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集　老字号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中苏两国结束了二十多年的相互敌视和武装对峙，民间商业往来成为双方交友的一项主要形式，第一批到达中国的俄罗斯客商带来的采购清单中有一样特殊的商品--红梅牌砖茶，令他们失望的是不但市场上找不到这种茶，甚至众多的中国企业、连贸商人没有人知道这种商品产地在哪儿，是由谁生产的。
　　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一段沉寂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重见天日，在这个时候许多山西人才第一次知道了在几百年前他们的祖先曾经做着令后人难以想象的大买卖，一批山西商人的住宅被清理出来，对外开放，很多老字号被开辟为博物馆，在这个叫长裕川的茶庄中人们发现这里曾经是一家专营对俄、对蒙贸易的大商号，而当年他们向俄国输出的一种主要商品就是红梅牌砖茶。这就是那种颇具传奇色彩的商品，为什么俄罗斯商人对这样的商品情有独钟呢？甚至制造这种商品的商人已经消失近百年之后仍然会让他们念念不忘呢？
　　内蒙古作协副主席邓九刚：这个砖茶到了蒙古草原、西伯利亚，过去就不讲了，现在蒙古人包括呼和浩特只认川字茶，哪怕这个茶叶已经早就不知道变得什么人生产，内容、质量都已经变了，但是人们还认这个，这种深入骨髓的品牌简直让你赞叹，奇迹。
　　世界上有多少商品曾经享有过这样的荣誉呢？世界上有多少商号在消失百年之后还会被人以一种赞叹的口吻提起呢？这样的老字号不止长裕川茶庄一家，它们中甚至有一些直到今天仍在营业。
　　在山西的一些古老街巷中，这样经历过百年风雨的招牌随处可见，由于岁月沧桑、时代变迁，在这些招牌底下的商号大多已改换门庭。日升昌创办于1823年，是1914年歇业，它是中国第一家经营异地汇兑的商号，在近百年的时间里，它经营的资金高达几亿两白银，即使对一家现代的大型银行来说，这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业绩。一百多年前，当人们走进这个大门，将成千上万两的银两放进这个柜台时，他们与之打交道的商号既没有政府背景也没有朝廷担保，而且当时涉及金融、保险等等商业法规一概没有，那么他们凭什么放心大胆地将银子交给一个陌生人呢？
　　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经君健：在晋商的这个活动里面之所以能维持几百年持久下来，在中国商界驰骋“诚信”是他最基本的信条，正是因为这样，他才能想出用票的办法来进行信用的支付。
　　天津文史馆研究员刘续亨：金融机构要想建立信用，唯一的一句话就是见票即付，如果不能够见票即付的话，信用怎么能够建立起来呢？大家怎么能够相信你呢？所以信用是金融业的生命线。
　　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研究员张海瀛：清朝人陶圣希就说过，山西人不如南方人机敏，它就是靠诚信来取信与人，所以说人们愿意和山西人交往。
　　就像这些百年老字号是由一块一块的砖，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营造救起来的一样，老字号的信用也不可能是一夜之间凭空得来，这些商号的创建者几乎全部是白手起家的，当他们刚刚开始缔造百年的家业时就表现一种与众不同的品质。
　　包头医学院人文科学教研所教授张贵：皮毛店的含义是一种中间性的行业，你把皮毛弄来了，我帮助你推销卖出去，从中收取一些雇佣金百分之二，这样的皮毛店今天讲有货栈，商家好多货在这儿存着，一场大火烧了，烧了以后广恒西讲信用，按原来的清册逐项逐项赔偿，这样就流传下广恒西宝店不漏针，就是广恒信一根针掉下来商家也不漏掉要归还给你，非常讲诚信的，所以失火之后不仅没有造成商号的损失，有更多的商号来到这个地方进行皮毛交易。
　　山西师范大学教授史若民：忻州有一个人叫陈其昌，道光十一年生，14岁到口外学艺，经营的是栈房，别人在这个店里边存了些东西，十几年，好多人都以为早就不在了，你把它处理了算了，但是陈其始终认为货是人家的，我不能轻易处理，始终给他完好地保存，所以十几年以后，当这家的后代到这里找的时候发现这个货还完好无损，由于这件事周围好多人都知道陈其昌这个人非常可靠，所以他成为了有名的绸缎商人。
　　山西省外贸厅研究员渠绍淼：我从上海图书馆旧报库看到过一个小资料，很感动，但是没时间、没地点，没人物姓名，就说有一个山西商人他爷爷的时候和英国通过香港做了一大笔生意，后来他爷爷破产了，一直欠着英国商人的钱，到他孙子这辈经商发迹起来了，他就给这个英国商人写信，当时接信的人是英国商人的孙子，说我们家还欠你多少多少万英镑，写了一个道歉的信，说这个钱我爷爷还不了你，我父亲也没办法还你，但是他们死的时候都传下来了，说一旦发迹之后我要把这笔钱还给你才能称得上良心。
　　这样的事不仅发生在一座老宅中，在众多的山西商人家族中都流传着同样主题的故事，《常氏家乘》是清山西最大的外贸世家常氏家族的家族史，常家的子孙在记录自己祖先的商旅生涯时最让他们骄傲的不是先辈挣了多少钱，生意做得有多大，而是祖先在商场中的操守，关于这一方面，他们最常用的两个字就是“诚信”。
　　大盛魁是山西商人在外蒙开设的一家商号，它的历史几乎和清朝的历史一样长，在数百年时间里它由一家小小的草料铺发展成蒙古草原上最大的商号，当时能在这家商号当学徒是一件非常光彩的事情，但是大盛魁的学徒时间长达九年，什么样的职业教育需要花费这样长的时间呢？那些十几岁的孩子跨进商号的大门时，老员工就开始向他们灌输几十年从商的心得：“售货无诀窍，信誉第一条。”不仅如此，商号甚至不惜重金请来满腹经纶的宿儒为员工讲《中庸》、《大学》等儒家经典，以此来陶冶员工的心性，这可能是当时最高水准的素质教育了。熟记商谚、通读经典只是一个开端，各种各样的测试贯穿着整个学徒生涯。
　　三多堂博物馆总顾问吴秀峰：生活非常之苦，而且掌柜也考验你吃苦耐劳的精神，考验你的人品、人格，比如说学生意的时候掌柜专门在一个地方放了一块现大洋，看看你捡到以后是放在自己的口袋还是交到柜了，要多次考验你。
　　人之初，性本善，是儒家的理想主义的说法，久处名利场的山西商人并不天真地相信这一点，既然商场充满诱惑，那么各种各样的诱惑就是磨砺人才最好的试金石。大德通是最著名的山西票号之一，它最后一任总经理曾说过这样一段话：“票号以道德信义树立营业之声誉，故选职员、培养学徒非常慎重，人心险于山川，故用人之法非实验就无以知其究竟。”以现在的眼光看这样的实验严格得近乎残酷，但是就是这种残酷的训练，不仅造就了汇通天下的晋商而且也成就了一批百年不倒的老字号。招牌对任何商号来说都是最重要的东西，它不仅是商号的名字，更代表了商号的经营理念，大德通用现在的话来解释就是只有具备了高尚的品德、严谨的操守才能保证生意兴隆，志诚信甚至不用解释就已经明白商号的主人是用什么理念来做买卖。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张国辉：八国联军的时候是非常重视自己的信用，这是票号的特点。
　　山西省财经大学副教授黄鉴晖：庚子事变外逃的时间，京城有的票号把账本丢了，可是官吏路过那个地方或者到了成都那些地方拿出存折都可以给他付款，所以在庚子以后信誉就更高了。
　　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张正明：1930年蒋阎冯中原大战，当时山西自己发的一种钞票叫晋钞，大战阎锡山失败以后晋钞大量贬值，最后快成一张废纸一样，25块晋钞才能抵一块新币，这种状况下晋商对大家的存款要取的时候怎么办？他也可以趁机发一笔财，拿晋钞发给你，但是当时的晋商没有这样做，他们把自己历年的公积金拿出来，还按照新的币来折给你，给你兑换。
　　故事的主角就是这些老街上的老字号，如今他们像已经谢幕的演员静静地侧身于历史的帷幕之后，，不张扬、不显摆，只是敞开襟怀任后来人在这些百年的砖瓦、廊柱之间寻找他们充满传奇色彩的历史，这幅汇涌天下的匾额曾经是它们事业最好的写照，但这幅匾额不是高悬在大门口也不是挂在厅堂之上，而是被他们悄悄地藏在最深的院落里，在这个四个字的背后凝聚着山西商人怎样的艰苦劳作和不计代价的付出。
　　学者余秋雨：把农耕文明的道义观点和商业文明的灵活、大气组合在一起，这都在山西能够完成，所以我觉得他的人格意义还是值得我们参考，我们还可以讲出他很多很多的优点，最根本的就是踏踏实实地做商人，同时又把农耕文明和儒家文明的信义移植过来，这一下子他们变大了，甚至他们有些作为比当时有一些自以为很懂商业灵活的人还要大气，很憨厚的山西商人他在当时情况下可以战胜东南沿海地区的聪明人、善于计算的商人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以诚信作为背景的大气，这是非常了不得的。
　　“经商结交务存吃亏心，酬酢务存退让心，日用务存节俭心，操持务存含恩心，愿使人鄙我疾，勿使人防我诈也，前人之愚，断非后人之智所可及，忠厚留有余。”说这番话的不是有名的大商人，而是成千上万、普普通通的山西商人中的一个，他叫张静轩，他把这段留在家谱中讲给儿孙听

　　　　　　　　　　　　　　第十九集 遥远的生活
　　清晨第一束阳光爬上市楼的宝顶，接着又将一层淡淡的金色镀在市楼两旁店铺的屋檐上，再接着它将洒满这座古城的每一个角落，平遥城的每一天几乎都是这样开始的。这里不仅曾是一座山西商人聚居的城市，而且它也是中国保存最为完整的明清古城，今天所见到的大部分建筑、街巷和一两百年前生活在这里的居民所见到的几乎一模一样，因为这样的缘故，1997年平遥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座跨越时空的城市为我们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从这里我们可以再次走进山西商人的生活，去了解一个已经消失的社会。
　　清咸丰元年，平遥城中二十四位最著名的商人被知县请到这座衙门的内堂，他们要商量一件大事，重修平遥城墙，在传统社会中，城墙不仅仅是城市的疆界，它更是一个城市的象征，对于城墙的修缮保护是历界官员的一项重要职责，那为什么这样一项政府工程知县要请一群商人来商议呢？
　　天津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刘海岩：平遥城墙是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古城的规模和格局主要是在明代确立的，当时的山西不断受到蒙古骑兵的骚扰，所以城墙修筑的非常高大，而且十分坚固，到了清代西北游牧部落被平定了，平遥城墙的军事功能也就丧失了，除了因为康熙驾临曾经对它修缮过，就再也没有进行过类似的工程，到了咸丰年间，城墙已经多处倒塌、破烂不堪，只是在咸丰元年由当时的知县出面对城墙进行过一次彻底的整修。
　　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江沛：这是平遥城墙的修缮工作实际上完全由商人来出资管理，参加这次工程的商号有24家，其中有7家是票号，像日升昌、蔚泰厚等都名列其中，著名的票号商人毛鸿？也捐了纹银四百两，不光是修城这样的工作由商人管理，即使在日常生活中商人也是这座城市中实际的主宰，这座市楼可以说是平遥城的另一个象征，它最初的功能是政府的市场管理机构所在地，类似于现在的工商局，可到清末，对于平遥商业管理监督的权力，几乎完全操在商人手中，所以市楼的维护也由商人组成了一个委员会来进行，他们的名字今天我们还可以从这块小牌子上找到，那么这些本该政府掌握的权力为什么会落入商人手中呢？
　　中国商业史学会常务理事郭齐文：由于商业的发达，传统的社会状况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像平遥和一些周边城市已经开始由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向商业为主的社会转化。太谷县县志上面有一段对明朝太谷的记载“土脊民贫，俗尚勤俭，慕学力田，谆厚不奢”，到了清朝的时候，由于经商发达起来了，已经是“耕种之外，咸善谋生，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士俗因富，实由于此”，到了清末的时候，祁县就有60%的家庭有过经商的历史。
