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社会中，谁的工作时间最长？孩子！从早上六点多钟起床，到晚上十一二点才休息，日复一日地围绕着那么几本书转，无休无止的作业，无休无止的练习，无休无止的考试，无休无止的分数。我们成人都知道一个星期40小时的工作制，我们的国家告诫每一个民工都应该知道要维护工作时间的权利。那么，孩子是多少小时的工作制，有谁算了吗？孩子的时间权利，有谁站出来保护了吗？



在当今社会中，谁的睡眠时间最少？孩子！9个小时的睡眠是未成年人的保证睡眠时间，问一问你周围的孩子们吧，他们哪一个能达到这样的标准？披星戴月，早出晚归，而且越来越低龄化。在学校，老师把所有的自习课全部变成了教学课，还要另外加课、拖堂，学生几乎没有时间做作业。而布置的家庭作业，没有三四个小时是绝对做不完的。好不容易盼到周末，可一大堆作业就足够你干20个小时！



在当今社会中，谁最累？孩子！从小学开始，行进时，驮着十几公斤的大书包；落座时，弯腰驼背一连要干上十几个小时。



在当今的社会，谁最没有娱乐？学生！谁最没有闲适的感受？孩子！谁最没有来自社会的信息？孩子！谁最没有美的享受？孩子！



当今社会的孩子的心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扭曲和挤压，这种挤压的能量正在以惊人的规模积蓄着、沉淀着。



如果说，当今中国社会的道德沉沦风暴的根源在于文革时代和后文革时代两代人的思想禁锢和伪道德的报复性反弹，那么当今社会的孩子们心灵所受的扭曲和挤压也必将在某一天爆发出来。会以什么方式出现，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敢预言，这种正在积蓄和沉淀着的巨大势能爆发出来的那一天，将是十分可怕的！



附录1：

2005年11月4日，《武汉晚报》发表了一位署名“xiaozhu_725”的高中生寄给编辑部的邮件，是一份“一周作息时间表”——



星期一至星期五

每天最晚6：30起床，7：15之前到达学校(部分老师甚至要求7：10之前到校)。

上午一节早自习，5节课，每节课间有10分钟的时间(如果老师不拖堂的话)；一二节课之间有20分钟，因为部分学生起得太早需要时间过早，做眼保健操的时间基本上被占用，或被睡眠不足的学生拿来补觉。

上午12：05放学，12：45之前必须到校。12：45~14：00是珍贵的睡眠时间，部分同学晚上想早点睡觉，不得不忍住瞌睡抓紧时间做作业。14：00~14：10是所谓的读报时间，基本上被我们拿来补睡眠。

下午的课从14：15开始(一般老师14：10开始讲课)，下午一共4节课。基本上每天可以有一节课的自习时间，但有时候会被没讲完课的老师占用。

17：30~18：15重复中午赶沙（王注：应为杀）场似的抢饭过程。

18：15晚自习开始，学校课表规定的是19：45之前严禁用来讲课，之前的时间给学生自习，实际情况是基本上每次晚自习最多只有1小时的时间来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部分老师要求完成他布置的课堂作业，不包括回家之后要做的作业)

20：15放学。回家后的作业要做到23：30左右。

星期六

7：15开始每个星期必有的所谓的周练7：15~9：00数学9：20~10：50语文11：05~12：05化学/物理

14：00~15.45英语16.00~17.30物理/化学

17：30放学，部分幸福的学生回家休息，另一部分学生则要赶往补课的地方(很多是本校老师在校外办的补课班)

21：00一天的课程才算全部结束!

星期天

部分学生参加外面的补习班，或者本校老师在校外的补习班，另部分学生在家做作业，极少有机会出去参加任何活动。

学校每星期2节的体育课是仅有的用来活动的时间，没有美术音乐，很少上历史地理，政治老师这学期一共就来过2次。我们只知道这定理那定理，不知道中国以及世界的历史，不知道怎么用哲学的角度去分析问题，一些被认为中学生应该掌握的东西我们都不会，我们会的只是高考需要考试的“语数外理化生”。



附录2：

这则消息，我的上初中的儿子读后，大叫不平，说那高中生每天中午还有一个多小时赶作业的时间，而他的学校是从中午1点钟就开始上课了，那高中生已经每天比自己幸运一小时了，居然

凤凰卫视11月3日消息 福布斯2005中国富豪榜于3日揭榜，相比去年，今年上榜难度大幅提高。去年上榜200名富豪最低资产6.5亿元，今年第200名则有10亿元。
1、荣智健家族63岁

中信泰富集团

控股/参股的上市公司：中信泰富（0267.HK）

在收购湖北新冶钢以后，中信泰富今年的特钢新产品的产量和出口量均大幅增加；公司在上海及邻近的江浙一带也有大量新的物业投资。不过，持续高涨的燃油及燃煤价格使其航空及发电业务受到负面影响。今年上半年，中信泰富实现净利润27.73亿港元，同比增长60.5%。

2、朱孟依家族46岁

合生创展/珠江投资

控股/参股的上市公司：合生创展（0754.HK）、上海电气（600835.SH）、上电股份（600627.SH）、上柴股份（600841.SH）

通过在北京、天津及上海等地大量开发大型住宅小区，今年上半年合生创展的利润较去年同期增长了194%，同时集团在国内一线大城市的可发展土地储备达1300万平方米。8月，新加坡政府旗下的投资基金淡马锡（Temasek）和老虎环球基金（TigerFund）成为合生创展的策略投资者。

3、丁磊34岁

网易

控股/参股的上市公司：网易(NTES.NDQ)

2003年的中国首富今年重回10亿美元富豪行列。来自网络游戏收入的增长使网易继续稳固了其三大门户的地位，今年在纳斯达克的股价一度超过80美元。不幸的是，网易口碑甚佳的"代理"首席执行官孙德棣于今年9月患病辞世。

4、黄光裕36岁

鹏润投资

控股/参股的上市公司：国美电器(0493.HK)，ST宁窖(600159.SH)

国美电器今年新开店118家，使分店总数达到250家。今年上半年的营业额和净利润分别较去年同期增长了32%和4.5%。3月中旬，国美的股价曾一度攀高到9元，不过由于业内竞争激烈，10月下旬又落到了4.5元左右。今年，黄光裕加大了在商业地产上的投资。

5、刘永行57岁

东方希望集团

控股/参股的上市公司：民生银行（600016.SH）

刘氏兄弟继续居于榜单的前列。东方希望的业务包括饲料和电铝两大板块，传统的饲料业务平稳发展。今年的8月2日和15日，东方希望集团在成都和芜湖分别开张了两家名为"金豆"的动物饲料工厂。而在电铝业，东方希望却一直磕磕碰碰。

6、刘永好54岁

新希望集团

控股/参股的上市公司：新希望（000876.SZ）、民生银行（600016.SH）

新希望集团的多元化策略在过去一年多时间里发展不顺。2003年新希望集团以3.5亿元购得乐客多超市，希望通过控制零售业来为自己的乳品和肉食产增加销量。如今，乐客多超市的7家门店将被出售。新希望集团强调，"我们进行的只是有限多元化"。

7、郭广昌38岁

复星高科技集团

控股或参股的上市公司：复星实业（600196,SH）、豫园商城（600655.SH）、南钢股份（600282.SH）、羚锐股份（600285.SH）、天药股份（600488.SH）、复地集团（2337.HK）

受国家宏观调控的影响，郭广昌麾下的复星高科技集团在2004年放慢了扩张的速度。2005年，复星集团逐步退出了金融业，在医药、零售和传媒业战绩不俗，对钢铁业和房地产的投资也经受住了严峻考验。

8、徐明34岁

大连实德集团

控股/参股的上市公司：大元股份(600146.SH)

