不劳官吏，不扰闾林，克期必至，省国费亿万计，由于运粮有功，雍正皇帝授予他二品官衔并给了他和他的商业伙伴对蒙、俄贸易的特权，这就使得晋商能先人一步进入西北市场，在当时的条件下，大宗货物的运输完全是靠人力和畜力来完成，这就使得成千上万的山西农民离开土地，揭开了晋商“走西口”的序幕。
　　杀虎口位于内蒙、山西交界处的右玉县，三百多年前这里曾经是供应清朝西征大军的重要后勤基地之一，同时它还是山西商人进入西北市场的起点，在历史上，山西商人习惯把这里叫做西口。
　　北京工商大学教授梁小民：山西人走西口的时间大概是在明代的中期开始，截止时间大概到清朝末年，其中高潮应该是在明末清初，这个时候数量是最大的，所谓走西口前后持续了将近三百年左右，而且走西口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由于山西当时人口比较多，所以生活比较困难，人口外迁，另一部分人由于在内蒙这一带当时的边防需要，所以晋商就是在明代中期时候内蒙边防的需要发展起来，一部分人走西口就是为了适应这种要求到口外去发展商业、发展贸易以至于后来的票号，所以走西口这个现象实际上就是中国移民的一个部分，也就是中国人口流动中一个重要的部分，这也说明当年的山西人还是有一种闯劲，能够到其它地方去寻求新的生活。
　　在一则清朝的文人笔记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语句，无平地沃土之饶，无水泉灌溉之益，无舟车渔米之利，乡民惟以耕种上岭下坡，汗牛痛仆，仰天续命，不但土地贫脊而且人口众多，据康熙时的《山西通志》记载，仅太谷一个县，当时的人口就超过了二十万，如此不利的自然条件人口压力往往会导致社会动乱的产生，中国历史上铤而走险的农民比比皆是，土地和人口问题几乎是所有朝代更替的最初原因，但山西人并没有这样做，他们宁愿走出去，用勤劳和智慧来缓解生存的压力。
　　内蒙古作协专业作家柳陆：第一，山西人走西口，他遇到的首先是土匪，土匪半路要抢劫他，从府谷县一进入包头有一个叫黑土崖子的地方，这里是土匪出没的地方，很多人被抢、被劫甚至葬身在这个沙漠里，还有的被冻死，因为北方草地气候寒冷，它不象中原地带暖和，那时候也没有气象部门预报，他不清楚什么时候有暴风雨，只有被冻死，还有的被饿死的就是在沙漠里迷失了方向。
　　山西文字院专业作家：比如说有个关，这个关里头还是内陆的风光也没有风沙，但是关口一开大门，就会有一股很大的风吹进来，再往前跨一步就进入蒙古草原了，到处是风沙，所以走西口的路上到处都可以看到白骨累累。
　　山西省外贸厅研究员梁绍森：气温反差很大，如果结冰可以达到零下四十度，夏天热得能晕过去，就是这样山西商人照样走的过去，所以说山西人是搭着命在走西口。
　　没有人统计过，从清朝初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有多少山西人在这荒原、沙漠中的道路上跋涉过，但是在山西的地方志中却记载了大量的这样的故事。
　　山西财经大学教授孔祥毅：比如榆次有个姓董的父亲和母亲结了婚就走了，他从小就没有见过父亲，三次到新疆去找他父母，第一次去失败了，过了几年给别人当长工赚钱以后去找，第三次走到半路上见到一个从西北回来的人，说话很像山西口音，就向他打听，这个人告诉他敦煌有个庙里人的长相很像你要找的人，他赶到庙里终于找到了他的父亲。
　　最晚到清朝中叶，山西商人已经是西北地区商业的主宰，他们甚至垄断了一些市场的商业活动，像祁县乔氏家族，在包头地区商号就达二十余座，资产总额超过一千万两白银，呼和浩特过去叫做归化，城中著名的商号全部由山西人开设。中俄交界处的恰克图就是因为中俄贸易的发展才成为一座繁华的商业城市，而这项贸易就一直被山西商人垄断。
　　内蒙古作协副主席邓九刚：诚心诚意地对待顾客，他那种敬业精神使他在语言的掌握方面都达到了这种令人吃惊的程度，我过去采访山西商人跟他聊天到激动的时候，他就情不自禁的把汉语变成了蒙古语了，他这个山西人无论从外形还是心理、语言几乎就是蒙古人，这是因为他从不十四岁学徒掌柜的就把他放到草原上，字号就要求他在草原上要习蒙俗，用蒙语，对顾客要尊重。
　　山西财经大学教授葛贤慧：他要学习蒙语、俄语、维吾尔语、藏语等多种语言，他的学徒不学这些的话将来业务没有开展，打不下好的基础，所以史籍里面记载的人手一册，不管是掌柜的还是伙计，早、暮都在背诵，据说乡间士子们甚至还比不上他们这样的勤快，曾经在市场上看到一本蒙古番语记载，这里面就是蒙古语和汉语对照，是学习蒙语的一个办法，主要的内容是涉及到怎么样做生意的语言，可以说学习的范围非常广，深入到蒙地贸易活动还要学习一些中草药知识、针灸知识。
　　这些聪明的点子只能使牧民对山西商人建立初步的好感，要想把生意做大做长久还得靠更重要的东西，康熙末年，杀虎口的一间草房里，三个山西商人正惨淡经营着一家小小的草料行，他们都是太原府人，名字叫王相卿、张杰、史大学，三个人曾挑着担子，为西征的大军送过军粮，战争结束后，三个人合伙在杀虎口经商。
　　山西财经大学教授孔祥毅：一天年三十晚上突然有人敲门，有一个蒙古人牵着一列骆驼到他这儿做生意，住了一夜这个蒙古人消失了，结果一检查他的货垛子，里面全是银子，掌柜的就商量，把人家的这笔钱点清楚了当成股本放进本金里，然后每三年结帐的时候把人家的红利加进去进入万金帐上，就这样滚了几十年仍然没有出现钱的主人，但是大盛魁一直到倒台的那一天它的万金帐上仍然记着这一笔没有评价的财神股的本金和利息。
　　这个故事在这些古老的县城中广为流传，故事的真实性由于年代久远已经很难考证，但是当年大盛魁的山西商人要把讲述这个故事当作每年开张之前的一个仪式，他的含义就不再是夸耀一段传奇历史，这番举动，除了弘扬一种善有善报的因果循环之外，更重要的是山西商人希望每一代后人都能够把诚信当作经商的第一要诀。这些声名赫赫的晋商世家中，大多把这一要诀写进农规，传诸后事。