　　平遥的官员是没有能力面对这种深刻的变化的，当时官员的主要职责有三个方面，首先是税收，清初核定的平遥一地的税收总量为七万多两白银，其中大部分是农业税和人口税，而商业税收只有可怜的四十四两，即使清末平遥商业十分发达，平遥的父母官也不能改变朝廷的规定私自增加商业税收，平遥县官的另一项职责是主持诉讼，这一点上他们也遇到了很大困难。
　　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任茂棠：随着商业活动的增加涉及到商业的纠纷也必然增加了，有合同纠纷、债务纠纷等等，对于这个问题怎么办，清朝的官员们也对这些事情无能为力，因为清朝当时一部法律《大清律》，《大清律》以刑法为主，当中根本没有关于如何处理商业纠纷的条文，基于这个原因，当时的官员只好把这里的纠纷交给商人自己组织的商会来处理。
　　平遥县官的最后一项主要职责是教化居民，只有这一点他们完成的很好，他们不仅在平遥兴建了规模庞大的孔庙，甚至自己出钱修建了一间书院，清光绪版《山西通志》中提到了几任杰出的平遥县官最大的政绩就是让读书的风气重新回到这座商业气氛浓郁的县城之中，到清末，平遥几乎在各方面都显露的商人色彩，城市的主要建筑除了商号就是商人的住宅，但是在精神世界中儒家的影响却占绝对优势，甚至在由商人们出资修造的城墙上也体现着这一点。
　　平遥居民张燕生：孔子在春秋的时候曾经做过中都宰，它是鲁国的一个地名也叫中都，平遥也是中都是，所以平遥人借助这一点线索就把孔老夫子也请到平遥来了，把他的弟子们也在敌楼上修三千垛口、七十二敌楼，象征他的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但并不是让他们来平遥城墙上一站就了事，敌楼和垛口它是武备的防御工事，用文的意向它代表文化、文教，用文教的意向来取代武备的设施，是偃武修文的意象。
　　金庄是离平遥城七公里的一座小村子，甚至在这样的小村子中也有一座规模不小的孔庙，在庙里保存着元代的孔子塑像，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孔子造像之一，儒家文化的传统是重农抑商，为什么当时的山西商人还要对这种轻视自己的文化表现出如此尊重呢？
　　学者佘秋雨：他又把我们中国商人多少年以??明当中，因为原来儒家所给的道义感是在农耕文明当中主流文明当中比较完整，商人好像就投机取巧，无商不奸，但山西商人不是，山西商人干脆把道义、把农民身上的纯朴和中国儒家文化所提倡的道义感全部移到商业文明当中来。
　　如果说对孔子的尊崇或多或少还有受了文化传统和现实政治的影响的话，那么对关羽的崇拜则完全是自发的，山西商人甚至将这种崇拜推广到全国，在他们的完善和提升之下，关羽所代表的精神内涵成为中国精神世界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于右任先生曾在关帝庙中留下这样的对联“忠义二字团结了中华儿女，春秋一书代表了民族精神”，最早记录关羽生平的是陈寿的《三国志》，而真正使关羽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却是明朝山西人罗贯中，当罗贯中写下不朽文学经典《三国演义》时，山西商人的事业也才刚刚开始，关羽对朋友的忠诚、信义、他的英勇神武还有他的山西籍贯，无疑都会成为联接起那些漂泊异乡的山西商人的精神纽带，在事业发展之后，山西商人又将许多美德加诸在这位老乡身上，诚信、公平这些在商业交往中必须的条件他们都从关羽身上找到，不仅如此他们甚至考证出关羽最初的职业就是商人。
　　山西商人所到之处都不惜重金修建了例示祭祀关羽的庙宇，不仅如此，山西人开设的商号中在显著的位置上都摆上了冯羽的神像，久而久之，关羽甚至替代了传统财神的位置。
　　山西财经大学教授葛贤慧：让关公这样的信义精神，做为我们共同崇拜的偶像，用这种精神来约束我们，不是强行规定的，而是我们大家共同来遵行关公的这种信义精神，所以会馆遍及全国各地，
　　平遥的城隍庙与县衙同处一条大街，在清朝明它不仅仅是一个宗教场所，许多公共活动也在这里进行，而当时这些事务都是在商人的领导下进行的，所以不论是它的规范还是豪华程度都超过了街道另一头的县衙，在这座城隍庙中有两座非常气派的戏台，一座位于供奉城隍的大殿之前，另一座建在了财神殿对面，不需要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财神殿前的戏台要比上一座气派、精致不少，每年城中的商人们都不惜巨资在这两座戏台上进行戏曲演出，演出的目的名义上是娱神，实际上是一次全城居民的文化讲座，在这样的日子，城中的居民们身着盛装来到这里，这里也是他们显示财富的最好机会，商业的成功使社会风气也有了显著的变化，县城中的居民逐渐放弃了简朴的生活而倾向于享受人生。
　　山西省民俗协会名誉会长晋振武：据《襄垣县志》记载“因在我经商者多，思想开化，时将各地服饰引入境内，稍有余资者，不分男女竞相仿效，故虽系小邑，县人服饰之时髦不亚于省城”，还有民国年间编修的《汾阳县地理调查概要》上记载“西南乡人多在张家口、内外蒙古、恰克图等地贸易，东北乡人多在直隶、京津等处贸易，故衣冠服饰多杂各商埠之华丽，俗尚浅，重文艺，近竞好色”。
　　豪华的场面并不仅仅在节日和公众集会中能见到，在日常生活中也随处体现，精美的家具在任何体面人家之中比比皆是，紫檀、花梨木等稀有的木材在过去只是被制成手饰盒等小物件，如今被毫不吝啬的用来打造大件家具，当时的巨商曹氏家族为了庆祝母亲的生日甚至制作了这扇高达三米的大屏风，它由硬度很高的核桃木制成，象牙做为装饰，屏风的背面是由内阁大学士祁隽藻题写的古人治家格言，这样精美的艺术品即使在宫廷中也不曾见到，大富之家用奢侈来显示财富，平民百姓则享受着财富带来的轻松，直到今天山西许多乡村中妇女并不从事繁重的田间劳作，他们主要的任务是照料家务，将生活环境料理得干净利索，这种风俗或多或少是由山西的重商风气造成的，这种风俗并不能看作是妇女解放的先声，因为它是以忍受长期的离别为代价的，作为商人的妻子，他们要承受的精神上的痛苦要比别的地方的妇女大得多，至今山西的民歌中仍保留着大量的描述这种痛苦的作品，它们都有着共同的主题，难活不过人想人，平遥妇女的命运具有很深的含意，那就是财富并没有带来人性的解放，除了物质上的满足之外，精神上山西商人依旧和当时所有的中国人一样是传统的，这种传统的力量使他们建起这样一座四四方方的城市，在高大的城墙之后享受着欢乐也经历着痛苦。
　　和生活起居的考究相比，山西人在饮食上似乎比较单调，即使是晋商富甲海内之时，在山西也没有产生过任何一种菜系，可是在单调之中也有与众不同之处，晋商衰落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山西以两样东西闻名天下，一是醋，二是刀削面，这两样东西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原料简单，加工过程繁琐，在北方以小麦为原料的调料、食品数不胜数，但其中名堂最大、讲究最大的都出自山西人之手，在这些东西中也体现着山西人独特的性格，用最简单、最不被人看重的东西做出最有滋味的调料，在看似人人都能上手一学就会的饮食上最到最精、最巧，最名动天下。

　　　　　　　　第十八集　深宅大院
　　1934年秋天，太原郊区的乡村公路上驶来一辆当时还十分稀罕的长途公共汽车，被颠簸的路面和午后的阳光弄得昏昏欲睡的旅行者中有两名特殊的乘客，他们是当时中国最杰出的建筑学家梁思成和林徽音。晋祠梁思成和林徽音很早就知道，但这里并没有列入他们的考察范围。晋祠似乎就要与梁思成和林徽音擦肩而过，这时圣母殿上的一大片屋瓦进入了梁思成的视线，他呆住了，那古朴的线条、宏伟的气势，一看就让人觉得这是古建筑中的杰作，梁思成和林徽音又一次被山西保存的古代建筑留住了脚步。几年前在山西五台山唐代建筑佛光寺就已经让他们有过一番这样的经历，在他们合著的《中国建筑史》中用相当的篇幅介绍了山西境内的古建筑，其中一些是做为建筑史上的孤例收录进去的。
　　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罗哲文：山西是第一的，唐朝、辽、宋、金，就是说宋代以前的古建筑山西占了全国一半以上的木结构建筑，所以我们称山西是古建筑的宝库，主要是指木结构建筑，因为中国的建筑是以木结构为主，所以山西在木结构建筑上是全国之首。
　　这座位于山西南部的牛王庙戏台始建于元代，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戏曲舞台之一，它不是建在名城大邑、要道通衙，而是静静地伫立在一座小村子之中。在众多的山西乡村中类似这样国宝级的古建筑还有许多，它们和生于斯长于斯的山西百姓比邻相居、相互守望，在漫长的岁月中一同承担了无数的天灾人祸。在这个过程里几乎没有人试图打破两者间的宁静与和谐，这种和谐的基础就是山西人性格中的平和和大度，虽然不能说山西的百姓比中国其它地方居民更加善良，但不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在山西人似乎都不以民风强悍、尚武斗狠见长。
　　在历史上的山西人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那就是山西商人，山西商人最早的形象也能在山西的古建筑中找到，开始时他们只能占据一些很不起眼的角落，不论是谦卑的体态还是讨好的表情都不难看到在整个社会中他们的地位，然而几百年后他们将从这个角落中走出来，占据更广阔的空间，最终成为明清两代山西古建筑的缔造者。
　　这里是一处山西商人的住宅，这样的深宅大院在山西的乡间几乎随处可见，哪怕在偏远的山区不经意间也能看到凭空跃起的飞檐、错落有致的斗拱，这里是山西商人做生意的地方，论气度、论规模即使在现代也足以让人刮目相看。不仅如此，山西商人的作为并不局限在山西，在中国许多地方标致性的古建筑也都出自他们的手笔。这里是苏州的江苏戏曲博物馆，过去的名字叫全晋会馆，这里是开封的关帝庙，当年的捐资修建者一多半是山西商人，在西北地区这样的例子更多，现今中国占地面积最广、气势最大的会馆建筑群在山东聊城，这处被列入国家一级文物加以保存的古建筑最初也由山西商人修建。
　　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罗哲文：你没有经济实力是出不来的，过去叫建筑是金堆玉砌的，特别像晋商、徽商没有那样的财力出不来这些作品，拿故宫来说，这个建筑如果不是在王朝盛世出不来，第一要有经济基础，没有钱修不了，第二要有好的建筑材料，没有钱买不到，第三有很高技术的建筑工匠，雕刻、绘画、彩画，所以建筑要脱离了经济基础不可能有很高的很多很好的艺术。
　　丁村，山西南部的一个小村落，一百万年以前人类就已经在这里构造自己最初的家园，现在这里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保护单位，它获得如此殊荣倒不是为了纪念人类的早期活动，而是这个小村子中有几座明代的商人住宅。这个院子是丁村现存最早的一处民居，建于明万历年间，与以后山西商人修造的深宅大院相比，它既不大也不豪华，但简约的线条、质朴的布局、点点滴滴都透出传统文化的气息。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副主任郑孝夔：建筑是一种文化，建筑的确能够反映各种各样的气质，有的看着很商业气、俗气，有的看着高雅一点，有些建筑能有一种很神秘的气氛，庙宇里去看它是很神秘的，把你的感情扣住。我为什么看到山西大院文气很浓呢？我有文章特别写到王家大院的文气问题，一个是体现在它的礼制上，我们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里面礼制的问题是一个核心，礼制从周代一直往后贯穿下来，礼制是一种儒家文化思想。
　　明清两代山西商人修建的房屋，不论规模大小、布局繁简，看上去都规规矩矩、方方正正，站在高处俯视这些民居就会发现，它们几乎都是由一组组四方的线条构成，迈步进门，所有建筑都沿着或明或暗的中轴线对称地铺展开去，侧身院落之中，每个院大多都由正房、厢房构成，正房是父母长辈的居处，东厢住着哥哥，西厢住着弟弟，大户人家的小姐则被安置在隐秘的绣楼之上，建筑中隐含着长幼秩序。
　　这里是清代山西富商乔氏家族的住宅，在众多的院落里只有这处没有高高的台阶，过去它是乔家佣人的住处，不修台阶的用意是只有主人可以拾阶而上步步登高，佣人是不能有这样的权利的，建筑中也体现着地位的尊卑。方正就是直来直去，??种儒家的文化内涵不仅是规划山西商人住宅的标准，也是组成山西商人的精神世界最主要的东西。