今年，大连实德足球队重新赢得了失落的中超冠军。不过，真正为徐明带来回报的是他在保险、基金、银行等金融领域的投资。在产业领域，化学建材仍然是实德集团的主业，而石化行业将成为未来的方向。

9、许荣茂55岁

世茂集团

控股/参股的上市公司：世茂股份（600823.SH）、世茂中国（0649.HK）

除了继续开发高档住宅楼，比如"上海国际大都会"项目，许荣茂还着手建立了专业的建材营销公司，以期依托广泛的房地产业务，发展新的利润增长点。此外，许荣茂计划明年将其房地产业务拿到海外上市。

9、陈天桥家族32岁

盛大网络

控股/参股的上市公司：盛大网络(SNDA.NDQ)、新浪(SINA.NDQ)

今年2月，盛大宣布对国内领先门户网站新浪控股19.5%。之后，盛大相继与环球唱片等内容提供商及软硬件制造商展开合作，全力打造盛大"盒子"。依然是中国第一大网络游戏运营商，盛大现在的目标是：建立全新的家庭数字娱乐帝国。
11、张力52岁

富力地产

控股/参股的上市公司：富力地产（2777.HK）

12年来，创始人张力和李思廉已经让富力地产牢牢地在广州住宅和商业地产市场站稳了脚跟，近年来还积极拓展北京、天津等地产市场，向全国渗透，并与万豪和凯悦合作进入高档酒店业。今年7月，富力地产在香港上市。

12、鲁冠球60岁

万向集团

控股/参股的上市公司：万向钱潮（000559.SZ）、华冠科技（600371.SH）、UAI（UVSL.NDQ）、兰宝信息（000631.SZ）

今年1月，万向与日本最大的轴承生产商之一双日公司（SojitzCorporation）建立了合资公司。万向称，"神舟六号"载人飞船的太阳能帆板上的硅片也由万向提供。不过，鲁冠球已经开始考虑把接力棒交给儿子、女婿了。

13、吴国迪45岁

埃力生集团

控股/参股的上市公司：无

庞大的埃力生集团起源与浙江慈溪，它不仅拥有十余家外贸公司，甚至还拥有原油进出口权。由埃力生开发的住宅小区超过百万平方米，在上海拥有5幢高楼。不过，吴国迪最大的兴趣却是在基础工业：1994年涉足钢管，去年初整体收购池州有色金属集团，埃力生在石化方面的计划投资也超过百亿。（XXX页：幕布后的富豪）

14、杜厦57岁

天津家世界集团

控股/参股的上市公司：无

截止到2004年底，家世界集团在华北、西北开设的"家超"、"家居"、"购物中心"已经达到68家，年销售额到达72.25亿元。除了零售，教授出身的他还投资2亿元建了一所小学。

14、周泽荣50岁

侨鑫集团

控股或参股的上市公司：紫金矿业（2899.HK）

从广州地产赚取巨额财富之后的侨鑫集团今年再度向文化产业出击，继与羊城晚报报业集团联手打造《新快报》之后，今年4月，又与《大公报》合作在澳大利亚推出中文报纸《大公报澳洲版》。

16、张荣坤32岁

福禧投资控股

控股/参股的上市公司：上海电气（600835.SH）、上电股份（600627.SH）、上柴股份（600841.SH）

这位富豪的兴趣越来越广泛。张荣坤参股的上海电气于今年4月在香港成功上市，福禧持有上海电气9.69亿股，占扩大后股本的8.15%，成为第二大股东。同时，他还持有中国人寿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等四家保险公司各10%的股份。

17、李彦宏37岁

百度

控股/参股的上市公司：百度(BIDU.NDQ)

今年8月5日，全球最大中文搜索引擎登陆纳斯达克的当天，股价最高达到150美元。尽管百度的市值在接下来的两个多月内缩水超过一半，但创始人李彦宏的身价依然可观。在国内市场，除了要应对已开始本土化的Google，百度还要想办法解决纠缠不清的版权官司。

18、沈文荣59岁

江苏沙钢集团

控股/参股的上市公司：无

20年前，沙钢只是一个用45万元自筹资金，在一个乡镇轧棉花厂内办起来的小轧钢车间。中专毕业的沈文荣则是被招工进厂的一名钳工。现在，沙钢的总资产已经达到325亿，仅2005年上半年，沙钢就实现销售收入195亿元。沙钢还和韩国浦项建有合资公司。

19、陈丽华64岁

富华国际集团

控股/参股的上市公司：无

当下时时牵动陈丽华神经的是已在王府井东侧开工建设、总投资近40亿元、占地35万平方米的"黄金宝地--金宝街"。目前这项带有公益性质的商业开发项目已经投入约20亿元。这是陈丽华在内地投资额最大的一个项目。

20、刘方26岁

北京裕昌隆工贸/北京恒丰永业经贸有限公司

控股/参股的上市公司：平安保险（2318.HK）

能够对这位神秘女富豪的财富产生影响的是平安保险的股价。在2005年9月30日以前的12个里，平安保险的股价上涨了约19%。

21、楼忠福51岁

广厦控股

控股/参股的上市公司：浙江广厦（600052.SH）

2005年9月30日,广厦在金华的福华百货与沃尔玛举行了签约仪式。楼忠福表示，这是广厦控股发展零售业的起点，而沃尔玛也看中了这个地产企业在中国各地的物业。在过去的一年里，楼忠福的两个儿子，32岁的广厦控股总裁楼明和31岁的广厦房产集团董事长楼江跃，也越来越活跃。

22、金福音家族55岁

人民企业集团

控股/参股的上市公司：st太光（000555，SZ）

温州人金福音家族控制的上海人民企业集团始建于1984年，从输电设备起家到高低压元器件、精密仪器仪表，现在已经枝繁叶茂，开始涉足金融投资、生物医药、房产开发经营、文化用品和旅游酒店等多元化产业经营。不过，集团借壳上市的公司st太光运营却不顺利。

23、周福仁53岁

辽宁西洋集团

控股/参股的上市公司：宁夏恒大(600165.SH)

镁质耐火材料和硫基复合肥是西洋集团的两大主要收入来源。2002年起，西洋集团在钢铁业的投资受挫。目前，这个东北企业最大的投资项目集中在资源丰富的贵州。今年下半年，西洋集团的磷铵项目和水矿焦化项目相继在贵州奠基投产。

24、祝义才41岁

雨润集团

控股/参股的上市公司：中国雨润（1068.HK）、南京中商（600280.SH）、东成控股（0735.HK）

今年9月，雨润集团在香港成功上市，募集资金15亿港元。董事长祝义才在上市公司拥有的53%的股份终于让他在排行榜中的名次跃居到第24位。高盛也很看好这家以肉食品加工为主业的公司，并持有他们7%的股份。

25、梁信军37岁

复星高科技集团

控股或参股的上市公司：复星实业（600196,SH）、豫园商城（600655.SH）、南钢股份（600282.SH）、羚锐股份（600285.SH）、天药股份（600488.SH）、复地集团（2337.HK）

作为复星高科技集团第二号人物，口才极佳的梁信军负责重大项目投资、信息产业和媒体投资。一年多以前，复星在香港成立了复星国际，这家公司计划发行7年期债券，融资5亿美元。不过，为了说服国际资本市场，复星必须提高自己的透明度。

26、李兆会24岁

海鑫集团

控股/参股上市公司：民生银行（600016）、华冠科技（600371）

2004年，海鑫集团销售额达到70亿元。执掌海鑫一年以后，李兆会准备在资本市场上大展拳脚。去年年底，海鑫与中色股份签订协议，分三期买入民生银行（600016）1.6亿股的股份，总金额高达5.94亿元。之后，海鑫又成为华冠科技后者的第二大股东。