　　学者佘秋雨：他不是一般的漂泊者，不是一般的流浪汉也不是一般的偷渡客，他就是顺应着时代的要求和文明转型时期的种种可能往前走的一支队伍，走西口这个歌尽管充满了悲凉，但是其实后面听起来又充满了一种豪迈，一个人成功可以带来全村的繁荣，就是成功者的数量和享受成功的成果的人比例就很大，我想说的一点就是，这是和整个背景有关，不是说当时中国任何地方想离开自己的乡村的人他都有走西口这样一种悲壮而又豪迈的情怀，所以历史条件、自然环境会给许许多多的文明转换带来死路，又会给他们带来活路，而山西在当时这个大背景给他带来的是条活路，所以走西口眼前的是条活路。
　　这些深宅大院的基石就是在那里被奠定了，也许最初走西口的汉子们并没有想到日后会有如此辉煌的家业，他们当年只是为了追求一种富裕的生活，背井离乡，他们用几代人的汗水、泪水、血水在西北草原、沙漠、乡村间铺就一条条百年商路。
　　这个最早传唱着走西口民歌的地方至今仍保留着一个风俗，每年农历七月十五都要在黄河边上放上成千上万盏这样的河灯，据说每一盏河灯都代表了一个孤魂，这些顺留而下的河灯能把客死异乡的灵魂带回故乡去。

　　　　　　　　　　　　第三集　雄风乍起
　　张壁古堡修建的时间是明代，不论是从名称还是外形都可以猜想出这是一处古代的防御工事，它的堡墙高5米、厚3米，即使这样，当时的建造者似乎仍在担心不足以阻挡来犯之敌，所以他们在堡墙之上还挖掘了结构复杂的地道。1993年中国军事科学院曾经专门派了五位专家来这里进行了一番考察，考察结束时，这些专家曾用“固若金汤”这个词来形容这个古代同行的杰作。
　　从地理位置上看，张壁古堡位于山西中部，并不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点，那么为什么当年的人们要花巨大的力气来造一座这样的古堡呢？如此坚固完善的防御工事，又是要阻挡怎样强悍的敌人呢？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让我们把目光从这里向山西北部延伸，我们会发现以张壁古堡为基点一直到蒙古高原的边上沿途这样的防御工事到处可见。它们一起构成了一道纵深达五百多公里的防御体系，绵延万里的长城就是串起这道防御体系的锁链，整个山西北部看上去就像一座面积广阔的军营。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田培林：明朝的时候，朱元璋推翻了元政权以后，蒙古人就跑到北边，都跑掉了，包括他的军队什么的都跑了，后来有一部分人像徐达（朱元璋的军事将领）主张往北要追他，朱元璋感到国内才统一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因此就说不要追了，以后再说，他们研究的结果就是在北边设立九个重镇。
　　厦门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钞晓鸿：设立了九边重镇，相当于现在的九大军区一样，驻扎了大量的军队，根据研究军队的人数非常多，一度达到了120万人，120万人相当于说要有120万人的生活的消费和军事的消费，这样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消费的市场一定要来商品的供应，商人来供应，哪里的商人来供应呢？山西商人来供应。
　　山西省社科院研究员高春平：洪武三年，山西的一个行省参政有个叫杨宪的，给朱元璋上了一个奏折，提了一个建立说利用政府控制食盐，让商人把粮食运到边境上，政府给他一部分盐引，说的通俗一点就是现在的专利凭证，商人拿上盐引只要给边关运多少石粮食，政府就给一张引票，就可以去两淮、河东盐池换盐去，换盐以后再去卖盐，这样中间的差额利润很大，这个有三个好处，一个是利于国家，第二便于商人，第三是利于减轻老百姓的负担，这是一举三得的事情，所在当这个建议上去以后，朱元璋很感兴趣，下令推行全国。
　　明朝时，扬州是中国盐业最大的交易市场，而扬州最有势力的商人原本不是山西商人，当时大量的盐引都操纵在两淮商人手中，但山西商人不急，只在两淮盐商资金短缺时给予慷慨借贷，条件是稍稍让他们一点对盐业的经营权。
　　山西省文联副主席赵望进：当时在扬州的山西商人中间最有名的一个叫席铭，他初到扬州时有一个当地的商人向他借了不少钱，到时候还不了这个钱，只好拿他的商号来抵债，没有想到席铭反倒说你把养家糊口安身立命的东西都给了我，你一家老少难道喝西北风、喝露水吗？于是当场烧掉了借据。由于席铭办事比较公道，而且在关键的时候能够助人，以助人为乐，不久就被扬州的盐商推为首领。
　　目光远大使山西商人做生意时有一种超乎常人的气度，这一点保证了他们能在商场上纵横自如。很快晋商就成为明朝实力最大的商帮。他们在扬州也风光占尽，他们不仅建立起这样精美的园林，甚至把一大片瘦西湖的水面都框进了自家的后院。
　　山西大学研究生学院院长行龙：山西的商人之所以能够迅速地打开局面，这里头有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成群结队的一种群体的行动，而不是一种单个的个人冒险，只要我们稍微地涉猎一下山西的商业史料，你就会发现一批又一批的所谓的“联号”或者是兄弟、或者是父子、或者是朋友、或者是乡邻，他们组成一个有分有合、互通有无的一个集团实力，可以说是呼朋引类、气势压人，它是一种商业的大气候，大气势。
　　在当时，造就这种商业大气候的基石恐怕就是信义二字，在这本《晋录》中作者提到，山西人合伙做生意，爷爷、父亲借了别人的钱还没来得及还就客死异乡，过了几十年甚至当时的债主都忘了这回事，但子孙生而有知，更“焦劳强作以还贷”。明朝众多的山西商人中特别要提到蒲州的王氏家庭，他们的经商经历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那个时代整个的山西商人。王氏商业的创始人就是王现、王瑶兄弟。