　　如果说苏州的园林代表了水乡民居的秀气，徽州的居民体现着天人之间的和谐，那么山西民居则给人厚重结实的感觉。这里曾经居住着山西商人中最富有的家族，他们的住宅由上百间房屋、十几个院落构成，为了突出气势，在三百多年之前住宅的主人就修造了四层的楼房，从结构上看这些楼房甚至已经有了现代建筑的某些特征，如果再仔细观察就会从楼房的窗户上产生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它不由得使人联系起黄土地上那一层层的窑洞，这种感觉可以在许多山西人的住宅中找到。这些建筑的底层都被主人刻意修造成窑洞的模样。这里曾经是票号创始人雷履泰的故居，它不但外表看上去象窑洞，如果身处室内还会发现屋里的格局、陈设完全和黄土坡上掏出的窑洞一模一样。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副主任郑孝夔：民俗上、习惯上有传统的这种东西我继承下来了，过去窑洞不是玻璃窗的，糊的纸上面贴上窗花，别有风味，现在这些做成窗子了，砖雕、木雕、石雕就更讲究身份、等级了，所以总的来看山西的民居包括平遥、王家大院等都象征他的财富、文化层次、地位和制度。
　　门庭由砖雕装饰，影壁用砖雕构成，黄土地上不生长竹子，就干脆用砖石雕几管出来，雕刻图案的选择也非常有讲究，例如这道影壁是儿子为父母修造，图案就以龟背上的纹理为主，带着祝寿的味道，为了突出商人身份，又用不同的线条连成一个个外圆内方的铜钱模样，这里的意思就更加大气，鹿和荷花取六合一统的含意，花、草代表春天，整个图案构成六合一统、天下同春的意思，用这样图案装饰门庭是因为住宅的主人除了商人身份还有官员背景，类似的象征和隐喻不光用砖雕来体现，这种作用还被当年的山西商人含蓄地安置在住宅的一些细小的局部。书房门前的石墩上被特意刻上了两个香瓜一卷书，不仔细观察几乎看不到，主人的用意是表明这里是书香门弟。这种祖孙三代居住的院落正厅由父母居住，于是石栏杆上的装饰就是猴子，抱着鲤鱼的小孩，这些代表了老人希望子孙能后辈公侯、年年有余，厢房里住着儿孙，于是装饰图案就由代表孝行的二十四个故事为主题，这些隐藏在深宅大院的图案花纹、石刻砖雕，有时候不仅仅是为了讨个口彩，图个吉利，更显示着大院主人与众不同的性格。
　　山西社科院研究员孙丽萍：有几层意思，一个是天山斗，如果按咱们山西的方言来讲，叫天山斗（添三斗）就可以了，经商的人家希望每天能添三斗，换一个方向来念是斗山天，斗比山要小，山比天要小，它是由小到大，说明这个曹家要兴旺发达，就要由小到大。
　　长裕川茶庄曾经是山西著名的商号之一，穿过传统风格的院落，一座具有明显欧式风格的建筑闪了出来，不仅风格是欧式的，甚至建筑材料也选择了欧州人喜欢用的大理石，如果再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一些混血的痕迹，石头雕刻的装饰图案完全是传统的，公鸡对着牡丹打鸣免征了中国人心中功名富贵的希望，这座建筑修造时山西商人正和欧洲商人进行一场茶叶大战，商战以山西商人的失败而告终，除了国家积弱的原因之外，山西商人的失败也是因为他们用传统的驼队与火车赛跑、用手工的精细与蒸汽机带来的工业化竞争。如果西方文明仅仅用来装点门面的话，那只能是一种悲哀，幸好这种影响力不只是表面的，现在走进乔家大院的旅游者会发现乔家最后建筑的一批院落中门窗都开始采用欧洲的式样，更多的阳光、更新鲜的空气透过这些大窗吹进传统的深宅大院，乔家甚至让一列火车跑到了自己的屋顶上，与此同时，在乔家的家族教育中除了传统的四书五经，还增加了现代数学、物理、化学等课，乔家的最后一代家长乔映霞是当地第一个穿起了西装的人。在乔家接受教育的另一位著名的山西商人渠本翘十几年之后开办了山西历史上第一家现代矿业公司－保晋公司。
　　变化在高墙之内悄悄地开始了，深宅大院只能作为一段历史的见证，停在过去的时空之中，后来的人可以在它的基础上营造完全不同的生活。

第十七集　余音绕梁
　　在过去的一百年中，这是山西人最喜欢的娱乐活动，不光是重大节日、宗教庆典、买卖开业要唱戏，甚至体面人家祝寿、嫁娶、孩子出世、老人发丧都要请一台戏以示庄重，可以说山西人的一生都伴随着这种高亢激昂的旋律渡过。戏曲在中国源远流长，中国元代的文艺主流就是一种叫做元杂剧的文学剧本，当时中国最著名的四位戏剧家中关汉卿和白朴的籍贯就是山西，不仅如此，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一批戏台都集中在山西南部。为什么当时山西的戏曲演出活动会如此繁荣呢？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刘文峰：山西戏曲特别是在平阳、晋南发展起来也有一个历史原因，因为平阳离当时宋朝的首都开封特别近，元朝灭了宋朝以后，宋朝好多宫廷艺人流落到山西，另外在元朝的时候，山西经济、文化都比较发达，而且是相对比较安定的地方。
　　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教授黄竹三：在元代山西处于北方的区域，它和河南、河北、山东形成一个演出区域，其中山西是戏曲演出的摇篮之一，我们不能排除河南等地是它产生的摇篮，但是山西是它的重要摇篮之一是无可非议的，据我前20年的调查，因为现存大量的戏曲文物在山西元代戏台就有20多座，有的已经毁了，有的还保留下来，今天保留下来的是8座。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位于山西南部的一座金代墓葬被挖掘出来，厚重的墓门被打开的那一刻一切疑问都有了答案。时间和空间在这些戏曲陶俑身上汇合起来，一段缺失的历史就这样被填补上了，开场的鼓板敲响了，更加盛大的演出即将开始。
　　这是中国现存唯一的表现元杂剧演出的壁画，从人物、场面、服装多个方面都可以看出元代的戏曲演出要比辽金时代更加华丽、气派、复杂，中国的戏曲到此时已经完全成熟。元代以后，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山西也逐步卸下了历史加在它身上的许多责任，操着山西口音的读书人又循规蹈矩地加入到科举、做官的社会规范之中，但戏曲却在山西民间蓬勃地发展着，此时扶植、传播、推广山西戏曲的责任相当大的一部分就由晋商承担起来，也是从那时起山西戏曲带有了明显的商人色彩和内涵。
　　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教授黄竹三：每一个城市商业活动频繁城市人口增加，满足他们的娱乐需要必然戏曲繁盛，另外一个方面，商人的活动在新的地区来从事商业活动必须以乡土观念联络自己的同乡形成一个团体，这样就建立了各个地区的会馆，会馆的商人以会馆为中心来联络感情形成团结的纽带，维护他们之间的感情的最好的东西就是家乡来的东西，家乡物品的共尝，家乡技艺的共同观赏，于是商业到了哪个地方哪个地方的戏曲活动必然兴盛，一个是本地戏曲的兴盛，一个是他们家乡的戏曲必然会传播到那个地方，因此说商路就是戏路。
　　这处兴建于二百年前的商人俱乐部和商业办事处占地一百多亩，规模宏大，和所有中国传统的建筑群一样它是沿着一条看不见的中轴线伸展开来。在这条中轴线上树立着两座最为主要的建筑物，一座是供奉着三国时期最有名的将领关羽的大殿，另一座是一个精美的戏台。对于飘泊在外的人来说，有什么声音会比浓浓的乡音更能打动那些孤寂的心灵呢？当时戏曲不光是联络感情的纽带，有时候它甚至是处理商业纠纷的手段，在河南社旗县的这座三晋会馆中至今还保留着一块石碑，上面记载着光绪年间山西商人共同制订的商业规范，而对于违反的人处罚竟然是罚戏三台。不管是犯规者还是处罚者，大家都会坐在这座戏台之下，中国人讲究面子，商人讲究和气生财，一通锣鼓、一串唱腔，批评和自责、不满和愤怒都在梆子声里烟消云散。
　　这里曾经是清代山西商人的住宅，在这个院落中有一座小巧精致的戏台，一百多年前，最著名的山西梆子演员都曾在这个戏台上演出过，而由宅院主人出资组建的戏曲班社聚梨园在山西梆子走向成熟的过程中曾经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聚梨园的班主是渠源淦，他出生在当时著名的商人家族。当时由大商人出资组织戏曲班社是一件非常时髦的事情，而且成功的戏曲演出活动又可以给商人带来极大的名声，于是渠源淦出巨资从山西南部请来梆子名角并且购置了豪华的演出服装和道具，据说当时旦角用的凤冠完全由真正的珍珠装饰，而老生穿的龙袍则由金线绣成，由于他组建班社的目的完全是自娱和获得名声并不为了盈利，所以他对于演员的培养、剧目的排练不惜工本、不怕耗时做了充分的准备，聚梨园的每次演出都能起到轰动的效果。与渠源淦自组班社不同的是另一个著名的商人家族太谷县曹氏却是将当时著名的演员、著名的戏班请到家中进行汇演，三多堂汇演的时间是每年的腊月，这时许多梆子戏艺人因为班主歇业而面临衣食无着的窘境，三多堂的主人这样做的目的一来是自己酷爱梆子戏，二来也可以帮助艺人们渡过一段青黄不接的日子。
　　原山西省文化厅副厅长郭士星：搞一个多月，每天下午五点钟开戏一直演到晚上十点钟，当时演出的剧目也很多，而且??，比如今天唱《下河东》，不管哪一路来的演员都唱《下河东》，明天唱《打金枝》，大家都唱《打金枝》，实际上形成了一种互相竞争、互相比赛的局面。第一天演出，第二天大家就在一起评议看谁唱得好，哪个戏班唱得好，所以无形中形成了一种比赛竞争，在互相竞争中就促进了艺术的发展。
　　由于山西梆子的形成得益于晋商的出钱出力，所以在演出的剧目中也就难免服从于商人的情趣。这是山西梆子历史上最著名的剧目《打金枝》，故事的背景发生在唐代，故事的主人公之一是中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山西籍将领郭子仪，《打金枝》的大致情节是唐朝的皇帝为了感谢郭子仪平定安史之乱的功业将自己的女儿下嫁郭子仪的儿子，这对小夫妻由于生活背景不同感情不和，在郭子仪寿诞之日，皇帝的女儿凭借公主的身份拒绝为郭子仪祝寿，郭子仪的儿子一怒之下打了公主，这种对皇室成员的侮辱在传统社会足以造成了严重的政治事件，但最终皇帝将这件事当作家庭纠纷轻描淡写地处理掉了。君国大事被人之常情所取代，皇权的威严，宫廷的神秘，在舞台上被温情脉脉地唱腔、台词冲刷得荡然无存。
　　山西省戏曲研究所原副所长高晓江：戏剧的内容总是伦理性、道德性比较多，其中的原因很复杂，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商人。因为商人他是商贾，离开家乡的那一批人他是游子、客商，远离家乡思乡，他们的情感倾向会对戏剧的内容造成一些塑造，造成一些影响。
　　在戏的最后一幕《劝宫》中皇帝不像是一个帝国的主宰，而更像一个宽宏大度又有些故做糊涂的老岳父，皇后也不再有母仪天下的尊严，而是既心疼女儿又心疼女婿、唠唠叨叨的老岳母，身份高贵的公主完全被塑造成任性刁蛮的年青妻子。山西人按自己喜欢的样子重新演绎了历史，这出戏在1956年作为山西梆子的经典被摄制成电影，剧中的皇帝由山西梆子戏史上最著名的表演艺术家丁果仙扮演。
　　山西省戏曲研究所原副所长高晓江：在山西的梆子当中和商人的关系相对紧密的是晋剧，可以说商人催发了晋剧的形成。现在的晋剧我们听起来的时候会有热耳酸心的感觉，显得较弱一些，它比较柔软的东西在四大梆子中风格最为柔软，这和商人的欣赏口味有很大的关系。
　　清代末年、民国初年，当山西商人席卷天下的事业结束的时候他们扶植、传播、推广的梆子戏却日益成熟起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留声机成为一种时髦的消费品时第一批灌制唱片的剧种中就有山西梆子，这时梆子也从晋商的大院、会馆中走出来，在更广阔的天地间舒展着身姿，这种从一千年前传来的声腔此时已完全脱去了读书人的斯文、精致，它演绎着寻常百姓的家长里短、悲欢离合。

　　　　　　　　　　　　第十六集　渠家父子
　　公元1888年，清光绪十八年春天，一辆马车驶进了山西祁县县城，马车的主人名叫渠本翘。渠本翘是晋商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不但是晋商家族中官做得最大的一个人，曾做到正二品的典礼院直学士，而且他曾在清末组织领导了山西的保路、保矿运动，山西省机械化采煤的历史就是在他的首倡下开始的。光绪十八年他二十六岁，刚刚以全省第一的成绩考中举人，渠本翘此行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回乡祭组，二是他希望借这个机会改善与父亲的关系。
　　祁县渠家是晋商历史上又一个显赫的家族，早在清乾隆、嘉庆年间他们就靠着对俄对蒙的茶叶贸易起家，咸丰年间渠家又开始涉足票号业，并由于在票号上的成功经营而跨入巨商的行列，当时著名文人徐珂在《清稗类钞》中曾对渠家家产做过一个保守的估计，徐珂认为渠家的全部资产不会少于四百万两白银，领导渠氏家族做这次成功的投资转移的就是渠本翘的父亲--渠源祯。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科副研究员王兆祥：渠源祯一共有三个儿子，渠本翘是他的长子，根据渠源祯墓志铭记载，因为渠本翘自幼高度近视，所以渠源祯很不喜欢这个儿子。