27、叶立培61岁

仲盛集团

控股/参股的上市公司：天宸股份(600620)

2004年让叶立培最劳神的是位于上海莘庄的仲盛商业中心，这座被称为"亚洲最大购物中心"的项目在2003年年底停工之后，终于在今年2月重新动工。2004年，仲盛集团的另一个大项目--位于陆家嘴的上海银行大厦也已封顶。

27、马云41岁

阿里巴巴

控股/参股的上市公司：无

英语教师出身的马云离他的梦想越来越近了。今年8月，阿里巴巴以股权换得雅虎10亿美元资金，同时还收购了雅虎中国的全部资产。阿里巴巴是目前国内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由它投资的淘宝网正与E-bay易趣网在中国的在线拍卖市场上你争我夺。

29、张涌39岁

林凤集团

控股/参股的上市公司：ST林控（600691.SH）

兴趣广泛的林凤集团近来在医疗行业相当活跃。在四川的成都和达州，中美人民友好医院和新的达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即将建成，后者有三级甲等医院的资质。同时，林凤集团在整个四川地区介入了多家三级甲等或三级乙等医院，在全国其它地区也有所行动。

29、黄茂如家族40岁

茂业集团

控股/参股的上市公司：成商集团(600828.SH)

2004年起开始实施的"853"计划在今年继续推进。黄茂如要把他的茂业百货开到更多的地方：年初的时候，上海和天津两地分别传来消息，说茂业百货即将进入本地市场；最引人注意的是，今年6月茂业百货以3.8亿元购得了成商集团65.75%的股份。


31.何亨健63岁

美的集团

控股/参股的上市公司：美的电器（000527，SZ）

1968年，何享健带领23个人在广东顺德创办美的，当时的街道工厂如今已成了中国最大的家电生产商之一。2001年，何亨健和管理层完成了MBO，美的由乡镇企业变为民营企业。2004年，美的并购了合肥荣事达和广州华凌，继续扩大在家电业的份额。同时，它也在尝试多元化。

32．李东军47岁

大连锦联投资集团

控股/参股的上市公司：无

李东军在1990年创办的锦联集团是国内最大的国际物流企业之一，在国内主要口岸城市、内陆大中型城市，以及香港、韩国、日本、美国等地共设有近100家分支机构。除了覆盖全球的物流服务网络，锦联投资还有国内最大的物流业电子商务平台。锦联集团还投资房地产。

33、郭浩家族50岁

超大现代农业集团

控股/参股的上市公司：超大现代农业（0682.HK）、亚洲果业（ACHL.L）

借大陆对台湾进口水果零关税的东风，超大现代农业将斥资2亿元筹建大陆首个台湾农产品物流中心。今年8月，超大现代农业的联营公司亚洲果业在伦敦二版市场（AIM）上市筹资1200万英镑，超大现代在亚洲果业持有40.8%的股份。

34、刘志强/翟美卿夫妇41岁/41岁

广东香江集团

控股/参股的上市公司：香江控股（600162.SH）

去年主动要约收购山东临工成功以后，今年的1月17日，山东临工改名为香江控股。不过，这家上市公司今年前9个月的净利润却比去年同期下降了50%。但香江集团自身仍然活跃，比如，跟北京华联一起开拓沈阳市场，在长春投资物流项目等。

35、王玉锁41岁

新奥集团

控股/参股的上市公司：安瑞科控股（8289.HK）

今年10月18日，王玉锁担任董事长的安瑞科控股在香港创业扳上市。这家公司不过是新奥集团的一小部分，公司的其他业务还包括城市燃气供应和房地产等。王玉锁出生于廊坊，生命的前22年充满了失败。贩卖罐装液化气的偶然的成功改变了命运，成立于1989年的新奥集团还受益于"西气东输"。

36、童锦泉50岁

上海长峰房地产

控股/参股的上市公司：无

上世纪90年代初，童锦泉在上海的旧城改造项目中发迹。由长峰房地产投资20亿元开发的丽晶（Regent）酒店将于今年年底在上海开出其内地第一家酒店，这是上海唯一一家由民营企业投资的五星级酒店。长峰在上海另外还投资有3个高星级酒店项目。

36、孙宏斌42岁

顺驰集团

控股/参股的上市公司：无

1994年孙宏斌在天津创建了顺驰房产代理公司，两年后涉足房地产业。经过十年的发展，顺驰的房地产经纪业务已经进入全国29个城市，拥有900家连锁店。2005年8月，孙宏斌向软银和凯雷出售了公司22.5%的股份，获得4500万美元。孙宏斌的理想是2007年让顺驰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

36、金惠明52岁

大华集团

控股/参股的上市公司：无

自从1988年成立，大华的前15年就没有离开过上海。截至2004年，大华集团开发的商品住宅竣工面积约达到约500万平方米。不过从去年开始，这家强调"买得起的舒适生活"的房地产开发商进入了武汉、南京、马鞍山等地。受宏观调控影响，大华在上海开发的多处楼盘销售迟缓，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资金紧张。

39、何金明家族51岁

人人乐商业集团

控股/参股的上市公司：无

由何金明和儿子何浩掌控的人人乐于1996年在深圳成立，目前开设的大型购物广场遍布深圳（12家）、广东其他地区（4家）、西安地区（6家）、成都市（4家）、重庆（3家）、石家庄（1家）、天津（4家）和南宁（1家）。面对家乐福等强劲的竞争对手，企业年销售额平均增速依然高达78%。

40、周庆治50岁

南都集团

控股/参股的上市公司：百嘉力科技（PakTech.SGX）

2005年3月，以18.58亿元的价格，南都集团旗下的上海南都、苏州南都和浙江南都分别向万科集团出售了70%、70%和20%的股份。在房地产行业以外，周庆治希望把网络资讯和生物基因工程为主的高科技产业作为集团新的增长点

不知不觉的就整整的过了一个月.整整一个月没有写blog.
其实在计算机这方面还真没什么好写的,主要是由于家里边有点私事,回家一段时间,对于我来说也不算短了,因为有20多天了，马上就可以回了.
自然计算机的学习就一点进行也没有了,只是太原上了三次网,而且时间还不长的,因为最近太忙了.
不过生活方面到想的特别多的,因为这一个月的感触特别深,令我自己的整个生活要从新来安排一次,因为太突然的变故了.
不过情况要比我想象的好的点,特别要感谢所有在这段时间帮助我的人.
马上又要回去了,回去是不能象前段时间那样生活了,要马上紧张起来,因为自己该承担起属于自己的那份责任了.
生活总是在捉弄一个好人.

                                 水何时不这样乱流
杨总：
    你好！
    在此我有必要申明我在这谈的事不针对任何人，只谈是事！
    9月11号的下午，我到我们寝室的卫生间（F5-202）突然间发觉便池边上的水龙头没有关紧；顺手就关，可是怎么也关不上，水越来越大，我就是去关水房的总开关了，结果总开关由于长年没人用，已经关不上了，水还是在流，而且流的越来越大。
    没有什么别的办法我就只好去给我们班主任刘老师打电话，不到两分钟刘老师就过来了，我们身边都没有工具也关不上总开关，班主任给物业公司打电话，
结果物业公司说维修部没有人值班（估计是因为星期天）。
    大家眼看着水一直在流，边上的同学用食品袋把水龙头给包上了，可是水一直在流，卫生间一时间变成了喷泉。
    大概过了半个小时的样子我们同学当中找到了手嵌子终于把总开关给关上了，水终于停了。
    等到晚上10点多回去寝室时才水龙头才给换上了新的，
    在这我想知道我们卓达的物业在石家庄不是号称“优质物业“怎么这种优质在北京就要打折了。
    其实这就现在流行的执行力的问题，为什么好多美好的愿望从杨总那出来就开始慢慢的变味，一直到基层就变的那么令人难解了。
    这就如台湾管理实战专家余世维在《赢在执行力》中所说的，执行力的偏差就如两条交线的角度，当在交点上有偏差时你感觉问题不大，可是当离交点越远，偏差会越大，当你要改变的时候阻力也就越大了。
    这也许就是中国人说的所谓的”山高皇帝远“的道理吧！
    记得的杨总在《青年强，卓达强》的电视讲座中一直在强调中华民族的恶习吗？怎么我们卓达连这点恶习也没有改变呢？
    在这我要提醒的一点，再好战略没有很好的战术和执行力来执行，它也只能叫是美好愿望！