　　天津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刘海岩：王瑶是明朝时非常有名的一位山西商人，他的祖籍在蒲州就是现在的山西省永济县，他的父亲曾经做过学正这样的小官，可是所挣的薪俸不足养家，所以他和哥哥王现很早就开始迈入了商旅的生涯。
　　在这段明朝的文人笔记中我们可找到王瑶的身影，“公蒲善士为养生计而商也，生财有道，行货而重义，转输积而手不离简册。”寥寥数语就为我们勾勒出一个儒雅忠厚的商人身影，“转输积而手不离简册”，做买卖的时候仍捧着书本不放说明他非常喜欢读书。
　　山西大学研究生学院院长行龙：我们?应该对明代初期山西的社会状况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就是当时山西面临的巨大的人口压力，元末明初的一场农民战争它的战区主要是在中原地区，经过这十几年的战乱，中原地区是人口丧失非常的严重，相对来讲山西却是一个风调雨顺的社会环境。就在明代初年朱元璋洪武年间时山西的人口总数就达到了四百万。这个四百万已经相当于当河北、河南两个省区人口总数的总和，在另外一个方面山西又是一个土地相对贫瘠的地区，明代有个文人陆琛，他在《燕闲录》这本书中讲山西是“土瘠天寒、生物鲜少”，所以讲明初那个时候从明初一直到后来的晋代，山西可以说人口和土地或是资源还有一个矛盾存在。
　　地贫人多使山西人不得不从土地中走出来，在交换和流通中取得维持生存的必需品，明朝中叶王瑶的外孙、宰相级的大官张四维在说到自己先辈涉足商界的理由时说“吾蒲介在河曲，田陋而民伙，田不能一援，缘而取给于商，计春挟轻资轻车走四方者，十室九空”。
　　四百年前，在这些荒凉的古道上，可以看到许多匆匆赶路的山西商人的身影，从王现、王瑶兄弟的身上我们就可以对当时山西商人的行踪有个大概的了解。在这本笔记中说：“王瑶行货张叶酒泉间，复货盐淮，浙、苏、湖，往返数年”，他的哥哥王现走得更远，“遇张飨、敦煌，穷玉塞、历金城，转而巴蜀”，沿长江下吴越，最后到达山东。
　　在三、四百年前，靠着原始的交通工具几乎走遍了半个中国，放下其中的艰苦不谈，仅仅这份胆识、这份将天下置于眼底的气度就不得不让人感叹。要想做出一番大事业，靠几个人的力量是不行的，山西商人很早就懂得这个道理，在缺乏契约和法律约束的社会中，共同的精神崇拜就可能是维系一个群体最强有力的纽带，关羽是几乎所有山西商人都认同、崇拜的神圣，在这座关帝庙中我们可以找到许多由山西商人敬献的匾额，遍布全国的山西商人会馆中最主要的建筑都是供奉关羽的殿堂。山西商人对于关羽的崇拜并不仅仅因为他是山西人，也不是他的军事才干，而是他对朋友的义气，他为人的公正，这两种美德恰恰是商业道德中最重要的成份。在乡情的基础上对于共同道德的尊崇使游贾四方的山西商人们慢慢地走到了一起。
　　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任茂堂：晋商的“伙计制”明朝就开始了，起码是明朝初期就有了，当时明朝人有一个叫沈孝思的，他对这个“伙计制”有一个很详细的解释，他说“合伙而商者都叫伙计”，也就是一个人出本，一个人出资，大家来经商，按我的理解来说，当时他们用的那个徒弟，用进来，一定时期毕业，一定时期工作，三个不同时期有三种不同的待遇，一直到后期，出徒以后工作了，经商者也就是拿出资本的人还要分股份给伙计，所以说合伙共商制就是这个意思。沈孝思还说过，他说富者蓄藏不于家，而尽散之于伙计，就是把钱给伙计散了，实际是这个意思，当然多少不一样了。晋商的伙计制对当时的晋商商业本身的发展有很大的益处，而且对社会的效益很大，对社会贡献很大。
　　晋商这时开始堂而皇之地走进了历史，到明朝中叶，晋商这个词频繁地出现在官方的文书、文人的笔记中。《明英宗实录》中记载往大同宣府办理输纳粮草军装，及贩马、牛、香、茶等物资的几乎全是山西商人，他们几乎垄断了报边中盐的特权。沈孝思说“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天工开物》的作者宋应星说“在扬州，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谢肇说“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他说的山右就是山西。
　　山西大学历史系博士马伟：王现经商致富以后有一次回家探亲，发现家族子弟里做买卖的时候有缺斤短两的行为，他就把家族的子弟都带到关帝庙里，率众在关羽像前核准了秤杆的刻度，并且在秤杆的最后钉了三颗铜星，这三颗星代表福、禄、寿的意思，就是说做生意的时候，如果少了一两就是缺德，少了二两就一定要破财，缺了三两就要召来天谴，必折阳寿。
　　在缺乏商业法规约束的社会条件下，如此庄重地在神前赌咒可能是最严肃的事情了，王现不惜以这种宗教禁忌来规范后人的商业操守可谓用心良苦。直到今天，山西许多地方仍在使用这种带有特殊印记的杆秤。王现在晚年曾对自己的子弟说“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洁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他在总结自己商业成功的经验时说了四个字“以义制利”。他的这种儒商心态对清代的山西商人影响很大，使他们做生意时不萎琐也不自满，把商业看作一项与读书、做官同样重要的事来追求。
　　这所大院的主人是清代赫赫有名的商人家族祁县乔氏，正是由于他们的商业活动才使包头由黄河边的小村落发展成一座繁荣的商业城市，在他们的治家格言中就把“以义制利”四个字写了进去，他们认为经商首先要守信，其次要讲义，最后才是取利。