　　渠本翘的马车停在了这扇大门前，车上下来的渠本翘被他面前的景象惊的目瞪口呆，自己的父亲渠源祯率全家跪在大门口，以接待官员的礼仪等候他这位新科举人。渠源祯的这一举动即使在现在也大违常理，在讲究长幼尊卑的传统社会更显得离经叛道。渠源祯以长跪幼的作法不仅将儿子堵在了家门外，而且打破了奉行千年的宗族礼法，那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渠家父子间在此之前又发生过什么样的事呢？
　　作家王进：渠源祯是乔家的女婿，他由于多内宠夫妻感情不和，渠本翘和母亲从小是在外祖父家长大，他的外祖父曾经做过地方官，晚年退职以后回乡教授子弟，清末祁县的三个举人都出在他的名下，其中就包括渠本翘，渠源祯早年曾有段从政的经历，但由于宦海失意，回到家乡心理很不痛快，但是他的儿子中了举人以后回乡探亲的时候渠源祯竟然跪在门外迎接自己的儿子归来，这种礼仪等于迎接像官员回乡的仪式一样，这种举动让我们简直不可思议，在他的儿子看来这是父亲有意将他拒之门外。
　　光绪初年，渠源祯曾通过纳捐做了刑部员外郎，就任之后，他向当时中国最好的两位律法专家学习，不仅对中国律例，而且对西方的法律都多有心得，但由于当时官场腐败、暮气沉沉，渠源祯的学识报负得不到施展，而且由于他不是科举出身，一再得不到应有的提拔，而一些庸碌无能的同僚却因为科举的资历获得了晋级，感于这种现状他愤然请长假回乡。
　　渠源祯做官并不是为了钱，因为在他步入官场之前就已经是个富翁，也似乎不是为了名，尚在少年时家里就曾为他捐了奉政大夫的虚职，从他研习各国律法的经历可以推测他似乎是想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学习一些经世济民的本事，做一番事业，但这种想法在贪污成风、暮气沉沉的清朝官场中是不可能有所施展的。回乡之后，他对官场一直抱一种极不信任、绝不合作的态度，张之洞任山西巡抚时曾一再拉他再次出来做官，他坚辞不受，催急了他就转荐他人代替，不仅不做管，对官员的骄横他更是深恶痛绝，表现的也比别人更加激励。
　　山西祁县史志办主任武毅琦：一个乡下人进城以后他找不到厕所，在街上就撒了尿，结果让巡警发现以后认为有伤风化，把那个人锁到衙门前示众，渠源祯就在衙门旁边住，他回家看到这个情况以后觉得没有钱这么可怜，就因为尿了你就把他锁在那儿，他就一边骂一边自己也解开裤子从大门口尿到大堂，给老百姓出了气，因为衙门不敢理他，赶快说好话把那个人放走了。
　　渠源祯对于官场的情绪自然会影响他对儿子未来的设计，此时在他看来，科举不仅不能培养出真正有本事的人才，而且为了科举而读书也只会把儿子塑造成一个迂腐的人。渠源祯在儿子回家祭祖时做出的给儿子下跪的非常之态，也许是希望通过自己的这种极端做法能使儿子有所警醒、有所感悟。1892年，渠本翘中进士，当他再次回乡省亲时渠源祯倒是没有再为难儿子，但他也没有因为自己家中出了晋商家族中第一位进士而表现出多大的欢喜，他只是淡淡地对儿子说“科名本身外之物，智者当务其远大，慎勿以一第自封”。
　　在众多的晋商家族中很难找到一对父子像渠源祯、渠本翘这样的有着如此之大的性格差异，渠源祯久居商场，做事讲究实际，一旦认准了目标，世俗礼法、官场规矩可以视若无物，而在儒家经典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渠本翘在性格上却表现出浓重的传统读书人的色彩。1900年义和团兴起，中外关系紧张，渠本翘以七品小吏的身份一再向朝廷进言，指出朝廷的各种举措失当，他的意见自然不被重视，由于关心国事他甚至忧愤成疾，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之后众多达官显贵均作鸟兽散，渠本翘却抱病追随落难的慈禧、光绪逃往西安，在传统社会对读书人来说忠君就是最大的爱国。
　　山西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刘建生：他是读书入仕之人，考取了进士，清政府任命他为中国驻日本横滨副领事，曾经当过山西大学堂的学监即校长，曾经担任过山西商会的会长，因此他的眼界、思维远远超过了老一代的晋商。
　　渠本翘经商和渠源祯做生意有很大不同，首先不管是票号、当铺、茶庄，渠本翘一直经营传统商业，而渠本翘由于兴办民族工商业，借助西方的工业文明给晋商的事业中注入了新的血液，其次渠源祯做生意的目的很单纯就是挣钱，而渠本翘经商掺杂了很多政治动机，或多或少有一些实业救国的目的，这一点在此后不久发生的保矿运动中表现得极为突出。
　　1898年，清政府以极低廉的价格将山西煤矿、铁矿的开采权出让给英国商人，清政府这样做的理由是“货恶弃于地，不必藏于已”，消息传出全省哗然，商民各界开始了长达数年的争回矿权、路权的斗争。1905年，英国商人开始在山西勘探、采样，并要求山西巡抚查禁山西人自己开办的民矿，矛盾激化，此时渠本翘刚刚卸任山西大学堂监督的职位，时局的变化使他再次从深宅大院中走出来，开始为山西人、中国人的利益奔走、争斗。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陈慈玉：保晋公司是清末中国收回矿权运动的一个很成功的例子，它是由商人招商集股以后发行股票，再向政府要求把阳泉矿、大同矿收回来，由商办来经营，一直到1930年它的经营状况都非常好。
　　对于儿子的这番作为渠源桢态度如何历史上没有直接记载，但从现存的渠家商号的一些帐册中可以帮助我们推测他当时的态度，渠源桢主持的渠家几大票号不但出巨资入股保晋公司，而且还曾帮助保晋公司发行、募集股票，渠源桢也是希望自己为国为民有所作为，这点渠家父子的想法是一致的。
　　山西商业史学会常务理事郭齐文：日俄战争以后，一个日本人曾经拜会过他，在谈话当中态度非常傲慢，一再说日本在东北打仗是为了清政府保卫疆土，渠源桢听了以后就对他说，你们政府的好意我们非常感谢，现在英国和俄国又在争夺西藏，贵国为什么不去帮忙呢？
　　在保矿运动中，渠家父子表现出难得的默契，父子间的关系也大为缓和，但这种短暂的和睦并不能完全调和渠源桢和渠本翘在性格上的极大差异。渠本桢在骨子里对当时的社会环境、政治环境有清醒的认识，这种认识也反映在他的商业经营上。
　　晋商乔氏家族后裔乔挹青：在同治年间，他拿了三十万两白银投到平遥百川通票号，这年正好满清的人也存入三千万两白银，而且满清人要求只存银子不取利息，致使百川通的生意就一下做了上去，每股就能分一万两，渠源桢的本钱的就翻了一番，这个时候渠源桢就把本和利都撤回来了，当时商界人都感到奇怪，后来渠源桢私下说，做买卖就得有赚有赔，如果旗人从中作梗就承受不了，果不其然，后来百川通的买卖就一天不如一天了。
　　对于朝廷的腐败，渠本翘也不是不知道，他当时想到政局的盘根错节“每以隐忧致疾也”，意思是说他也隐约感到这个朝廷似乎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但是作为一个儒家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读书人，加上多年的官场经历，都使他不能像父亲那样脱身而出，他不是看不透，而是看透了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以身相殉。
　　清华大学工艺美院教授王鲁湘：渠本翘其实经商的时间很短，他担任保晋公司的总经理只做了一年的时间就再一次弃商为官，到了1910年的时候，晚清政府就准备在成立议会名义下要设立一个典礼院，由所谓的七个直学士组成，渠本翘就是其中之一，后来辛亥革命爆发，渠本翘被当时的政府任命为山西的宣抚使，但是很快就开始了南北议和，渠本翘没有到山西就任就被派为南北议和的成员去谈判。
　　渠本翘再次入京为官后，几乎没有再回过渠家大院，渠氏父子间的关系主要靠书信往来维持，渠源桢对于儿子最终选择了做官这条路怎么看历史上没有记载，只是在儿子入京后，渠源桢将大半家产铸成银锭深埋在自家院里，据说总量达三百万两之多。
　　山西晋商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华而实：研究者根据渠源桢窖藏白银百十万两的作为认为他是一个保守主义者，是一个山西传统的商人，窖藏不是资金的最好出路，只有在流通之中才能够生根多财，但是当时的清朝政府快覆亡了，整个票号业可以说是懵懂不知，渠源桢预先敏锐地察觉到了，最好的资金保存方式就是窖藏。
　　渠本翘1919年病逝于天津，家人一方面忌惮父子之间长期的矛盾，更重要的是怕老人听到消息后病情加重，所以对渠源桢隐瞒渠本翘的死讯。
　　山西祁县史志办主任武殿琦：没有想到的是渠源桢平时就爱学习，他们家订有许多种的报纸，其中就包括天津《大公报》，他是每天必看的，有一天他突然看到了这个消息－渠楚南学士去世了，他一看儿子死了五雷轰顶，从那以后，他就一病不起，一直到第二年的春天去世。
　　渠家父子的一生恩怨重重，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造成了父子间的隔阂，家庭的不和、时局的动荡，加深了他们中间的距离，他们双方或多或少都对对方有所误解，其实他们父子一生都在身体力行着同样的人生抱负，那就是为山西、为国家尽一份力量。共同的追求却因为种种原因造成了父子一生的矛盾，这就使渠源桢和渠本翘两人的人生多了一些悲剧的色彩，值得一提的是渠家的后人再没有一人涉足商界，他们大多成为学者、教师、作家，而且在内心中或多或少有些瞧不起商人。

　　　　　　　　　　第十四集　百年乔家
　　乔家大院座落在乔家堡村中，知道这个村庄的人恐怕不多，但知道乔家大院的人恐怕不少，乔家大院曾经是一处晋商家族的宅院，这座房子如今在许多人眼中被看做是晋商的标记和象征。
　　内蒙古作协副主席邓九刚：我提到包头，恐怕现在国内的人没有人会不知道包头这座城市，包头是现在内蒙最大的城市，人口超过200万，北方、西北最重要的重工业基地，包头这所城市在康熙年间，它仅仅是一个包头村，根本就没有城市的影子，只是有鹿的地方，在那儿吃草，是一个草原。它迅速地长成为一个城市，并且奇迹般地发展起来，是由于茶叶之路的推进。包头人民间都流传这样一句俗话：“先有复字号，后有包头城”，复字号指的就是乔家，商人先来了以后才逐步有包头这个城市。
　　包头医学院人文科学教研所教授张贵：从时间上是从乾隆初一直到解放都有复字号，延续时间最长，规模在包头是最大的，我们从拆除裱房时找到包头复盛公的帐目，这里边有明显的复盛公的印章，还有复盛当的印章，这些帐簿就反映出当时复盛公在包头每一日、每一月、每一年收入多少，这个钱都有明确的记载，所以复盛公的经营时间最长，它在包头成立了将近二三十个复字号的商号。
　　清乾隆元年（1736年），一个叫乔贵发的穷汉推着独轮车离开了乔家堡，他是乔家商业的创始人，从本质上讲，他一生都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在他离开村子时，最大的理想也许只是盼着将来能过上“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坑头”的体面生活。对于乔贵发此后十年的经历，现在说法各异，有人说是在内蒙萨拉齐厅给当铺做伙伴，有人说是在草原上拉骆驼，这种众说纷纭的现象不难理解，在当时走西口的山西汉子休止万千，他们大多数人的事迹和身影已经淹没在漫漫商途之中，和他们相比乔贵发应该算是幸运的，至少他的名字今天还有人提起。　　山西祁县史志办主任武毅琦：乔贵发一开始去的时候，他在那边没有亲友可以投靠，更没有资本，就是卖苦力，先是在合成当铺当店员，干了十几年以后稍有一点积蓄，他就跟徐沟的一个姓秦老乡到西瑙包开了一个草料店。
　　乔贵发第六代孙乔挹青：干的也不是挺顺利的，有一段也经营不好，后来他一个人又回到祁县老家开始以务农种地为生，包头的买卖就让姓秦的老乡守摊。
　　在乔贵发回乡务农的时候发生了两件事，对以后乔氏家族影响深远，第一是乔家堡的乡亲不但没有歧视乔贵发，相反给了他许多力所能及的帮助。乡亲的厚道让乔贵发非常感动，在他经商致富之后立下了“和睦乡里、扶危济困”的农规，甚至死前也不忘叮嘱儿孙不准歧视穷人，第二件事是此时一贫如洗的乔贵发受到了村中一个姓程的寡妇的周济，不但如此，这位姓程的妇人在他离家期间还一直替他祭扫父母的坟墓，这种患难之中的情义在将来或多或少影响了乔氏家族的发展。
　　山西祁县史志办主任武毅琦：乾隆二十年的时候他有一个机遇，那年是粮食丰收，老秦时候感到粮价便宜就收购了大量的黄豆、玉米，为的是给以后磨豆腐、生豆芽存一部分粮食，没想到第二年天气大旱，一旱以后大庄稼种不下去了，只好种小杂粮，黄豆值钱了，买卖有了转机，老秦又把老乔叫到包头，两个人从那个时候有一点规模了，大约在乾隆后期，他的买卖比较大，他就专门聘请了掌柜，他两个人就成财东了。