Oracle(甲骨文)的CEOLarry.El lison在耶鲁大学2000届毕业典礼上的演讲:

耶鲁的毕业生们，我很抱歉———如果你们不喜欢这样的开场。我想请你们为我做一件事。请你———

好好看一看周围，看一看站在你左边的同学，看一看站在你右边的同学。

请你设想这样的情况：从现在起5年之后，10年之后，或30年之后，今天站在你左边的这个人会是一个失败者；右边的这个人，同样，也是个失败者。而你，站在中间的家伙，你以为会怎样？一样是失败者。失败的经历。失败的优等生。

说实话，今天我站在这里，并没有看到一千个毕业生的灿烂未来。我没有看到一千个行业的一千名卓越领导者，我只看到了一千个失败者。你们感到沮丧，这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我，埃里森，一个退学生，竟然在美国最具声望的学府里这样厚颜地齿地散布异端？我来告诉你原因。因为，我，埃里森，这个行星上第二富有的人，是个退学生，而你不是。因为比尔．盖茨，这个行星上最富有的人———就目前而言———是个退学生，而你不是。因为艾伦，这个行星上第三富有的人，也退了学，而你没有。再来一点证据吧，因为戴尔，这个行星上第九富有的人———他的排位还在不断上升，也是个退学生。而你，不是……你们非常沮丧，这是可以理解的。

你们将来需要这些有用的工作习惯。你将来需要这种“治疗”。你需要它们，因为你没辍学，所以你永远不会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哦，当然，你可以，也许，以你的方式进步到第10位，第11位，就像Steve。但，我没有告诉你他在为谁工作，是吧？根据记载，他是研究生时辍的学，开化得稍晚了些。

现在，我猜想你们中间很多人，也许是绝大多数人，正在琢磨：我能做什么？我究竟有没有前途？

当然没有。太晚了，你们已经吸收了太多东西，以为自己懂得太多。

你们再也不是19岁了。你们有了“内置”的帽子，哦，我指的可不是你们脑袋上的学位帽。

嗯……你们已经非常沮丧啦。这是可以理解的。所以，现在可能是讨论实质的时候啦———

绝不是为了你们，2000年毕业生。你们已经被报销，不予考虑了。我想，你们就偷偷摸摸去干那年薪20万的可怜工作吧，在那里，工资单是由你两年前辍学的同班同学签字开出来的。事实上，我是寄希望于眼下还没有毕业的同学。我要对他们说，离开这里。收拾好你的东西，带着你的点子，别再回来。退学吧，开始行动。我要告诉你，一顶帽子一套学位服必然要让你沦落……就像这些保安马上要把我从这个讲台上撵走一样必然……（此时，Larry被带离了讲台）

最近为了感时髦,下eclipse3.0和3.1还有不少插件.
最大文件也不过百十来MB 可是下载速度,却只有8-10kb 真是不知道我们的网络怎么了.

中国大学百年 观看视频

2005年06月24日 11:56 【文章字体：大 中 小】



主持人：欢迎走进《世纪大讲堂》，这里是思想的盛宴，这里是学术的殿堂。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大学都是一个神圣，而且非常纯洁的地方。对我来说它也不例外，因为父母都是大学老师，所以我从小就生长在大学的校园里面，以至于直到今天提起大学，我的内心还是有一种非常天然的、亲近的感觉。但是到最近两年，每当身边的朋友谈起大学的时候，他们所谈到的东西，似乎和我们原来想象中的大学会完全的不一样。比如说招生会有腐败，比如说有的教授，虽然说是个别的教授，但是会去嫖娼。于是很多人都在问，今天的中国大学到底是怎么了。其实回顾历史，我们的大学其实是科学民主思想的发源地，即便是在战乱年代，也会出现像西南联大那样，特别是像西南联大的教授那样，可以称得上是一代楷模的知识分子。我想要给这些问题找到答案，回顾历史，也许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所以今天的《世纪大讲堂》，我们就很高兴地邀请到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教授先生，来和我们讲述一下《中国大学百年》。

主持人：首先还是带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下陈教授先生。



陈平原简历

陈平原，1954年生于广东潮州，1982年1月在中山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 1984年6月在中山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学位，1987年6月在北京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

现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同时兼任北京大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

上世纪八十年代，陈平原先生主要从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此后将研究领域扩展到中国古代小说与中国散文。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他开始关注中国学术史，近年来关注目光涉及到现代中国教育史。主要著作有《北大精神及其他》，《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以及《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中》等。



主持人：了解了您的简历，陈先生，我知道您是在大概十五、六岁的时候，就已经上山下乡了，是这样吗？

陈平原：对。

主持人：山村里面的生活不是您所希望过的一种生活，走出来是在什么时候？

陈平原： 1978年初，就恢复高考的时候我们出来的。

主持人：您当时报志愿的时候是怎么考虑的？

陈平原：我说只要能出来，哪个学校我都去，所以第一志愿我报的是中山大学，第二志愿我报的是华南师院，第三志愿报的是湛江师专。跟我妻子不一样，她是北京的，所以她报第一北大，第二人大，第三北师大。所以我是有个阶梯，她要考不上都考不上，我考不上中大，最差还有师专，这就是我说的那种，希望出来的那种感觉。

主持人：接下来的大学四年您怎么过的？

陈平原：我相信所有的从小地方出来的人，都会有这个问题，刚进大学的时候有种自卑感，就是因为我们毕竟见识有限。我不知道到了广州，我的同学高谈阔论，我第一学期会有点紧张，大概，那个时候，班主任告诉我们说，以他们的经验，小地方来的，农村来的孩子们不要紧张，第一年、第二年，你们会比不上那大城市的，三、四年以后，一般都会比大城市的念的好。因为大城市的学生他们的外务太多了，他们的兴趣太广泛了，反而将来不见得念得好。所以我说我第二、三年级以后就开始逐渐适应这个校园生活。有一个故事，就是我到了北大以后，因为我从中山大学考到北大，他们想当然说我到了北大肯定会有一点怯场，所以，后来有一个作家写一篇关于我的文章的时候，说我刚进北大，在未名湖边徘徊，就感到自己很怯场。只有我妻子一看说，没那回事。她说得对，因为我那个怯场问题在广州解决了，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已经基本上解决，所以我到北大的时候，我不觉得北大有什么了不起，所以反而到了北大以后不怯场。但是，我说我把我的转化，就从一个农村的孩子，一个下乡知青转变为一个学者，这个比较艰难的转化，是在我的中山大学那一个阶段完成的。

主持人：在北大读博士，好像您那个时候应该是北大的第一届的文学博士，是不是？

陈平原：对。

主持人：那第一届的博士，可能不像后来大家在读博士的时候，一切条件那么好，那么顺利，您那时候情况怎样？

陈平原：哪儿，你搞错了，第一届读文学博士很容易，为什么呢，那个时候没有课程的要求，除了学一外、二外，其他时间就跟我的导师王瑶先生聊天，每天、每个星期下午的时候，因为他早上睡觉，我下午去那里陪他聊天，喝茶，他抽烟，我喝茶，然后三年了，我就被熏陶出来了，就这样。