　　明隆庆四年，王瑶的儿子王崇古来到了大同，他的身份不是商人，而是这里的最高军政长官宣大总督。　　清华大学工艺美院教授王鲁湘：嘉靖年间的时候，在蒙古比较靠近山西的地方地默川地区就是我们现在的呼和浩特这一带就出现了一个新的部落首领土默特部的首领俺答汗，他是成吉思汗??市”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在嘉靖十三年的??“封贡”就是封他为王，给他一个地位，然后保证部勒他的民众和他的军队不进行抢劫，但是条件就是你要和我“互市”，你要提供我的生活必需品，然后我用牛、马、羊和你进行交换，但是在整个嘉靖一朝，俺答汗每一次的请求都被严辞拒绝了，俺答汗好几次派来和明朝进行谈判的使者都被杀了。
　　明朝的国策就是坚决地对蒙古草原实行经济封锁，但是事实上这种封锁是封而不锁，因为民间它禁不住，王崇古其实就任宣大总督以后早就已经把这个事情看得很透了，只不过这个时候需要一个契机，使明朝的中央朝廷这边来改变这个国策，因为他作为一个镇守边关的这样一个总督，他只能执行这种国策，无力改变这个国策，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俺答汗的孙子降明的这样一个事件。然后俺答汗陈兵大同城下，王崇古其实这个时候他无意与俺答汗打这个仗，他想把这个事情圆满地解决。
　　这件十分偶然的边境事件在王崇古看来却是解决蒙汉争端的良机，他马上上书朝廷，建议“封俺答、定朝贡、通互市”。明朝政府采纳了王崇古的建议，从明初开始的连续二百多年的战火熄灭了。在《明史.王崇古传》中提到了王崇古此后的作为，“崇古乃广召贩，听其贸易、布帛、粮草、皮革，远自江淮、湖广，辐奏塞下，自是边境休宁，数千里军民乐业，不用兵戈，岁省费什七”。
　　明末，战火再次试卷整个中国，这一次山西人并没有躲过兵灾，山西是李自成由西安出发，攻占北京的必经之路，其后八旗兵又随着撤退的农民军掩杀过来，在改朝换代的过程中，再雄厚的家底也经不起战乱的折腾，明朝赫赫有名的商业世家几乎没有一个能挺过这场战乱，明朝的山西商人虽然悄然谢幕，但是他们开创的事业才刚刚开始，甚至战火还没有完全熄灭，又一批年轻的山西庄稼汉开始推着独轮车上路了。

　　　　　　　第二集　　表里山河
　　临汾古称平阳，是传说中尧的都城，尧庙位于临汾市郊区，这处巍峨而宁静的殿堂始建于晋朝，以后历代均有修饰，现在我们看到的格局和建筑式样都明显带有大唐的气度与风骨。尧、舜、禹的功业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将中国带入了农业社会，而农业对于中国人、中国历史的影响可谓极其深远。和世界上所有的古老文明一样，华夏文明也是发源于大江大河的中下游地区，山西南部地区位于黄河中游，汾河也在这一地区注入黄河。在几千年前，这里并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当时这里沟渠纵横、植被茂盛，宛如今天的江南水乡，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灌溉条件。有了大自然这样丰富的赋予，中国人终于可以在黄河边上建造自己最初的家园，但真正亲手教会中国人种庄稼的却不是尧、舜这两位帝王，这项工作是由一个身世不明的弃儿来完成的。一天清晨姜媛从家里出来，她要生产了，问题是她不知道自己孩子的父亲是谁？十个月前，她在回家的路上无意间踏过一个巨大的脚印，回家后这个可怜的山西女孩发现自己怀孕了。
　　山西省文联副主席赵望进：姜媛生下的孩子非常丑，一生下来就像个大肉球，姜媛就把他丢弃在大路旁边，结果牛羊过来以后见到这个丑的大肉球也避道而走，姜媛又把她丢在那结冰的湖面上，结果好多鸟飞过来用羽毛、用翅膀、用羽翼将这个孩子盖起来保护他，怕受冷受凉，最后姜媛受到感动，只好把这个孩子又抱回家，后来就取名叫“弃”。
　　这个一出生就具传奇色彩的孩子，就是后来被中国人尊奉为农业之神的后稷。由于来历不明，弃的童年非常孤独，他只能在田野中找一些植物的种子、果实充当玩具，这样的经历使他长大后成为种庄稼的好手，当他的子孙建立周朝的时候仍然认定中国最早种植高粱和小麦的人就是自己的这位先祖。由于庄稼种的好，弃被尧和舜两代帝王任命为农官，职责是向全国的百姓推广他的农业技术和粮食新品种，此后中国的史书将这种职责叫做教民稼穑。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教授陶正刚：稷王在山西来讲，稷就是指农业方面的发达，在我们山西考古资料来看，侯马在配合基本建设的时候发现一个很大的粮仓，直径大概4米多，深6、7米，地底下还有将近五六十公分厚的小米壳子，这么大的粮仓说明当时的粮食很丰富。
　　不论是尧、舜、禹还是后稷都被后人加以神话，将自己的祖先推崇到半人半神的地位，这本身就是人类处于童年时期的浪漫情怀。中国疆域广阔，具备山西南部这样环境的至少有与它隔河相望的中原地区、关中地区，但为什么古老的文明偏偏在这里如此昌明呢？
　　山西社科院研究员孙丽萍：山西的河东盐池它都已有三、四千年的生产历史，所以山西的盐资源占了很大的优势，而且据我们现在的考证运城盐池对最早的华夏文明起源有直接的作用。比如尧、舜、禹的建都建在山西晋南一带，像夏、商、周经济文明都跟河东盐池有最密切的关系。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黄纯艳：春秋时期管子讲：盐是十口之家，十人食盐，五口之家，五人食盐，无盐尔，饿死而肿。通俗地讲，如果你不吃盐就会得大脖子病，人人离不开盐，在那时商品经济不太发达，盐却是一个大宗的商品，而河东是一个重要的产盐基地。