　　乾隆三十一年，年已48岁的乔贵发回乡盖起了乔家大院最初的这处院落，也就是在这一年，乔贵发成了亲，认人意想不到的是发了财的乔贵发没有娶一个普通人家的姑娘，更没有聘有钱人家的小姐，而是娶那位程姓寡妇为妻，这时这位妇人不但已人到中年，甚至还带着一个十几岁的儿子，这桩婚姻有些知恩图报的意味，但不忘患难之情在今天不是每个做生意发了财的人都可以做到的。成家后不久，乔贵发立下家规“乔氏子孙不准纳妾”，乔家后人对这条家规严格遵守，甚至是在乔家媳妇没有为乔家生养子嗣的情况下也没有人以此为借口破坏家规，这在传统的豪门大家之中非常少见。乔贵发有三个儿子，其中小儿子乔全美最为聪明能干，乔全美不到20就去包头学做生意，乔贵发死后，家产虽然均分给三个儿子，但家族生意却由乔全美经营。乔全美接掌乔家门户不久，乔家就碰到一次真正的危机，由于掌柜的经营不慎，乔家商号在一次粮食投机买卖中亏了很多，几乎到了倒闭的边缘，乔全美在家中接到掌柜的报告后不但没有责备掌柜的，反而变卖家产凑足银两与掌柜的一起重返包头。
　　乔贵发第六代孙乔挹青：他把客户请来之后，对客户商量欠你们的还可以还，可是还了你们的钱我们生意就倒闭了，假如你们能允许把这些钱再继续借给我，我保证在三年之内可以连本带息的还给你们。
　　乔全美的诚意打动了债主，大家一致同意给乔家三年时间重整旗鼓。三年后，乔家不但还清了外债，而且赢利不少，乔家在欢庆之余，认为这是事业复兴的起点，所以将商号的名字由原来的“广盛公”改为“复盛公”。乔全美不是一个好了伤疤忘了疼的人，这次危机之后他几乎是将父亲传下的铺子重新打理一遍，他不但制订了严密的号规，而且为商号订下了一系列经营原则。
　　山西财经大学教授葛贤慧：从号规的内容上来讲，既有对行为举止、言谈方面的约束，更重要的它里边对信用方面都有所规定，而且非常具体，茶叶怎样压挤瓷实绝不让客商挑剔，这些都是非常注意的，如果违反的话要处罚，在和其它商家交往当中特别注重信誉，所以他在号规里就明晚规定不可以坑人、蒙人、骗人。
　　做生意当然有赔有赚，在赔钱时不急不躁，坦然应对，生意红火了也不大喜过望，反而冷静地制定出一套确保百年基业的规章制度，乔全美已然有了大商人的气度。在乔全美制定的众多原则规矩中有一条还值得大书一笔，那就是乔家的“慎待相与”，相与是山西方言中的一个词汇，最初的意思是往来朋友，对山西商人来说，这个词是指生意伙伴，并不是每一个商人都能从晋商那里获利相与的待遇，拿乔家来讲，在结交之前一定慎重考察对方的人品信誉，不是本人老实人，哪怕利润再大也绝与之交往，一旦结为相与总是竭力维持关系，在对方遇到困难时也会倾力相助，即使明知已经无利可图也绝不中途绝交。
　　在乔全美的主持下乔家开始兴旺起来，逐渐成为一个枝繁叶茂的大家族，今天我们仍能在乔家大院的许多屋脊上看到这种砖雕的葡萄图案，“葡萄百子、一本万利”，当年院落的主人借用这种图案象征家族的兴盛。如果说乔贵发开创了乔家商业的先河，那么乔全美也只是给乔家的百年事业铺就了一个不错的基石，真正将乔家推向全盛的人物是乔全美的儿子乔致庸。
　　山西祁县史志办主任武殿琦：乔致庸生于清代的嘉庆年间，他一生经历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五个朝代，活了89岁，他是现在我们查到乔氏家族中年龄最长的人。因为乔家有了钱，他父亲想培养他读书，他也想以儒术光耀门弟，靠读书来求取功名，但是他的哥哥年轻时候夭折了，他父亲也去世了，家族生意没人管，他就放弃了科举转到了商业上面。
　　在乔致庸手中乔家商业完成了两大转变，第一是完成了产业的扩张，这种扩张不仅体现在开设商号的数量上，而且经营门类也突破了粮油、日杂，延伸到典当、皮货、马匹等方面，并以联号的方式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第二是完成了家族产业由商业向金融业的过渡，只有在金融业上的成功，才使得乔家的家产成倍地增长。
　　山西社科院研究员孙丽萍：今天看到的乔家大院就叫在中堂，他的名字里边就带一个庸字，是中庸的庸，在中国传统文化里特别讲究中庸之道，就是不过不偏，这也是乔家人经商的时候一直追求的一个境界，所以乔致庸把这处建筑起名为在中堂，就是把他的名字跟他们家族的以中庸的追求巧妙地镶嵌进这个建筑里边去。
　　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光绪仓惶出逃，路经山西时由于缺少盘缠，不得已向晋商告贷，众多山西商人都婉言推托，乔家大德通的一位分号经理却不经请示就慨然应允，无偿向朝廷捐输三十万白银，别人都以为乔家肯定是做了一个天大的赔本买卖，但乔致庸听说后不但没有重罚经理的违规，反而越级提拔了他。当慈禧躲过灾难回到北京后，乔家获利了大量的政府税收汇兑业务。乔致庸的这一举动无疑是承担着巨大的商业风险，但是我们可以把乔致庸的这一举动看成是他坚持了他一贯遵循的原则－济危扶困。
　　山西财经大学教授葛贤慧：乔致庸对他的孙子，也就是乔家的第六代，他在观察很多儿子孙子辈，哪些是富有经商的才干，可以支撑这个家业，哪些有可以习武、哪些可以读书，根据个人不同，他觉得乔映霞是个理财的好手，就经常对乔映霞教导得比较多，他讲到处理人际关系上应该注重信义，怎样处理利和义的关系呢？所以他就把首曰信、次曰义，第三才是利，把利和义的辩证关系讲得非常清楚，而信义和利的关系历来也是中国众家的一个义利之辩，是不是只要义不要利，还是要利就忘了义，经常变，但是到了乔映霞所接受的教育明明确确告诉她，首讲信，次讲利，第三才是利。
　　像乔氏这样的家族在晋商之中还有很多，他们几乎都曾有过和乔家相同或相似的经历，这些山西商人的成功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具备了不畏艰苦、崇尚节俭、做事坚定、以诚信为立身之本，山西商人的独特是他们不论成功时还是失败时都不放弃，这才保证了他们的事业能经得起百年风雨的考验。

　　　　　　第十三集　同舟忠告（下）
　　从1904－1914年的十年时间里，山西票号商人为了挽救山西票号江河日下的局面曾经三次公议合组资本雄厚的现代商业银行，但这些努力由于种种原因均告失败，票号内部人员以及后来从事票号研究的学者对失败的原因各执一词，那么票号为什么不能突破传统的界限，通过内部的改革成为真正的现代金融企业呢？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四月，几年来南方省份的革命党起义、京城内朝廷的种种丑闻使大清帝国实际上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这一年春天，朝野上下试图挽救全局的各种想法都在这个万物复苏的季节里冒了出来。
　　山西财经大学教授孔祥毅：在光绪末年的时候，清政府制定了一个《大清银行条例》，这个银行法的制定对山西票号来说影响很大。
　　山西省财经大学副教授黄鉴晖：《银行通行则例》是管理国家商业银行的法律法规，在这之前二百多年，从帐局到票号到钱庄不受法律的约束，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清政府颁布了《银行通行则例》以后是和票号相抵触的。
　　4月23日，德胜门外山西会馆，山西票号北京分号的掌柜们都赶到这里公议这项朝廷颁布的新章程，一次决定山西票号兴衰的会议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
　　作家王进：《银行通行则例》第十二条明确将票号划入了银行的经营范畴，并且要求对票号进行验资注册，这对山西票号业的影响非常大，因为山西的票号业资本金非常少。比如像当时英资的汇丰银行的注册资本金高达一亿美金左右，而当时的大清银行，也就是原来的户部银行，注册白银也有五百万两左右，而当时山西的票号与当时的银行、官钱局比起来实力非常弱，只有几十万两白银。
　　北京工商大学教授梁小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进行验资，首先，它达不到所要求的资本，可能不会让它进行营业，其次，如果验资的实际情况传出去之后对他们的经营会引起不利的影响，尤其是有损声誉。我觉得国家清政府这样做也有不妥之处，过去中国的金融是以山西为中心的，中国金融的一个特点靠的不是雄厚的准备金，而靠的是长期积累的信誉，那么你要把这个向现代部分准备金的银行制度转化要有一个过程，如果是做得太快的话就把山西票号摧毁了，其结果就是中国的金融业陷入混乱。
　　李宏龄作为山西汇业公会的领袖，既是这次会议的召集者，又是会议的实际主持人，那一年他61岁，四年前他就主张山西各家票号接受朝廷邀请主办户部银行，利用这样的机会完成票号的改组，但他的建议由于总号大掌柜的反对而不了了之。此后为了引起足够的重视，李宏龄甚至打破票号界施行多年的财东不能轻易干涉号务、驻外分号掌柜不得直接面见财东的规矩越级上书票号大股东，为了表明心迹，在这封信的末尾他写道“弟系指全局，并非指一人一事。且弟年已六旬有余，蒙东君厚爱，股俸已丰，并非见好东君更思进步，只因在号年久，既有所见，不得不具实上陈”。那么李宏龄想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挽救日益衰败的票号命运呢？
　　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张正明：他认为山西的票号必须向现代化改组，实行股份制银行的办法，他就邀请了在北京的各个票号的经理共同商量怎么样把票号改组，适应时代的发展，机构体制上要进行改革，为了促进这件事的成功，特地还邀请了渠本翘参加，渠本翘当时是比较有威望的富商，在清政府考上过进士，当过清政府驻横滨的领事，渠本翘对这种计划也是完全赞成。
　　会议结束时祁县、太谷、平遥三地所有票号京庄的经理一致同意合组一家三晋汇业银行，几天之后，所有山西票号的总号、分号都接到了由北京寄来的绝密信件。“敬启者，我晋向以善贾驰名中外，汇业一项尤为晋商特色，近十年来各业凋零，而晋人生计未尽绝者独赖汇业撑柱其间，晚辈焦灼万分，彷徨无措，连日会商，自非结成团体自办银行，不足资抵制，不足以保利权”。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王兆祥：在这封信中还提出了开办银行的具体章程，首先每家出资五万两白银，并发行股票向社会募集一部分资金，组成三五百万两的资本，其次新成立的银行为有限责任公司，设立董事局并聘请渠本翘为总经理，第三，新银行不再实行票号的信誉贷款制度，而采取抵押贷款的方式，最后，新银行作为各票号的后盾与朝廷开办的通商、大清银行以及外资银行展开全面竞争。
　　山西商人合组银行的想法并不是一厢情愿的，从1904年起全国各界都希望由山西商人出面将信誉满天下的票号改组为现代银行，1904年8月，当时非常有影响力的《南洋官报》上连续两天登载《劝设山西银行说贴》，在这篇说贴中作者首先说”银行为各国财政之命脉“，接着又劝告“晋省富商从速变计，早立一日之新基则早辟数年之大业”，如果真能将票号组成银行，“则晋民幸甚，天下幸甚”。1908年六月起的半年时间里山西票号遍布全国二十多个城市的重要分号纷纷给祁县、太谷、平遥的总号写信，响应李宏龄等人提出的合组银行的建议。
　　刚刚进入六月，平遥城中已经有了一些夏天的味道，与渐渐来临的暑气相比，西街上的蔚泰厚票号的院里气氛却很沉闷，大掌柜毛鸿翰的屋门紧闭，这位在票号界一言九鼎的人物已经好几天没出门了，对于各地分号合组银行的意见，各家票号的总号都没做出反应，所有的大掌柜都在观望，小票号在等大票号的动作，大票号都在看着毛鸿翰的态度。
　　山西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刘建生：当时李宏龄等人看到了大势所趋要求改革是一种良好的愿望和现象，也是一种趋势，但是我们讲制度变迁，改革是要付成本的，试想一下，体制方面各家票号的掌柜们趋同心理在哪儿呢？宁为鸡首，不为凤尾，更何况合组银行的话，实行现代意义上股份制银行董事会由谁担当，是由财东担当，因为体现了谁出资谁当董事，谁出资多谁当董事长，而经理层是由董事会来聘任的，山西省有那么多的票号，那么多的掌柜，合组银行以后谁来当董事长，在董事会成员里面他选择总经理，可能是张三、也可能是李四，更可能是王五，这样的话在改制过程中是否能轮到毛鸿翰，正是出于本人的自利这样一个角度，他也会阻挠的。