主持人：我还想再问您一个问题，因为我是老听人家这样说，说讲到陈教授先生，如果不提到夏晓虹的话，那么这个陈教授先生这个人就是不完整的。我不知道这个评论的话，您认为是不是很准确？

陈平原：她，因为这么说，我们的专业比较接近，而且确实是我们都在北大中文系教书，而且我们有共同的学生，等于我的学生也修她的课，她的学生也修我的课，所以校园里面有很多传说，但有一些说法是不准确的。

主持人：好，那我想在我们和陈先生简单地沟通过之后，下面就请陈先生为我们进行今天的主题演讲，《中国大学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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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06月24日 11:56 【文章字体：大 中 小】

陈平原：我今天不坐着，我站着，我教了二十多年书，都是站着跟学生对话，好吧。今天做的专题演讲的题目是《中国大学百年》。

先从一件小事情说起。1998年的5月，北京大学举行百年校庆，热热闹闹，我很高兴，也参加了。参加完紧接着我就到捷克，到布拉格去，参加布拉格大学举行的一个国际会议，一开会，主持人就说，这是我们布拉格大学六百五十周年校庆系列活动的一项，我当时就懵了，我在北大刚刚纪念过一百周年，还很得意的，来到这，人家六百五十周年，所以一下子就泄了气。好在这还不是在巴黎大学，还不在博洛尼亚大学，就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更早。大家都知道，学校和时装相反，不是越新越好，而是越老越好，可以说，一般而言，老大学，一个八百年的大学，比一个十八年的大学，一般来说都要强。不否认有的大学江河日下，也不否认有的异军突起，但总的来说，大学的年龄和它的声望是成正比的。按照中国人的观念来定，也许我们中国大学不是百年，而是千年，不是千年，是四千年。其实，我今天晚上想从这个地方开端，就是说我们大学是百年，中国大学是百年，还是四千年？两种大学史的叙述背后隐含了我们对大学的想象，什么是大学？大学应该怎么办？一百多年的中国大学之路，走得顺还是不顺？

好，我想讲第一个问题，两种大学史。外国人写中国大学史，一般来说都从西学东渐说起，这样一来，肯定是百年上下；可是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叙事，那就是中国大学不是百年，是四千年。我读过很多中国教育家，教育史家写的关于中国大学的著作，大体上是后面这个叙述思路。其中很有名的教育史专家毛礼锐先生，为《中国高等教育史》写序，特别强调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高等教育居于世界教育史上的领先地位，而且批评别人把创立于十一世纪末、有一万两千学生的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作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大学。毛先生认为，这样说是不对的，中国大学应该从殷周算起，最少也应该从战国算起，再退一万步吧，也必须从汉武帝设立太学算起，那么，中国是公元前一百二十四年便无可置疑地有了正式的大学。这是毛礼锐先生作为教育史家的思路。我们这么说，我承认西周时中国确实有高等教育，因为从西周到现在，确实有这么长的历史。但是这样一来的话，假如这么叙述的话，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大学”概念可能瓦解。为什么呢，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文明古国，都有属于自己的高等教育，任何一个时代的教育事业，都有高等、中等、低等之分，那这样以后，大学岂不成了一个伪问题。同样是高等教育，办学宗旨，教学体制，组织结构，以至发展方向，其实是不一样的。



陈平原：西方人谈university，一般从中世纪说起，最多在精神上追溯到古希腊，假如这样的话，中国人谈university，不好意思把它追到西周。还是辞书界比较严谨，当他们做这个界定时，我查了若干种中国人编的辞书，都再三强调，“大学”这两个字，一个念太学，一个人念大学，念太学的时候，说的是古代的贵族子弟他们的学校，念大学的时候，是晚清以降，我们所说普通高等教育的一种。换一句话来说，这两个字，一个太学，一个大学，太学可以从西周说到晚清，大学可以从晚清说到当下，以至以后。好吧，古今中外的中国大学，从西周一直贯穿到今天的大学，很可能是不太存在的，或者说这个论述本身是有问题的。其实这本来不是什么深奥的道理，为什么长期被学术界忽视了，说好了，或者说说明白了，是我们所说的自尊心，民族自尊心。



说大学史，一个文明古国只有一百年，中国人觉得不能接受，我们北大的著名教授冯友兰先生，曾经写一篇文章，说到北京大学。说北大的历史最好从汉代的太学说起。为什么，我到国外访问，下面是冯先生的话，我到国外访问，见到那么多大学都是几百年的历史，而北大才几十年的历史，这跟中国的文明古国很不相称，所以冯先生认为，最好是往前推。当然，大家都知道，北京大学坚持从戊戌变法，就1898年开始算起，述说北京大学的校史。但是好多年前，不断地有大学希望将自家的历史往前推，最有名的一个故事是湖南大学。因为岳麓书院的遗址是在湖南大学的校园内，湖南大学曾经要求从岳麓书院算起，也就是将公元九百七十六年作为建校的历史起点，从那算起。当然，这种悲壮的努力，后来被当时的国家教委给否定了。假如不是这样的话，中国会出现一大批远比巴黎大学，剑桥大学，哈佛大学要古老得多的大学。但是，我以为此风不可长，否则的话，以中国历史之悠久，文物之丰富，随便一个锄头挖下去，都可能发现一个遗址，那样的话，每一所大学都可以往前推千八百年。这样的话，我说的有点有违实事求是的原则，更重要的是遮蔽了我想说的太学和university二者之间的差别，而这样对于现代中国大学的健康发展不是很有利。



还是五四那代人比较通达，当年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拿到了我们北大的一个老教授做的《中国大学两千年考这个文章》以后说，虽然历史考证可以这么考，北京大学还是守这条线，从1898年说起，不要再往前推。后来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也再三说，大学有两种，一种是精神，一种是制度。精神我们可以说，我们有几千年的大学的或者高等教育的那个传统和精神，但是我们现在所执行的这一套制度，是晚清以后从西方世界逐渐传移到中国来。我们很好地移植了西方的教育制度，但没有很好地承继了中国人古老的“大学之道”。而这一点，不是没有人意识到，而是实践起来很难，很难。这个问题从当时的一句口号说起，那句口号叫：“上法三代，旁采泰西”。好吧，我就从这两句口号说起。

先说“旁采泰西”，也就是今天要说的第二个问题：关于“旁采泰西”。“废科举、兴学堂、养人才”，这是晚清所有的我们说激进的知识分子的共同口号。至于如何兴学校，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意见最有代表性，概括起来就是我说的这两句话。“上法三代”，就是前面我们说的学习夏商周三代的思想、制度以及学风；“旁采泰西”，旁边，我们学习欧洲，欧美各国的经验。可是请大家注意，这两个既法三代，又采泰西这个口号，一到落实的时候就出现问题，因为三代之学是什么样，到现在为止，谁也说不清，没办法把它贯穿到现实中的大学制度里面来。真正能做的，就是向西方世界学习。或者说，“旁采泰西”才能够落实。1901年，当时的张之洞、刘坤一等人，提我们所说的大学的方案的时候强调，向哪个国家学习？向德国学习、向日本学习。为什么？德国、日本当年发展很快，这是第一，更重要的一点是，他们认为欧美世界的大学，就其科技方面，值得我们学习，就其制度方面，尤其是思想学术方面，对当时的清廷政府来说，有不利的一方面。我们现在看到的大学章程，大量出现的是日本、东洋这样的名字，也就是说，晚清办大学所抄袭的各种法令，很多是日本的。而请大家注意，日本学的是德国，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说，清末民初，中国的高等教育模仿的是德日系统。