　　盐不仅是生活的必需品，而且从一定意义上讲，它也是构造文明的基石。三千年前，只有控制这片盐池的一代代君主才能从容地建筑出体积巨大的礼器，才能派出威武的士兵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征伐。不仅如此，在农业社会中，盐还是最为重要的商品，中国最早的一批商人就是借助它走上了历史的舞台。
　　山西大学历史系博士马伟：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写了篇文章叫《历史与盐》，在这里他认为商贾的“贾”就是出于“卤”，而“卤”就是指山西解州的盐池。他还认为，中国商业的起源同盐的关系极为密切。大家都知道，中国最早的重要商品就是盐，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最古老的商人恐怕就是山西商人。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山西夏县出土了大量的铸造钱币的工具--范，当厚重的黄土被翻开时，历史被带回到了三千年之前。
　　山西夏县博物馆馆长蔺永久：从出土的大量货币范的标本来看，从战国到秦汉时期，作为河东郡制的安邑古城是当时中国官窑铸造货币的一个重要基地，就在禹王城遗址里发现了一个货币窑层，这个货币窑层出土的货币有7600斤。
　　山西师范大学教授史若民：早在春秋时代，晋国的商业就非常发达，它是当时五霸之一，它的国力之所有有这样的强盛主要原因一方面它有丰富的盐铁资源，另一方面它采取了一个“轻关、易道、通商、宽贾”的好政策。由于这样一个政策，所以晋国无论是商业还是手工业都非常发达。与此同时还产生了一些专门研究工商、贸易理论的人物，比如计然就是其中之一。他把当时对外的工商贸易总结了一套经验，后来人们把它叫做计然之策。
　　重商的经济政策，不但培育了晋文公的霸业，而且战国七雄中韩、赵、魏三国也或多或少承袭了这种经济繁荣的余荫。《国语》这部记载当时历史的典籍中，第一次出现了山西商人的身影“绛邑富商，其财足以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富可敌国的山西商人们坐着用金玉装饰的豪华轿车，穿着华丽的服装来往于各诸侯之间。当时一个叫范蠡的吴国人将晋国公子计然的治国之道用于商业实践之中，这位昔日的政治家凭借这套理论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商人。他经商的手段--陶朱术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为中国商业的代名词。几十年后，一个叫猗顿的人来到这位大商人门前，他从范蠡那里把这套商业理论学了回来，并在山西南部进行实践。他是个好学生，不久之后他就成为与陶朱公齐名的大商人。
　　中国商业史学会常务理事郭齐文：在《汉中》书是这样描述猗顿的：“赞拟王公，驰名天下”，可见猗顿在当时的名气很大。根据近来的研究发现，不论是陶朱还是猗顿都是依靠贩盐起家的，陶朱是凭借齐国的海盐，猗顿是靠山吃山，依靠解州的池盐。
　　与贩盐相比，山西人经商的另一支历史源头就显得曲折艰难的多。在这条商旅之路上，地缘政治的影响更加明显，场景也由黄河岸边移到了青山长城脚下，表里山河的地理特点开始对商业造成深远影响，商业活动也越来越与军事征伐、政治交易纠缠在一起。
　　山西省民俗协会会长曹振武：山西自古就有表里山河的称谓，这个称谓最早见诸《史记》。意思是说外有山内有河，山西夹在太行山脉和吕梁山脉之间，北边和内蒙古的草原相邻，南边隔着黄河与广阔的中原地区相望，这种独特的自然环境曾经一再左右着山西历史的走向。
　　表里山河不但是描绘山西地理环境的一个词汇，更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山西历史的独特视点，从这里出发，我们可以为几千年间产生在这片土地上浩如烟海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梳理出一条清晰的脉络。
　　汉武帝时，又一个山西商人的身影出现在雁门关外长城脚下，他的名字叫聂壹，除了商人的身份外，聂壹还是个皇家间谍，他由汉武帝亲自指派，以经商的名义为随之而来的大规模征伐进行军事侦查。历史竟然以这样独特的方式掀开了波澜壮阔的一幕。
　　清华大学经济学研究所博士龙登高：在司马迁的笔下也就是在《史记》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山西这一带他用“山河地区居天下之中”来描述，它的西面就是当时的首都长安，它的西北和北面是游牧民族，当时称为北狄，山西商人的山河地区也就是现在的山西南部洪洞、临汾这一带。他们所从事的商业活动主要就是把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结合起来，或者说利用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的这种互补性，他们来进行商品交换。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黄纯艳：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的中原政权，它必须要在两个文明的交汇处设置一个天然的非常重要的防御设施，或者说它的军事重心始终在这样一个交汇处，这个军事重心的交汇处必须要囤驻大量的军费。