　　1908年夏天，一列火车驶进了正阳门火车站，在匆匆出站的旅行者中有一个衣着朴素的中年汉子，他是蔚泰厚总号的一名伙伴，他是作为信使从平遥来到京城的，他将毛鸿翰的一个口信带给了李宏龄，口信的内容是：关于合组银行的事大家都说是你的主意，这件事你不必再张罗了。既没有说大家包括了些什么人，又没有说为什么不必再张罗，毛鸿翰以一种政治家的技巧对合组银行的事作出了反应，莫名其妙的李宏龄马上写信向总号申辩“银行一事，众人皆言系弟一人之见，嘱弟不必组织，具征关爱，此事非特我省，有意者以为当办，即外省通达事理者亦以为不可不办，弟岂敢忘谈天下事”。在信的最后李宏龄又加上了这样一句话：“以后如闻弟不是处，务望直言字悉，孟子云‘子路闻过则喜’，弟最喜此言”。当李宏龄从北京寄出这封信时，祁县、太谷、平遥的各大票号又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他就是渠本翘，渠本翘是来当面劝说各家票号的大掌柜出资合组银行的，渠本翘不仅面陈合组银行的好处，而且也说明即使将来银行失败，各家不过损失几万两白银，这和各家票号在以往的金融风波中损失的十几万两、几十万两的银子比起来要少得多。
　　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江沛：票号对于渠本翘的建议和反映史料没有记载，便是我们从李宏龄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到当时各票号的态度，日升昌的大掌柜梁谓舟就讲“家数太多，人心不齐，难以成事”，何况开设银行原来就是为了彼此保护，“万一将来有不能自存之号，既无实款可济其用，反受其拖累”，他的意思实际上非常明确地代表了当时各票号掌柜们对于组建银行的这样一个忧虑，创业之时山西商人们可以彼此帮助、同舟共济，面对危机的时候，首先顾虑的是自已的利益而不是整体，所以面对这样一种状况渠本翘只能无功而返。
　　1908年冬天十一月二十日光绪皇帝驾崩，七天以后操纵中国命运半个世纪之久的慈禧太后也死了，此时山西商人李宏龄正在病中，一年之前争议很久的合组银行之事已经灰飞烟灭，事情结束得非常干脆，毛鸿翰动用了自己独裁的权力“银行之议，系李某自谋发财也，如各埠再来函劝，毋庸审议，径束高阁可也”。当李宏龄听到这样的话气得大口吐血一病不起，十年后他回忆当时的心情仍感到“如冷水浇背，闭口结舌”。这场本可以扭转票号命运的改革就在各大票号心存观望、毛鸿翰独裁专断之中失败了。
　　1910年十月十日，湖北新军在一些低级军官的鼓动下发动起义，一个月后革命领袖黄兴到达武汉，局部的战争逐渐演变成全国性的革命，这一年据中国传统纪年是辛亥年，这场影响全国命运的革命在历史上被称为辛亥革命。
　　山西晋中市委党校教授赵荣达：大清完了，票号给清朝政府垫资、搞汇兑，和清朝大员们吸收放款存款都很多，而这些东西都打了水漂了，根本就收不回来，而我们晋商确实是讲信义，该还的都要还，所以不少票号民国初年都倒下来了。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所长朱萌贵：当然这只是原因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看到就像我们中国在被鸦片战争、外国人打进来之后能够承认外国在有些方面比我们先进，它的先进不仅仅是机船、路矿这种东西，而且它的制度各个方面也比我们先进，认识到这一点需要一个过程，票号由于它自己有过一段很高的一段辉煌，它也很难认为、很难接受别人这套制度比它高明，但是它经历这个突然变故的时候没有时间来做这种转变了。
　　各家票号都处于汲汲可危的境地，为了挽救危局，票号商人又进行了两次合组银行的努力，很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两次合组银行最积极的倡导者竟然是当年最反对李宏龄改组银行的人、蔚泰厚票号的大掌柜毛鸿翰。
　　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张正明：后来还有次机遇，就是山西票号准备向奥地利银行借款、贷款组办一个银行，由政府担保、商借商还，双方都谈判好了，就在这个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当时北洋政府的总理他们是通过熊希龄来担保的，熊希龄政府跨台，这个机遇又失去了，这件事等于成了泡影。
　　最为可悲的是政府还没有对此做出反应，票号内部就已经因为各家无法就新成立的银行的责、权、利达成妥协，自已先吵翻了，票号衰败的命运彻底无法挽回了，1914年日升昌票号倒闭，天津《大公报》在描述当时情况时用了这样的语言“彼巍灿烂之华屋，无不铁扉双锁，黯淡无色，门前双眼怒突之小狮一似泪下，欲作河南之吼，代主人喝其不平，前日北京所传倒闭之日升昌，其本店耸立其间，门前当悬日升昌金字招牌，闻其主人已宣告破产，由法院捕其来京矣”。
　　辛亥革命后，李宏龄退休回家，1917年在他去世的前一年将几十年的商业往来信件编成了《山西票号成败记》和《同舟忠告》两本小书并自费出版。在《同舟忠告》中他把票号的事业比做一叶扁舟，浮沉于惊涛骇浪的时局之中，他认为票号的最终失败天灾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票号同仁不能同舟共济，只在设法玩弄权术争夺名利，在《山西票号成败记》的序言中他写了这样一段话“今者机会已失，商运已衰，纵有救时良策，亦往托诸空言，惟耿耿之怀，终难自已，缓将筹设银行前后信件前后次弟排列，俾阅者始知原委，知我票商之败果天数乎，抑人事乎”。

1914年冬天，强劲的北风夹杂着零星的雪花席卷过山西中部那些高大的门楼，厚重的院墙似乎也不足以阻挡逼人的寒气，一层层的窗花像密布的蛛网一样爬满了这些深宅大院的每一扇窗户。太谷、祁县、平遥，山西商人的大本营，笼罩在一片阴冷忧郁的氛围之中，日升昌山西票号的开山祖师倒闭了，它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倒闭的山西票号，只是日升昌的倒闭更具有象征意义，山西商人左右中国金融界近一个世纪的历史结束了。
　　从1910年到1914年，只有短短的四年时间是什么样的力量在如此之短的时间里摧毁了山西商人苦心经营百年之久的金融帝国呢？1910年前后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使当时中国最富有、最显赫的商帮一撅不振呢？二十世纪初，中国一些非常有名望的学者都十分关注这个现象，其中包括梁启超、马寅初这样的人物，1923年北平燕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陈其田来到平遥，他希望通过实际的调查来解开这个谜团。
　　山西文学院专业作家成一：他查了山西省志、太原县志、平遥县志、太谷县志、祁县县志，他在这些史志中找不到有一个字涉及到票号，原因一个是中国有轻商的传统，历史正史没人来记录，体制入不了志，第二个是山西商人商业的保密性，他不愿意留下任何记载。
　　在长达一百年的时间里，每一位票号商人都曾被最为严格的商业纪律所约束，从他们一踏入这些大门开始就一再被告诫深藏不露、严守机密是票号业中最大的美德，于是票号商人的一切作为，不论是成功还是失败，不论是欢乐还是悲伤，都被小心翼翼地收藏在这些高大的院墙和厚重的大门之内。1917年早春，他们中的一个人打破了这个神圣的传统，他自费出版了《山西票商成败记》和《同舟忠告》两本书，这两本书将为我们提供票号为何盛极而衰的重要线索，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1910年前后这些院落中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这个人就是当时一位重要的票号商人--李宏龄。
　　山西省财经大学副教授黄鉴晖：这个人是同治年间进的蔚丰厚票号，在票号从业大概50年，其中轮番在上海、北京、汉口主持号事，而这几个地方在全国是最重要的码头。
　　山西晋中市委党校教授赵荣达：他看到当时外国银行已经闯进大清，他对这种情况有一个预见，感到山西票号不改革、不组建银行就竞争不过国外的银行，所以他是一个积极的提倡者。
　　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春天，李宏龄坐在蔚丰厚北京分号的掌柜房中开始给平遥总号写信，一封短短的信他写了很长时间：现在各国通商，必须语言文字相通方能便于办事，国家所以设立学堂因外交而起，第意我同仁必须培养人才，择年少才为者数人或送学堂学习三年或同人公立一学堂延请教习，各号各码头皆有一二通习各国语言文字之人，则不但华商可交，即洋商亦可交焉。写到这儿，他停了下来，他不知道他这个建议能否引起那些身居古老县城中的总号大掌柜们足够的重视。
　　山西财经大学教授孔祥毅：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是外国银行大举进入中国，逼着中国走国际化路子。
　　上海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黄汉民：上海当时金融除了英国、美国、法国、日本包括还有其它的荷兰等国家都进来了。
　　中南财政大学教授赵德馨：银行从制度上要比票号更严密，资本更雄厚、更可信，新的组织比它更优越，所以关键还是制度，其次就是山西当时票号的老板长期住在山西平遥、晋中等地方，没有进入像上海、北京、天津、武汉近代化的城市，这些城市的商业观念与内地的观念很不相同。
　　1904年春天，北京城中的李宏龄努力写完自己寄给总号的信，为了强调自己见解的合理性，他提到了1900年八国联军进北京时票号的慌乱和损失，事情刚刚过去不久，平遥总号的大掌柜们应该对这件事还记忆犹新。“况时局变动不测，万一再有意外之事，有一二通外文者更可保护全号，不比携账而逃又高一等乎”。写完这封信后，李宏龄做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他特意挑选了十三张描绘北京风光的名信片寄回平遥。“京师风景雄视天下，况宫殿禁地尤为人迹罕到，庚子圣驾西巡，洋人以西法照图，极其可观，所费无多，而名胜皆宛在目前，今特寄呈十三张，即祈查收，以备观玩。老兄未曾来京，得此亦可当来游一次。”
　　李宏龄煞费苦心地将中外的差别用这种特殊的方式传递回了平遥，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已无从知道这些图片在平遥引起什么样的反应，但从以后发生的事情来推测，执掌山西票号生死兴衰的大掌柜们并不会对这些西洋画产生多大兴趣，虽然他们也感到时局动荡和外国银行竞争对于票号形成的压力，但每一位大掌柜都有理由相信，票号已经熬过了最艰难的时期，正迎来了全面的复兴。
　　山西财经大学教授孔祥毅：庚子赔款给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起义后，整个对外国人的赔款是按照各个省分摊的，由中央户部给各个省分摊，钱集中起来由汇丰银行汇到上海交给外国银行，任务下来以后什么时候交款，地方政府必须??，所以票号实行了垫汇，票号帮他垫上把款汇出去，以后有了税收、收入再还票号，这样票号不仅赚了一个汇费收入而且还赚了一个贷款利率收入，他就满足于现状，不按政府规定，所以产生了矛盾。
　　这一年秋天，接到李宏龄来信几个月之后，祁县、太谷、平遥各票号总号先后接到了北京分号的来信，所有来信都在讲一件事，户部尚书鹿传麟奉上谕创办大清户部银行，鹿传麟召集山西票号北京分号经理们会商，一方面邀请各票号入股参与，另一方面聘请票号派人主持将要成立的户部银行。对于这件事，票号的大掌柜们做出了完全一致的决定--拒绝。
　　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张正明：他认为如果进去后实际是官府控制，跟官府在一起以官府的名义去搞我只是一个参与。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所长朱荫贵：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传统，加上几百年自己繁荣的过程，他觉得过去达到了这么高的水平经营很成功的，这套理念是行之有效的，他无法接受这套理念已经过时了这个事实，而且需要一个过程，或者需要事实的血淋淋的教训往往才能达到，但是往往事实到来的时候可能就没有机会再重新改变了。