到了民国建立以后，蔡元培出任首任教育总长。他给大家解释，我们继续要向德国、日本学习，为什么？他说，其实是这样的，欧洲各国的教育体制，各国的大学制度很不一样，中国人茫然来学习，不知道学哪个好。日本人已经经过一番选择、嫁接、改造，以后我们直接从日本那儿学，比较容易接受。而这个思路，是晚清接受西方文化的一个共同思路。张之洞也说，西方学问，我们一下子学不来，日本人已经改造过了，我们先学日本，通过日本这个桥梁，我们来接触欧美世界的思想学说以及教育制度。所以你会理解说，清末民初，大量的中国青年到日本留学，他们到日本留学，不见得真要学日本，是要借助日本这座桥梁来学习欧美的科学知识，以及思想学说。变化在哪个地方？变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发生了变化。原因有几个，一个是“庚子赔款”，送出去的学生们，在美国留学的学生逐渐回来，第二，当时罗素、杜威分别到北京大学来演讲，第三，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去考察美国的大学制度，回来就这么说，说大学精神应该博采欧美各国之长，和中国的孔墨精神相结合。



中国的孔子、墨子的教育理论，和欧美世界的大学精神相结合，这里面又分出了三种不同的西方的大学。一种，他说，像德国法国那样注重专业研究的，这是一个传统；像英国那样注重培养绅士的，人格修养的，这又是一个传统；像美国那样强调服务于社会的，那是另一个传统。好吧，我们希望以中国人的孔墨的精神，加上三种不同的大学制度和传统，然后建构起中国人的大学之路。我们知道，这个理念当然很好，可是具体实施起来很难。因此我们发现了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其实二十年代以后，虽然说我们面向不同的国家，学习它们的大学制度，二十年代以后，随着大量的大学校长是由留美学生承担，以后中国的高等教育迅速地向美国倾斜，基本上是倒向美国。



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五十年代，新中国成立，加上抗美援朝，院系调整，以后出现一个变化，中国的大学转向苏联。转向苏联里面，除了意识形态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我们所说的院系调整，一个基本思路，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各种专门学业，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把中国的综合大学整顿为十四所，其他改为各种专业学院，包括诸位所在的，这也是专门的学院。今天我们才知道，专门学院逐渐逐渐又变成大学，college转为university。这是因为，我们说，在综合大学转变为专业学院的时候，我们说中国的高等教育走的一条路，就是强调服务经济建设主战场，而且强调实用，符合现实需要，而不做学理上的玄虚的思考。综合大学大量地转为专门学院，这个思路到了八十年代以后，我们逐渐发现它的毛病，所以，九十年代以后，我们才重新又转回来，把各种各样的专业学院重新又转为综合大学。到今天为止，整个中国高等教育基本上是美国制，我们的主要榜样是美国。我们经常说与国际接轨，与国际接轨，跟哪个国，你会发现，其实我们高等教育基本上是接的是美国的轨。
陈平原：第三个问题，我想说关于“上法三代”。在我看来，在20世纪的思想文化潮流中，西化最为彻底的是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今天中国的大学，整个价值取向，基本路径，都是university，而不是太学。所以与国际接轨，在中国，步伐最稳健，速度最快的也是大学。而这一点，从晚清那些有识之士呼吁“旁采泰西”的时候，已经不可逆转了。为什么呢，我刚才说了，因为“上法三代”是一句空话，没有人能说清楚三代之学，尤其是教育制度是怎么回事，有人在做考证，但是没办法得到学术界的普通公认，更没办法把它转化为现实操作。我感到奇怪的是，当年提“上法三代”的时候，为什么不考虑一个问题，就是宋元明清中国的书院制度，当我们大量地批判科举制度的时候，有意无意地把科举和书院两者混淆了。



科举是一个取士的制度，书院是一个教育的体制，当年我们批判科举制度的时候，我们把我们所说的宋明以下的整个书院制度都给否定了。这样以后，没有认真地分疏近在眼前的书院，而一味空谈遥不可及的三代之学，以至我们晚清以下的大学，只能走模仿西方的大学这条路。晚清的重要的思想家中，看到这个问题，而且极力反对的，对书院的废除感到痛心疾首的，是章太炎。因为他是书院训练出来的，他对现代学堂的一些弊病有些看法，比如说，他有一个很有名的说法说，现代的学堂都是老师在上面哇啦哇啦地对学生讲，因此学生们培养的都是“耳学”，耳朵听来的，我们的学问不靠眼睛看，靠耳朵听的，所谓“耳学”就是道听途说。所以，现代大学很容易养成一种道听途说的习惯。因此，他拒绝进入现代大学。



当年的北京大学，清华学校，都请章太炎先生来，他都拒绝，一辈子坚持独立讲学。跟他持共同立场的，比如说马一浮的复性书院，梁漱溟的勉仁书院，还有“新儒家”，张君劢的中国民族文化书院，在四十年代在后方办起这种跟现代大学体制不一样的书院，更多的承继宋元明清的书院讲学的传统。这种思路，后来没办法延续下去。为什么？五十年代以后，曾经有一个建议，熊十力希望政府能够允许这些私人的书院存在下去，但是政府没有答应，所以书院传统断了。



八十年代以后，梁漱溟先生挂头的中国文化书院成立，在八十年代轰轰烈烈做了好多事情。但有一点，中国文化书院是只能讲学，不能正式招学生，不能授予学位。马一浮先生办书院以后，梁漱溟建议他，我们给学生发文凭，马一浮先生说，发什么文凭，你什么时候见过程朱陆王，比如说朱熹，你听说过朱熹给他学生发毕业文凭吗？没有。没有文凭不是照样能够修身养性，成为一代大儒吗？用这个思路来衡量的话，那么现在大学里面的文凭，学生为了文凭而读书，和这些不为文凭，纯粹是自己的性情和修养的需要来读书，是不一样的。可是大家知道，现在这样的年轻人，或者说这样的不愁吃穿、一心一意追求学问、不考虑文凭、也不考虑将来有没有工作，这样的学生很难找，很难找。换句话来说，思想家和教育家不一样，教育家不能过分地清高，他必须考虑世情，实践，必须为学生的出路着想。因此我说，马一浮先生的这个思路，也许很难贯彻下去。但是我想说的，他提示了一种不同于现代大学教育的传统。



纯粹在现代中国恢复书院教育很难，但是把书院教育导入现代大学是可以做得到的。最明显的例子是1924年，当时的清华学校的校长曹云祥想在清华办个研究院，请胡适帮他们规划，胡适的规划就是，把传统书院的精神和英国的大学制度，不是美国，不是德国，是英国的大学制度结合在一起，建立一套注重个人自修，强调教师和学生们密切交往的那种教学制度。同在那一年，也是胡适的朋友，两个留美的学生，陈衡哲和任鸿隽夫妇，写了一篇长文章，题目叫《一个改良大学教育的建议》，特别标举中国的书院精神，希望把它跟现代西方的大学制度相结合，创造一个有精神的，有理想的，有血有肉的高等教育的体制。而这个思路，跟我刚才所说的梅贻琦的想法是一样的。



梅贻琦，清华大学校长，长期执掌清华大学，是一个现代史上非常有名的教育史家，他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大学一解》，里面有一句话，是今天经常被谈教育的人引用的。这句话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梅贻琦先生说“中国古代读书人是从师，从游，从夫子游”，在学问的传授，在日常生活中接受老师的熏陶，这才是从学、从游。他举了个例子，大学好像一池水，师生们好像一群鱼，鱼在水里面游，大鱼那就是老教授，著名教授，大鱼在前面游，小鱼在后面跟，游着游着，小鱼就变成大鱼，这个时候教育就成功了。这个思路强调的是从游，强调的是大师或者教授本身的一言一行成为学生模仿的目标。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的教授都远离大学，以后我们大学里面没有老先生了，没有可以从游的对象，都是来去匆匆，以后老师和学生之间的沟通，接触，会越来越少，这跟我所说的“从游”的那种大学理念很不一样。