　　聂壹的身影被此后在长城脚下、草原深处燃起浓浓的战火烽烟所遮蔽，有两个山西人卫青、霍去病统领的大军从雁门关出发远击匈奴，据历史记载，双方投入战斗的人员超过四十万。从这处雁门关外、长城脚下的汉代墓葬群我们就可以猜测出当时战争的残酷。唐朝一个叫李颀的诗人，走过这片古战场时留下这样一首诗：野云万里无城郭，雨雪纷纷连大漠，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李颀生活在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岁月--唐代。
　　公元618年，十六岁的李世民在晋阳宫中拥戴自己的父亲，当时任晋阳留守的唐国公李渊为首领，加入到推翻隋朝的农民战争之中，唐是山西古老的称谓之一，二十多年后，李世民父子在长安建立自己的帝国时选择了唐作为帝国的名称。当李世民父子率领大军南下中原时，大军还有一个山西商人的身影，这个山西商人名叫武士镬，是有名的木材商，李家父子最初的军费很多就是出自他的腰包。武士镬在唐朝建国后曾官至礼部尚书，但武士镬的出名是因为有一个特别出色的女儿，她就是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女皇帝--武则天。武则天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是大唐盛世缔造者之一，唐以后有数不清的人用数不清的故事渲染过她的一生，即使在唐朝关于她的作为就已经众说纷纭，但哪怕是她的政敌，也不得不承认，她的政治才华和知人善任的胸襟。
　　历史上名闻天下的山西人并不止武则天一个，山西籍的政治、军事、文学、外交、人才可谓浩若群星，他们激起的诸多文化潮流，他们代表的思想体系，不仅在中国文化史上独具一格，而且也成为后世山西商业文明的精神内核。先秦的李悝、吴起、商秧原籍山西，由于他们在历史上的影响力，司马迁甚至说：三晋多权变之士，夫言纵横强秦者大抵三晋人也。佛家人物惠远、法显、昙鸾也都是山西人，他们对佛教在中国的落地生根都做出过杰出贡献。宋、辽、金、元时代，山西是中国北方道教的中心，甚至传说中吕洞宾的诞生地就在这里。
　　在军事方面，山西也代不乏人，汉代的霍去病、卫青、三国的关羽、唐代的尉迟恭、宋代的狄青、杨家将都是英勇神武，战功赫赫。　　山西最值得称道的还是曾经鼎盛一时的文风，《全唐诗》中记录的诗作有一大批就是山西人的作品，初唐四杰的王勃、边塞诗派的王昌龄、名满天下的王之涣、新乐府的领军人物白居易都是山西人。一部《资治通鉴》贯绝古今，作者司马光是山西籍，而元曲四大家中至少有两位是山西人。
　　北京工商大学教授梁小民：商品经济的发展靠的是两点：一点就是有文化。所谓有文化也就是说有文化的人头脑才灵活，才会去进行各种的经营活动；第二点是要有诚信。有诚信在社会上才能够存在下来，那么山西过去应该说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文化底蕴非常深厚，其实在晋中这一带就集中体现了这一点，所以我们看晋中人在晋商的发展上一个他是经营头脑非常灵活，能够看准时机，比如说最早晋商做俄罗斯的茶叶生意，他们当年原来是向福建买茶叶，以后他们在福建买了地，然后雇人种茶叶，用现在的话来说叫做整合了一个产业链，我既有生产又有加工又有销售，整个是一条龙的过程，要求到这一点我想没有文化的人想不到这一点。
　　中国商业史学会会长胡平：经商要靠智慧。靠资金财源、商品的运作很重要，但还要有生意头脑，他抓住这个机会就做起来了，抢先一步，别人没有发现，他已经发现、悟到了，这是一个悟性，悟到这里有生意可做，根本在于山西人本身特有的一种素质，这种素质是历史形成的，包括文化的沉淀一代一代积累下来，到一定的时候爆发出来。　　学者余秋雨：这个农民的思维方式，要变成能够把万里江山踩在自己脚底下，把所有的钱财流通，当作自己生命流通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的话，他一定要面临着一个非常重大的人格转换。这个人格转换在我看来，山西商人在中国转换的比其它的地方都要透彻，都要让人钦佩。
　　厚重的文化底蕴对即将崛起的山西商人来说并不是一种负担，相反在这样的基础上他们以一种更加轻松的心态，更加朴实的风格开创出另一片天地，那是一项平民事业，但这项事业也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走向，正是由于他们的出色作为使中国文化显出更丰富的层次，更灿烂的色彩

第一集　海内最富
　　1912年，这一年是民国元年。10月28日晚6时，在北京城一座颇为雅致的饭馆里，一群山西商界的头面人物正在宴请一位特殊的客人，客人的名字叫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山西商人之所以设宴欢迎梁启超，是因为他们正在酝酿一个十分大胆的计划，由他们出面筹备组织中华民国的中央银行，山西商人们希望借助这位大名鼎鼎的人物，推动这项计划的实施。即使拿今天的眼光看，由商人出面组建中央银行也显得过于大胆。因为中央银行是国家的金融中枢，它的一举一动都会对国计民生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梁启超并没有觉得山西商人的想法不切实际，不仅如此，他还认为当时中国唯一能做成这件事的恰恰正是山西商人。在演讲中他说：鄙人在海外十余年，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辞以对，独至此，有历史有基础能继续发达之山西商业，鄙人常自夸于世界人之前。
　　梁启超凭什么对山西商人做出如此之高的评价呢？