　　在北京的李宏龄还是希望票号能抓住这次机会，由山西商人来控制这家由朝廷开办的银行，用他自己的话说，“你参与它要开办，你不参与它也要开办，既然挡不住还不如由自家来办好。”那为什么李宏龄对票号改组银行有如此之大的热情呢？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所长朱荫贵：从资本上来说，第一、它不是集腋成裘，它是家族的合伙，筹集资金的范围来源受到很大的局限，第二、它有一个制度是基本上得利均分、得利就分，今年经营下来结了帐，原来资本是多少还是多少，他没有留公积金，就是逐渐滚动发展越来越扩大规模的思路，没有这样的经营理念，钱庄也好，票号也好，都一样。第三、它没有像银行一样面向社会吸收普通的小额储蓄存款，在这点上中国很著名的一个例子就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成立的时候资本只有十万元，实际上它实收资本才八万，很小，还不如一个钱庄，但是它在当时美国留学归国的银行家经营之下采用一元开户，过去存银元不给利息的，在外国银行那儿存也不给利息，我们给，一元我就开户，这样很多普普通通社会老百姓把自己的一点点的钱也存在这儿，它的储蓄非常快地发展，它在十几年的时间资本翻了几番，到了30年代的时候它的资本就升到了500万元，它的储蓄存款已上亿元。
　　当时票号的种种不利条件李宏龄看得非常清楚，明白这一点并不止他一个。1904年，受到户部尚书鹿传麟召见的所有北京分号的经理们都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们对于朝廷的邀请都持积极的态度。在总号拒绝加入命令还没有到达京城时，他们召集了几次同业会议，会议的议题有两个，一方面既要朝廷的户部银行控制在自己手里，另一方面还不能让这个银行成为朝廷勒索山西人的工具。对于这样的难题精明的山西商人想出了一个解决办法。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科副研究员王兆祥：山西商人的办法就是出人可以，但不出钱，这样做的理由是由于连年战乱，山西票号损失很大，无力投资入股，这个方法不但可以使朝廷不能再向山西票号勒索，而且又能凭借自己的人员参与从而把持新成立的户部银行。
　　由于山西票商的声誉、做买卖的手段名满天下，几乎是当时办银行的唯一人选，所以朝廷全部接受了山西商人提出的所有的条件。但就在这时，各家总号拒绝加入的命令传到京城，山西商人与这次机会擦肩而过，与山西商人的态度相反，江南的绸缎商人敏感地觉察到这件事件背后隐藏的巨大商机，他们挤了进来，主动要求承办户部银行，这一举动使他们日后成为中国金融界新的主宰，江浙财团成为民国时期左右天下局势的商场新贵。
　　这件事过去不久，李宏龄给平遥总号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是劝久居山西中部县城的总号大掌柜、票号大股东出来走一走。“方今时局，日新一日，情形迥非昔比，方今学界官界皆派人出洋考察，惟商界并无此举，而京城、天津、上海、汉口数处不可不往，火车、火船往来甚便，亦不甚辛苦，不过往返数日，细思有利无弊。”
　　二百多年前，这里的山西人推着小车、背着包袱从破旧低矮的房子里走出来，他们站在家门口举头一望就将整个中国收拢在自己的眼界之内，于是他们走出去，大漠的风沙没有阻挡住他们的步伐，江南的大江大河也没有拦住他们的去路，若干年后，腰缠万贯的山西商人们站在自家门口抬头望见被高大的院墙、更加高大的城墙围成的四四方方的天空，是什么挡住了他们的脚步呢？1904年，山西商人站在了事业成败的十字路口，在这样的转折点上山西商人将要迈出怎样的一步呢？

　　第十一集 祸福之间（下）
　　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平遥这个最具中国传统特色的县城中，也传出了天主教唱诗班的歌声。这种起源于西方的宗教是在康熙年间由一个叫侯存智的平遥商人带回到这里，平遥的居民以一种宽容的心态接纳了西方的天主，虽然他们大多数人并不理解这种陌生的东西。到鸦片战争前，平遥已经有一百多位教民，从平遥人对待西方宗教的态度上，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山西人的一种基本想法，对于外来的东西并不断然排斥，但也不过分热心，山西商人更是以一种纯粹的商业眼光来打量西方的一切。早在清朝初年，他们已经在洽克图和广州与欧州商人开始做生意了，由于有这样的渊源，在鸦片战争之后，他们很快成为大批来华的西方商人的贸易伙伴。
　　清华大学工艺美院教授王鲁湘：中国当时只是在一些允许通商的口岸才有洋人存在，因此也只有这些口岸才有所谓的西方的银行的存在，西方的银行在登上中国大陆以后突然发现，他们需要寄生在山西票号的网络系统上面。
　　鸦片战争之后，大量的西方商人踏上中国的土地，但他们发现生意并不好做，因为他们的商号银行只能设立在沿海的几个通商口岸，无法进入广阔的中国内地，不仅如此，他们还发现中国的贸易方式、社会状况与自己国家的情况迥然不同，他们以急切的目光在中国寻找一种与自己国家大体相似的商业组织和贸易伙伴，很快他们发现了由山西商人经营的叫做票号的金融组织。
　　天津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刘海岩：当时驻汉国的英国领事在一份商务报告中曾经这样说过“汉口是以一个完整而富裕的银钱体系而自豪，商人与外埠的业务往来多由富裕的山西票号占先，他的作用几乎与英国的银行一样。”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外贸中心逐渐由广州北移至上海，大概在1861年左右，山西票号开始进入这个商贾云集的新兴城市，山西商人来到这里时，首先要面对的还不是外国银行，而是另外一群与他们一样聪明的中国商人－江浙籍银钱商人。
　　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江沛：当时上海金融业的主宰是浙江籍商人开办的钱庄，明末这种钱庄就已经设立，到清中叶大概有六十多家，他们不但经营银钱兑换、存放款业务，大一点有实力的钱庄还发行钱票和银票。
　　山西票号进入上海后并没有借助财雄势大与上海钱庄抢生意争地盘，而是细细观察一番后找到了自己的定位，票号与钱庄的关系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有过这样的描述“从表面视之，大有两雄对峙势不两立之状，但实际上相处正善，毫无冲突之虑，推厥原因则本地钱庄资力薄弱，有赖于票庄之供给，而票庄与各省人情风俗又多隔阂，极愿与之往来通声技，于是相互提携共营斯业，然感情既已联络，而营业究不一致，不免日久发生冲突，于是划分界线互不侵犯，本地之事，钱庄任之；各省之事，以票庄任之。”
　　山西财经大学教授孔祥毅：在和外国人交往的国际贸易中，钱庄票号需要互相配合才促进事情的发展，要和银行结合起来。
　　山西商人凭着长袖善舞的经商才干很快在上海站稳脚根，据调查，至光绪元年，山西票号在上海设立分号的就有24家，并且为统一行动还购置地产合组了山西汇业公所，但山西票号与外国银行之间这种互惠互利的蜜月期非常短暂，国家的贫弱很快就使山西票号在合作中丧失了平等的地位。
　　南开大学经济所教授王玉茹：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不平等待遇集中在几个方面，一、“子口半税”就是在税收上，外国商品进入中国以后是低税，而中国的商品是层层加价的；二、我们在外国人进入中国的海关管理上；三、外国在中国建立租借，外国产品的包装、加工业以及他的货栈、堆栈业已经非法的营业了。
　　1898年德国政府强迫清政府签订《胶济租界条约》攫取修筑胶济铁路等特权，德国政府的这次公开抢劫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激起了所谓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欲望，似乎此时的大清朝廷不再是一个主权国家的政府，而是替他们看守赃物的同伙，这些来自文明国家的文明人争先恐后地将刀叉伸向中国这块诱人的大蛋糕，山西因为储量丰富的煤铁资源，无疑是这块蛋糕中最诱人的一部分，当时的上海英商总会主席相当正式地向英国驻沪领事建议“现今航运事业因燃料价昂负担很重，因此本会主张要求中国允许使用外资本与技术与中国煤矿的开采方面。”
　　山西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刘建生：当年山西巡抚胡聘之采纳了他的幕僚－《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鄂的意见，说全国都在搞洋务，山西经济要发展必须要搞一些实验，开发山西的资源，这样胡聘之采纳和刘鄂的意见准备开发山西的矿产资源，但资金从何而来？政府难以支付这笔启动费，在刘鄂的建议下和英国福公司两家联办，其实是把山西的矿权卖给了英国福公司，当英国福公司一旦拿到了这样的矿权，马上明令禁止山西地方小煤窑、民办煤窑全部封禁因为这涉及到主权，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群情激愤。
　　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张正明：大家要求把矿权争回来，从平定开始一直到太原省城大学生流行，最后影响到海外我们在日本的留学生给政府来电，要求政府把矿权收回来。
　　一个叫李培仁的山西留学生在日本以跳海自杀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当他写着“痛晋矿之将亡，伤祖国不振”的遗书被送回山西时，闻者无不泪下。
　　1906年早春，渠本翘离开了祁县南关的家，坐上马车前往太原，那一年他四十岁，他出生在一个商业世家，两百年前他的祖先就开始与俄国人做茶叶生意，他的父亲是山西票行业非常有影响的人，他的母亲来自于另一个著名的商人家族－声名显赫的乔家，他的早年经历与别的商人子女有所不同，他曾经中过进士，后来作为外交官出使日本，回国后又加入到家庭生意当中，当山西人争回矿区、路权的运动开始之后，他率先以商人的身份加入并且很快就成为运动的实际领导者，他的方法既不是鼓动农民私自开矿，也不是率领学生上街游行，他知道这些举动都解决不了实际问题，他联合了几乎所有的票号商人，目的是通过谈判首先从英国商人手中赎回被政府廉价出让的矿权、路权，然后再按照现在的方式组成一个有限责任公司，用现代机械化开展山西的矿产资源，他甚至为这个新公司想好了一个颇具含意的名字“保晋公司”。
　　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任茂棠：山西的争矿运动当时在全国来说也是全国争矿运动之一，它从自发的、无组织的状态转入实质性的阶段，商人起了很大的作用，到了1907年的2月，山西各界的代表当时到清政府外务部去交涉，要求收回矿务，他们已经在发动捐出钱来作为条件和福公司进行谈判，也使得当时清政府外务部、山西巡抚恩寿也只好表示极力支持，到了第二年1908年1月20号，双方就签定了第一批合同，合同签定的主要原因也是因为山西商人拿出二百七十万两银子。
　　1908年，又是一个寒冷的早春，渠本翘一个人坐在宽敞的屋子里，前一天他刚从太原回来，在那里他知道的新合同签订的消息，但同时他也得知，一个月内山西巡抚根本拿不出一百多万两银子交给英国人，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几年辛苦得来的新合同就是一张废纸，英国商人就是看准了这一点才做出了最后的让步，几十年后，当渠本翘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时，他用了这样一句话“瞬息千变，不可思议，倘别生枝节，则所失更多。”在他的合力呼号下，晋商众志成城纷纷解囊。
　　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江沛：山西的赎矿运动得到了票号的大力支持，他们不仅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调集了一百多万两的赎矿银，而且踊跃认购保晋公司的股票，通过自己遍布全国的金融网络承担了保晋公司在全国招股的任务。
　　1908年2月25日，山西商人按时交付了一百七十万白银的赎矿款，中国北方最有影响的报纸《大公报》上登出了这样的消息“闻晋有名票庄均认先行挪借，以免失信于人，而保晋省名誉，晋人团体如此团结，将来发达岂可限量？”日后，一位当事人回忆说“票庄不动声色，不爽时刻，纯然以彼外国银行的周围之票相交付，于此外商固惊讶不已，而晋商金融界活动之力若何，亦可睹矣！”