当年之所以写这篇文章，是抗日战争中西南联大，就是北大、清华、南开的学生们、老师们，集中在昆明成立西南联大，西南联大的老师、学生有很多很好的交往。那是一个很好的关键点，在抗日战争中，民族意识，民族自信心，以及对民族文化的尊重，导致了他们希望改造中国的大学体制。所以四十年代抗日战争中的一些思考，尤其是关于大学的思考，相对来说，我觉得比较深入。我们必须考虑传统的教育精神，而更重要的是作为大学的根本特征。大学有文科理科之分，但是作为大学的整体本身具有的人文特色、人文精神，这方面的话没有差别，不管是传媒大学、是北京大学，还是其他的，比如说今天称为科技大学的，都有这个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说的我们感叹书院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失落，是为了纠偏，为了救弊，而没有想说用传统书院来取代现代大学，没有这个意思。



第四个问题，我想谈，“国际视野和本土情怀”。中国教育，不管是高等还是初等，教育里面的急功近利，缺乏长远打算，以及要求教育为现实政治服务，为党派服务，甚至教育经费在国民经济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太低，所有这些问题，都不是传统中国的问题，反而是现代中国的问题。百年中国大学，值得说的实在太多了。比起竞争很激烈的中小学教育来说，大学没有严格的考核制度，几乎是办好办坏一个样。前年北京大学改革的时候，引起很多争议。北大不是办在中国，是长在中国，所谓“长”，是跟这个国家，多灾多难的国家，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一起走过来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学本身深深地介入了历史进程。这一点，不该被嘲笑。我说有一天，假如北京大学改造成为一个跟中国现实没有多少关系，在西方学术界获得广泛好评，而且拥有好多诺贝尔奖获得者，假如改造成这个样子，而跟当代中国改革的进程，跟这方水土没有任何关系的话，那我觉得不是一个成功的选择。
我说中国大学疾弊甚多，必须改，这没有问题，我同意。改革中国大学必须向世界一流大学学习，我也同意。问题在于中国高等教育是否真的必须、而且能够“与国际接轨”。应该追问的是哪一个“国际”，什么“轨”，怎么“接”。十年前，我写过《大学之道？？传统书院和二十世纪中国高等教育》的长篇论文，追问我们在借鉴欧美教育体制的同时，如何发挥传统书院的功能。里面我提到一点，起码有三点可以考虑：从大学教育体制来考虑，私立大学，研究院和民间学会对中国学术思想多元化的贡献；从教育理念来考虑，全人格教育，通识教育，以及打破教育的实用主义传统；从教学方法考虑，强调独立思考，自学为主，注重师生之间的理解和沟通。所有这些都应该是书院留给我们的遗产,我想，作为整体的大学、整体的中国的大学改革的思路。换句话来说，假如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大学，不想只是办成“欧洲大学的凯旋”的话，那么我们必须走这条路。需要补充的是，这一百年的中国大学实践，本身也构成了一种重要的理论资源。办学堂不只出学生，还出文化，出经验，出智慧。今天思考中国教育的命运，有志于改革中国大学的人，都必须面对这些遗产，而不能仅仅依靠自己留学国外的那一点经验，更不能依靠几本翻译过来的外国大学校长的演讲录。在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的交汇中，推进中国大学改革，这需要学者的研究，教育家的实践，政府部门的协调，也需要众多观众的喝彩。我的演讲完了，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陈先生刚才给我们讲述中国大学百年的历史，同时也带出来好多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其实我一直觉得通过中国大学这百年，我们应该也可以看出来中国很多知识分子在这百年的命运的变化。无论是说对学术上独立精神的追求，或者是说对于民族，对于社会的那种责任感，很多人都会评价说，今天好像大学里面的教授这方面的意念，意识，会淡泊了很多。

陈平原：我不太同意。我这样说吧，大学教授现在太多了，所以他们要找很烂很烂的，很容易的。所以他们传说，包括你一开始开篇讲的那个关于哪个大学教授剽窃，哪个教授嫖娼，诸如此类的。我承认有这样的事情，我说问题是你没想想说，如果一个当官的做这种事情，不会成为新闻，因为太多了。大学教授这样做，成为新闻，全国广泛传播，那可见大家心目中，大学还是比较清静，大学教授还是比较清高啊。

主持人：对，正是因为大学是一个很纯净的地方。



陈平原：是啊，是啊，我并不是说这种事情好，但是我是说，其实对于大学里面的众多从业人员来说，第一，我承认这跟以前的，比如说“五四”时代的那种“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比，有一点距离；但第一方面，我不想把现在的大学、把大学教授想象得太差，我相信还有很多很多的很有志气的、很有血性的大学教授在工作。只不过是因为如果说我们做得很好的话，传媒不必要来报道；假如说我们有个人，比如说你刚刚举的例子一出来的话，全国的报纸全都报道，是不是会有这个问题？所以一方面我承认现在的大学的教授良莠不分，但是另一方面，我不想把它说得太悲观。反而是另一方面的问题，你可能没注意到。我想说的是，就专业而言，九十年代以后，到现在为止，文科理科，我们很多专业，其实是超越以前的。不能把现在的专业说得很差。专业研究超越以前，我说缺的是什么？是上一代人那种对专业的热爱，那种投入，那种学问和人生合一，那种境界，现在很多人没有了，关键在这个地方。学问其实是在发展的，只不过是学问和人生合一的人越来越少。这是第一我想说的；第二，是我相信我们的专业会比我们的长辈我们的老师们做得好，但是我没把握的是，我们的老师他们有那么多的神话一般的传说传了下来，给一代代的学生们鉴赏，就像《世说新语》那样的人物；而我们有没有？我怀疑是我们没办法，我经不起我们的学生的推敲、琢磨和品味。我说的这个，我说得明白一点，我们今天的教授没像以前的教授那么有个性，那么有品味。

主持人：好，谢谢。



主持人：下面是我们网友的提问，这位网友名字叫做“长在北京胡同里面的一休哥”，他说他的问题就很简单，想请您评价一下前不久发生的陈丹青事件。

陈平原：陈丹青我也认识，他离开清华大学？？现在宣布离开，还没离开，他碰到的问题，我们也碰到，但是因为他的专业的特殊性。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我们会跟体制抗争，刚才所说的体制一旦建立，它会不断再生产，不断巩固自己的力量，会对个体造成很大的压抑。所以我刚才说，没规矩不行，没空间也不行，好的大学应该给教授比较大的发展空间。我说的问题是，他所说的那个问题，比如说大学的招生制度里面的对于外语的要求，那是现在我们碰到的问题。跟北京大学，我们也不断抗争，不断地协调以后，我们对外语的要求，因为不同专业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古典文献专业的博士生和比较文学专业的博士生，他们对英语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好的大学，我们都争取到比较大的自主权。我相信清华的管理比我们严格，所以它的问题会比我们突出，而艺术学科本身的特殊性又使得这种冲突更明显。所以我一方面说，陈丹青提出来的问题是带有普遍性的，这里面需要我们做协调和通过我们的努力来尽量地争取比较大的活动空间。

主持人：好，谢谢。



提问：主持人好，陈教授好，我是中国传媒大学的学生，我想在您的演讲中，你刚才一再提到了一个国际视角和本土情怀。我想所谓的国际视角，更主要的是指我们要向欧美的一些大学制度学习一些东西，那么在您的研究中，欧洲和美国的大学制度存在着什么样的重要的区别，您更倾向于我们去学习哪种合适呢？我的第二个问题是，就是您认为我们需要始终不渝坚持的这种本土情怀，它的内涵究竟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大学精神？