　　中国商业史学会会长胡平：虽然中国的商业不是很发达，但在历史上有段时间曾经很辉煌。对中华民族的进步、经济的繁荣、文化的建设起了很大作用，其中晋商应该说是龙头是老大。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方行：经营商品之多、投入资金之多、从业人员之多，在其它所有的商帮里面都是首屈一指的。
　　天津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张利民：他控制了几个行业，比如金融业完全由晋商来控制，还有一些颜料业也在晋商手里控制，他们在当时商人中的地位是非常高的。
　　厦门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钞晓鸿：在西部我们可以看到，晋商到达了今天的新疆，而且到了今天新疆的南部，在西南的地方从山西商人方面的资料来看，到达了贵州、四川，在东南地方更不在足下。
　　清华大学经济学研究所副教授龙登高：晋商能够在全国呼风唤雨也就是他们抓住了明清时期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这么一个历史性的机遇，这样才使得晋商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地。
　　苏州，明清两朝的商业都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里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人们可以想像到的最奢侈的享受、最精致的生活都可以从这里找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这座城市的人们准备建立一个戏曲博物馆时，他们选择的馆址竟然是一座当年山西商人修建的会馆，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座精美的戏台。会馆并不是山西商人主要的活动场所，这里只是他们听戏、聊天、联络乡情的地方。现代学者余秋雨在讲到这件事时说：苏州也算富庶繁华的了，没想到山西人轻轻松松来盖了个会馆就把风光占尽，要找一个南方戏曲演出的最佳舞台作为文物永久保存，找来找去，竟在人家山西人的一个临时俱乐部里找到了。
　　会馆不论如何精美都只是当时的山西人偶尔盘徊稍稍放松一下的地方，他们居家过日子的地方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在山西平遥民居，这样的院子在很多山西县城中几乎随处可见，而昔日这些院子的主人即使在县城中都不是什么有名的人物，正是这种普通更加衬托出一种气度，当高耸的屋脊、厚实的院墙密密匝匝地挤成一片时，这样的规模就汇成一个再明显不过的象征--富裕。一两百年前，当大多数中国普通百姓还居住在土坯垒成的房舍里的时候，山西人已经把自己的生存环境提升到一个令今天的人们都羡慕的境界。
　　1822年，当时中国最著名的文化思想家龚自诊为了缓解内地日益严重的人口压力、稳固边疆的政局曾向皇帝建议，将内地的人口大量向西北地区迁移，但龚自诊认为这个政策不适用于两个地方：一是江浙，因为这里的居民太柔弱，经不起西北的风沙；另一个地方就是山西，因为这个地方太富裕了，没有人愿意去西北吃苦。在谈到山西的富庶时，龚自诊用了这样一个词--海内最富。
　　山西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刘建生：海内最富的标志我认为不外乎这几个方面：第一、固定资产。在固定资产方面实力强盛，像著名的乔家、渠家、王家、冀家等等各有固定资产三五百万、六七百万、甚至上千万两白银，由此足见其富。第二、他们的流动资金丰厚，也各有上千万两白银。第三、从山西城镇经济发展中尤其是晋中一带一个县城的发展市肆繁华不下江南，诚如美国学者所谈的，太谷是中国的华尔街，诸多的票号、商号，这在过去也是比较少见的。
　　山西师范大学教授史若民：咸丰三年（1853年），广西道的监察御史叫章嗣衡，他在上奏的皇帝书中说：山西太谷之孙姓富约两千万、曹姓、贾姓各四五百万、平遥之侯姓、介休之张姓富各三四百万、榆次之许姓、王姓聚族而居，计各家有资本各千万，介休百万之家以十计，祁县百万之家以数十计。
　　仅仅把以上奏折中提到的山西人的家产做一个简单的加法，数量就超过了一亿两白银，这还仅仅是一个清朝官员亲眼所见的数量，如果把整个山西富户的全部家产做一个详尽的统计，那得出的数字几乎不可想象。那么山西人是怎么样积累起如此庞大、数量惊人常重大的问题，西北是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气候也非常寒冷，尽管清朝统治者来自于东北，但是对西北还很陌生，生态也不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如我们现在所说后勤供应非常困难，所以他们有一个非常聪明的政策，就是那些戍边将士们所有的用度有没有通过一定的商业运作方式来解决，你如果能够解决的话，我们朝廷给你们另外一种许诺，比如卖盐的许诺，在这种情况下，山西正是首当其冲，它的地理位置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我们中原统治的中心，比如像北京还有其它地方一直到西北边疆区的大通道，山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门户。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所长朱荫贵：一个原因就是他因为跟清朝政府发生了比较大的紧密关系，那么钱庄跟清朝政府的关系远远没有票号这么紧密，它代替政府收解银两、汇兑，而且它吸收了很多王公贵族大笔的存款。