　　渠本翘等山西商人在保矿运动中的一系列作为都值得我们骄傲，他们在与外商竞争夺回国家利权的过程中完全按照现代商业的规则谈判代替对抗，虽然双方的处境非常不公平，但是山西商人不退让又不蛮横，最有意义的是在夺回矿权之后山西商人又以一种近乎现代企业的先进管理模式对矿区的生产过程和制度建立进行了改造。阳泉矿务局－中国最大的煤炭企业之一，在它保存的历史档案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熟悉的名字。一个世纪之前，这里还被叫做山西商办全省保晋矿务有限总公司，在经理一栏写着”渠本翘“三个字。

　　　　　　　　　　第十集　祸福之间（中）
　　在山西的许多地方至今流传着这样的风俗，每年农历正月十三各买卖铺户都结束了春节假期重新开张营业，在这一天里各家商号不仅门前悬灯结彩，而且在开门做生意之前还要举行祭财神的仪式，来求得新的一年中财源广进，这种风俗山西人叫开市。
　　清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祁县、太谷、平遥几个县城开市的仪式显得格外红火，这不仅是因为为期一年的咸丰皇帝国丧期满，更重要的是云集在这些县城中的票号在惨淡经营几年之后终于迎来一个重新发展的机会。
　　原山西人民银行高级经济师郝建贵：在熬过了太平天国初期的战乱之后，朝廷终于取消了票号不能承揽官方银两汇兑的禁令，同意各省、各海关上缴中央财政的税收京饷可以由山西票号汇兑，当时各地上缴的京饷每年都超过四千万两，汇兑如此数目的银两对山西商人来说无疑是一次发财的良机。
　　在山西票号创办之前，各省每年向中央上缴财政税收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首先是要把民间流通的碎银重新熔铸成五十两一锭的官银，其次再将新铸好的银子装入特制的箱子之中，最后还得派大量的军队押运进京。
　　1823年日升昌开张，此后民间银两往来大多选择了方便、快捷、安全的汇兑方式，但朝廷并不接受这种方式，如果说当时因为票号刚刚开张还没有得到朝廷的信任的话，那么到1863年票号已经成功经营了四十年，分支机构遍布全国，组织完备，信誉良好，而且山西商人还曾经在危急时刻帮过朝廷的大忙，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为什么还是要禁止票号染指官府的银两呢？
　　山西省财经大学副教授黄鉴晖：清朝的财政制度所有的各地方的上解中央的款项或者是各地方的财政款项历来都是要由蕃库来储藏，不能随便动的。要解送银两的时候历来就解现（银），这在封建统治者的心理认为这是祖训，他的祖宗给规定下来的制度那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那么为什么这项坚持了四十年的政策会在1863年同治二年的时候有所松动呢？
　　山西省财经大学副教授黄鉴晖：太平军起义又是捻军的起义，因为当时清中央的财政主要来源江苏、广州，捻军起义就把由南到北这条官道切断了，再继续运现（银）就不能走了，这样条件下广东地方财政就开始票号汇兑，由于广东这个成例，福建、浙江、四川、湖南、湖北、江西这些省就开始汇兑了。
　　同治元年（1862年10月），朝廷一再下文向广东这个欠饷大户催债，上面逼得急，又无银可解，广东省的官员不得不又来找山西票号想办法，志诚信是山西票号中重要的一家，它的总号就设在太谷城的这条街上。以前志诚信广东分号曾多次借钱给广东巡抚衙门，所以这次广东的官员又求到它的门下。这一次志诚信的大掌柜也很爽快地答应了官府的请求，但有一个小小的条件，精明的山西商人不仅看到了广东省的财政困难而且也看到了大清朝的难处，他们决定利用这样的机会迫使朝廷放弃泥古不化的笨办法。
　　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张正明：当时山西商人就提出了一个条件，因为广东现钱有限，可以给你一张汇票到北京去兑付，实际上山西商人这里做了小小的一个强迫他按照我商人的意见去办。
　　这种情况不只发生在广东一地，许多欠饷的省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所以从那时起，一些封疆大吏，方面大员都开始为票号汇兑京饷找理由、想办法。江西巡抚沈葆贞说“风闻河南一带捻匪不时滋扰，直隶境上伏有骑马贼出没无常，现未敢冒险道行，致滋疏失，而京师待饷孔急，可否暂为变通交给在江省开设新泰厚汇票兑汇”。同治元年十月，朝廷终于同意了各督抚的请求：“奏准京饷案内，行令设法汇兑，总期妥速”。
　　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江沛：汇兑京饷可以说是山西票号获得的一次难得的发展良机，尤其是在经过十年的战乱之后，民间的商业萧条，商业银两往来日益减少的情况下，这种生意对票号的生存可以说是至关重要，但是票号汇兑银两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当时清朝一批官员都坚持认为这种做法会造成金融混乱，当时的湖广总督官文就曾经上奏朝廷说“库多收一批汇兑，即京城少进一批实银”。所以就能造成“银贵钱贱”这样一种状况，所以力请禁止汇兑，此后关于究竟汇兑还是运现，在官员内部先后发生过四次较大的争论。
　　朝廷这种摇摆不定的政策对票号的未来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为了争取朝廷的认同山西商人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他们不得不把大量的精力、金钱最终是把整个票号的命运都押在一个毫无希望的政府身上。
　　北京工商大学教授梁小民：晋商是在封建社会里面经商，所以他们就离不了政府，一方面他们代理政府朝廷财政管理，而且把财政收入送到中央政府去，这一项对他们的业务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但是我们看另一方面由于政府财政困难或者是不讲信誉，或者是各种官员的苛扣，所以晋商也吃了大亏，当时各地解到北京的京饷大概是八千万两左右，其中有一千五百万两是由晋商垫付的，所谓垫付也就是你先把钱拿出来，以后有钱再还，可是由于政府以后的财政困难和各种原因，这笔钱其实很多都是有去无还，这就使晋商资金的流动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成为晋商最后灭亡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清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900年）七月二十日，北京城已经是一片火海，那天凌晨，由俄国军队组成的八国联军先头部队由东便门攻入北京，在其后的五个月时间里，自认为最文明国家的士兵在北京城中争先恐后地进行犯罪比赛。当所有的人都想尽办法逃离北京时，一个叫齐梦彪的山西商人却从容地端坐在志诚信北京分号的帐房内。
　　中国农业博物馆研究所研究员李三谋：这个时候有人劝票号的掌柜齐梦彪让他躲一躲，但他感到自己作为票号的掌柜，对刚刚收到的一批海关银，就是官府的官银，一定要好好地保管好，要做到信、义，他坚持要用自己的生命来保护这批官银的安全。
　　那么为什么齐梦彪非得呆在充满凶险的北京城呢？在当时的北京城这些数额巨大的官角不但不会给志诚信带来任何利益，而且随时会给齐梦彪招来杀身之祸。
　　后来齐梦彪的一位朋友记下了他当时的作为，文字很短，“君斯驻京，以庄存海关巨款，约同人死守，屡遇非常之惊，从容应会，了无惧色”。
　　山西商人就是凭着这种不惜牺牲生命来维护信誉的作法赢得了许多政府官员的认同，光绪年间胡雪岩开办的阜康银行倒闭了，亏损了户部的公款，所以朝廷命令停止票号汇兑官银，而且还重申了违禁条例，要各省“知所敬惧”，但是当时的四川总督丁宝祯向皇帝上奏折说“川省银号向无南商，止有西商，公私款项从无亏短，与南省阜康有别”，还坚持由山西票号汇兑京饷。
　　从同治三年1863年开始，票号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在此后的十年时间内票号数量从14家发展到28家，票号业务也逐渐转为汇兑和借贷公款为主，而这些公款是不计利息的，通过汇兑和经营这种没有成本的资金，票商获得了很大的利益，当年严谨朴素的山西商人此时也开始染上了一些官气。
　　这里曾经是一位日升昌大掌柜侯殿元的产业，由三座楼房构成，正厅为七开间，这样规格的房屋按朝廷规定，只有亲王一级的官员才能修建，而一些票号的经理出行时甚至要动用官员的仪仗。
　　上海市金融学会副会长：我们也从许多资料上来看，山西票号一个经理，他不是跟一般小官接触，当地的巡抚、布政使，甚至总督都可以接触，有的人甚至于成为当地政府的财务顾问了，在这种情况下面他的地位是很巩固的，甚至于政府发表新的官员任命时没有路费，票号就借给他，跟政府密切结合，跟官员关系很深的，这样的一个特殊情况。所以我们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就讲了，票号那时不可一世、声势显赫。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各级官员被看作是支撑这个社会的基石，虽然哪怕是在这座最低级的官衙中，也到处挂着这样的匾额、对联，以此来提醒老爷们时刻注意自己的职责、使命，但他们为之服务的百姓走进这个地方却只能跪在这里享受从上而下的服务。当官员把大笔公款交由票号汇兑时，或多或少是带着些恩赐的味道，因为他们知道票号在帮忙的同时也得到了大笔的不计利息的借贷资金，当时不论官员和商人都没有想到，他们之间原本可以存在着另外一种更合理的关系。
　　北京工商大学教授梁小民：资本主义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经济是以个人为主体的，从这个观念上说，如果这个国家每个人都富起来了，那么这个国家整个也由此强大了，也就富裕了，所以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里面讲究“藏富于民”。一个国家的实力、一个国家的财富在什么地方呢？在老百姓手里头。那么封建社会讲究什么呢？讲究“国强民穷”，比如说乾隆的时候朝廷的财政增加了很多，但是那个时候实际上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是非常苦的，也就是它利用政权通过税收这种办法，把大量的财富集中到政府手中，这个时候民间没有了创造财富的活力，所以经济必然要衰退，从封建社会的“国强民穷”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藏富于民”，这不仅仅是一个财富形式的转化，而且是一个制度的转化。
　　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光绪仓惶出逃，他们在河北的乡间度过一段很悲惨的逃亡生活后进入山西，当慈禧的车驾进入山西时，最早知道消息的不是山西的官员，而是一位山西商人，大德通票号的大掌柜高钰。1900年8月，高钰接到了一封密信，写信的人是跟随慈禧、光绪西行的内阁学士桂春。“銮舆定于初八日启程，路至祁县，特此奉闻，拟到时趋叩不尽”。接到信后高钰做了他一生最好的一次投资，他不仅把大德通大加装饰一番作为行宫，而且筹措银两，为慌乱出逃行囊羞涩的慈禧准备了一笔不小的旅费。
　　1900年八月初十，清帝国的统治者走进了大德通的大门，由于他们的到来山西的这家票号暂时成了整个帝国的中枢，第二天一早离开这里时，山西商人的招待给那一对落难的帝后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作家王进：慈禧皇太后给山西商人留了个大人情，一笔是由各省督府解缴中央的款项全部由山西票号来经营，另一笔是将庚子赔款连本带息约十亿两白银交由山西来经营，这样的话山西票号又出现了晚霞中的最后一抹余晖。
　　票号又一次从战乱中挺了过来，不仅如此，这次复兴把山西商人的事业推向财富的顶峰，大德通票号在光绪十四年时每股分红850两，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每股分红达到一万七千两，据统计，光绪三十二年，户部有三分之一的银两存在各家山西票号之中。
　　在当时修建的许多山西商人住宅中都可以看到这样的兽头，据山西民间的说法，张嘴的龙代表官，闭嘴的龙代表商，当两条龙都盘聚在一座屋顶上时，对主人来说，很难一下子看清是福还是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