　　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经君健：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比较显著的应该票号方面、金融方面。因为金融的发展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性的标志，正是因为这样，它才有了信誉，有了这种信用以后，商业的规模才能扩大，商业进程的范围才能更加广阔，而这一点是从晋商开始的。
　　一双双轻巧、灵活的手将这些绿色的嫩芽从枝头采摘下来，这些嫩芽经过加工之后将变成世界上最受欢迎的饮品--茶叶，这种源于中国的植物传入西方之后，竟改变了许多西方人的生活方式。武夷山是中国最有名的茶叶产地之一，每到新茶采摘的时候，大量的客商都会汇集到这里，三百多年前，来到这里的商人中绝大多数都操着山西口音。
　　内蒙古作协副主席邓九刚：丝绸之路衰落之后，在欧亚大陆上又形成了一道国际通道--茶叶之路。茶叶之路大的概念是从中国杭州、武夷山（现福建）、汉口附近的羊楼山、赤壁采集了茶叶，主要是粗茶、砖茶。这种茶通过山西商人的组织在汉口以南一直是用船来运输，到了汉口起岸，就是用高脚（骆驼、骡子）运到归化城，归化城、现在的张家口是一个大的集散地，从这两个地方重新组织大的驼队把它编排、整编象军队式的那样一种驼队，运到乌兰巴托（当时的库仑）、现在蒙古西部的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然后通过乌兰巴托再往北走到达现在的俄国边境城市恰克图。
　　事实上这条路的交易量很大。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同治皇帝时期），通过恰克图这一条路线不包括海拉尔和塔尔巴哈台，光中间这一条路线的交易量占俄国的出口贸易的40%，占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量、进口出口贸易总量分别是18%、16%是通过恰克图市场进入俄国，然后进入欧洲市场的。
　　这里是大运河边上的一座城市，也是山西商人转运茶叶时由水路转入陆路的重要码头，为了能有个稍事休整的地方，山西商人在运河的边上盖起了这座会馆，山西商人的这个不经意的举动，为现在的中国留下一座占地面积最广、规模最为庞大的古代会馆建筑群，可以想像几百年前穿着长袍马褂的山西商人们就是坐在这里从容地调度着运河上、长江上南来北往的商船，精心地计算着买卖的盈亏。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田培栋：好多的商人到那儿经商，而且在那个地方贸易额占得比例很大，在这种条件下才产生会馆，商人才出钱凑起盖会馆，把会馆弄得富丽堂皇，很有声望，代表山西商人的一个标志。
　　天津社科院研究员胡光明：民国元年，美国驻天津领事馆有一个调查，这个调查发给各个会馆的，其中山西的会馆首席董事他给美国领事回了一个报告说，由于山西商人在盐业、典当、钱业、颜料、纸业这些行业商号众多，不可数计，所以无法统计。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一台由十六个农民抬着的轿子慢悠悠地走进山西中部的一座县城，这座县城的名字叫太谷，坐在轿子中的是时任大汉银行董事长孔祥熙的新婚妻子，她的名字叫宋蔼龄，这次旅行是他们婚后第一次回到孔祥熙的故乡，从上海出发时宋蔼龄下了很大的决心，因为她听说那里的生活是艰苦的、原始的，但当旅行结束时，这位新娘惊奇地发现了一种她前所未闻的生活。
　　1973年，美国传记作家罗比.尤恩森用这样的语言描述了宋蔼龄当时的感受：在这次艰苦的旅行结束时她发现了一种前所未闻、最奢侈的生活。因为一些重要的银行家住在太谷，所以这里常被称为中国的华尔街。十九世纪，很多西方国家驻华领事在商务报告中都提到了山西人开设的金融企业--票号。驻汉口的英国领事说，汉口商人与外埠业务往来多由富裕的山西票号占先，它的作用几乎与英国银行一样。驻上海的英国领事也用了类似的语言描述山西票号。它们的信用度很高，与内地各省的汇兑业务以及中国人对通商口岸交易所签发的票据全部都经过山西票号。
　　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张正明：山西票号极盛时期是从1900年－1910年，那时候大的票号存款在七八百万两，小的有二三百万两，这时候他们盈利数额很大，也可以说是山西票号极盛的时期。
　　山西省财经大学副教授黄鉴晖：在光绪32年的时候，日升昌14个分号，每个分号平均年汇兑量是231万，总分号有358个，还有4家没有注册，358家加上4家的总分号最少400家，一家320多万，那就是八亿多两。
　　梳理绵延万里的商业血脉，调度上亿两白银，需要的不仅??种气吞万里、俯视天下的大智慧，真正让我们惊叹的是在交通、通讯、法律、政策都不具备的条件下，山西商人竟然已经以一种和现代企业制度非常接近的组织模式、管理方法来经营着他们的事业。
　　清末，俄国驻中国领事馆的一位官员鲍戈亚夫斯基提到山西商人时用了这样的话：有些商行掌握了整省的贸易，其办法就是把某一地区的所有商人都招来入股，因此在中国早已有了美国托拉斯式企业的成熟样板。当时另一位西方人、德国著名的旅行家--李希霍芬男爵在谈到山西商人时也抛开了日尔曼民族传统的严肃和拘谨：山西人具有卓越的商才和大企业精神，有无比优越的计算智能，有发达的数量意识和金融才华。
　　当我们今天穿行在这些山西的古老县城时，当我们重新打量这些高墙大院的时候，每一扇门，每一间屋似乎都隐藏着一段令人惊心动魄的财富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