陈平原：中国的到底要学哪个国家？我参加过很多这一类的会议，每个人，你留学德国了，你是海德堡大学出来的，他是巴黎大学出来的，索邦大学出来，他是斯坦福，他是哈佛，每个人说的都不一样，每个人心目中的大学和大学制度是不一样的。回到蔡元培先生那个时候，蔡元培先生当时讲中国大学走向的时候，刚才我说了，他会考虑中国的情况，会考虑美国的情况，比如美国的哪方面擅长，法德的有什么擅长，英国的有什么擅长，但是这是教育部长做的事情。我想说的是，具体到每个大学，其实都有自己的趣味。因为在我对中国大学的批评，其中最大一点是，我们有级别，没个性。我们“有级别”的意思是说，我们确实有所谓北大，清华，然后我们有十个著名大学，我们有211工程，我们有重点大学等等，我们有一大堆的级别，但是你会发现，好的大学，差的大学，第一流的，第二流的，这些大学面目差不多，从他们的办学指导思想，到他们的建制，包括他们的老师和学生都差不多。所以，我感慨的是民国年间的大学有个性，五十年代以后的大学最大的问题，没个性。没有个性到什么程度，就是好大学，坏大学，就面貌来说，差别不大，只不过一个水平比较高，一个比较低。所以我说，与其说我们来拟定一个由教育部或者哪一个专家拟定一个大学发展规划，我还不如要求各个大学根据自己的特点选择自己的榜样，这样来发展自己，走自己的路，我相信会更好一点。

主持人：好，谢谢。

主持人：非常感谢陈先生今天为我们回答这些问题，最后请您用一句话来结束您今天的演讲。

陈平原：大学是个写诗、做梦的好地方。谢谢大家。

主持人：我想这句话对于很多我们曾经在大学校园里面生活过的人，一定都会有很深很深的感悟，那非常感谢今天陈先生来到我们的现场，为我们进行演讲，的确我想回顾中国大学百年的历史，对于今天我们反思中国大学所出现的很多的问题，以及探讨中国大学在未来应该如何发展，有着很好的借鉴意义，我们也都记得从小就会听过的一句话，那就是教育可以兴国，由此也可以见到大学对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我们也真心的希望中国的大学在未来，能够和我们，离我们想象当中的那种最理想的大学越走越近。再一次感谢陈先生，感谢在座的中国传媒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下周同一时间，《世纪大讲堂》我们再见。谢谢您。

主持人：欢迎走进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堂》，以及上海教育电视台的《世纪讲坛》，这里是思想的盛宴，这里是学术的殿堂。今天的节目是由我们两家电视台联合录制的。



我记得大约是在一年多以前，因为要做“三农问题”的节目，所以需要对“三农问题”很好地补习一下，于是有朋友向我推荐了一本书，书的名字叫做《黄河边的中国》。其实听说这本书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但是只有当我真正静下心来好好去读它的时候，我才能够理解，什么叫做一个学者对中国乡村社会的观察和思考。这本书其实非常地厚，但是书中没有任何的煽情，也没有任何的修饰，它不过是一本实实在在的调查报告。然而字里行间，我却看出了作者对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农民所拥有的那种朴素的情感和非常真挚的关怀，而且他也再一次把非常尖锐的城乡二元对立的问题，摆在了我们的面前。今天的节目我们很高兴就邀请到了《黄河边的中国》的作者，同时也是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曹锦清先生。



主持人：我们请曹先生开始演讲之前呢，还是一起来了解一下曹先生。



曹锦清简历



曹先生是在1949年出生在浙江的蓝兴兰溪市，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在1986年的时候就读华东师范大学的硕士进修班，曾经在上海市城建学院任教，现为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院的教授。

曹先生有很多的著作出版，《现代西方人生哲学》《平等论》，《中国单位现象研究》，《黄河边的中国》，《中国七问》等等，其中《黄河边的中国》在当年引起了学术界的热烈反响，而且也成为了观察研究中国农村社会的一个非常详实的资料，并且荣获了第五届上海文学艺术奖。



主持人：我读过介绍您的文章，说您在五岁的时候就被送到了浙江农村外婆的家里。所以后来我一直在好奇，现在您这么关注中国的农村问题，和您当年童年的乡村生活是不是有关联？



曹锦清：应该有关联。我五岁到十岁，寄养在外婆家，也从事过农业，也放过牛，割过稻和农民的孩子在一起长大。我所以对乡土有一种亲情吧。

主持人：童年的乡村生活，给您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曹锦清：艰苦和朴实。

主持人：为什么会感到乡村的生活艰苦，哪儿艰苦了？

曹锦清： 1958年那个时候正是人民公社开始，吃了大概两三个月的干饭，后来吃了一点稀饭，后来就没饭吃。由于这个大饥荒，外婆养不活我，就把我送到上海我的母亲家来了，所以这个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主持人：尽管在乡村有过饥饿的回忆，可能是非常不愉快的，但是能适应上海的生活吗？

曹锦清：也不适应。因为我刚到上海，首先要，这个上海话学不会，然后就受到上海人的欺负，现在还记得。

主持人：怎么欺负您，怎么欺负？

曹锦清：比如说，他们用上海话骂人。乡下人到上海，上海那话讲勿来，米西、米西炒咸菜。当时我也听不懂，后来当我听懂了以后就非常地气愤，非常气愤。然后经常发生打架，受到欺负。但是在有一次决定性的战争当中，好像，好像我打赢了。所以这一次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我在这个弄堂里的孩子们当中的地位，以后就没有人敢欺负我了。这对我后来的人生也有很大的影响，你敢于去坚持你的一份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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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07月15日 13:44 【文章字体：大 中 小】

主持人：我听说过一件关于您的事情，说您那时候特别愿意去思考人生的意义，而且在自己的亭子间里面写了几个大字，可能今天的同学不会想像的是哪六个字，我告诉你们是“为谁活，怎样活。”

曹锦清：这个可能是我小时候这个环境的变化太大。另外一个，当然也可以说是我不大对人说的我自己的事情。因为我七岁，我的父亲过世了。我九岁的时候，我姐姐病逝。所以我是1958年到上海，那个时候我母亲在前几年改嫁了，改嫁了。所以我是在一个重组的家庭里面长大的。这个家庭留给我的回忆，就那一段的回忆是比较艰涩的、苦难的。因为在我心目当中，只有外婆关注过我，爱护过我。所以我很早地就对这个人生问题进行思考，人活着到底为什么？大概十三岁那一年，我是比较系统地开始考虑这个问题。现在看来有点早熟，早熟，但是后来这个问题一直伴随我一生，一直到四十岁，当我写完《西方人生哲学》的时候，我才突然醒悟到，这个问题没有解的，它是一切形而上学当中，最形而上学的问题。

主持人：那为什么从学术研究的方向来讲，会从哲学转向农村呢？

曹锦清：这个问题就比较复杂了，因为原来在“文革”当中呢，像我们这代??理解，就是“文革”的理论和它实践之间的巨大的差距，也引起了我们这代人的思考，当然包括我们自身的命运啊。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怎么就跑到农村去了啊，和锄头打交道，和土地打交道了，而且一辈子，那个时候是这样讲。所以对自己的这个命运也比较关注，对国家的命运也比较关注。所以就开始想从历史上来寻找某种的答案，所以在农场里也开始系统地读历史。

所以读历史以后呢，后来毕业以后在中学里面教历史。教历史过程当中也发现，历史当中也存在很多问题，我以为在哲学里面可以解决我历史当中发现的一些问题，所以恢复高考以后呢，我就去考复旦的哲学系，哲学系读了四年以后呢，发现这个哲学读了以后呢，原来想解决的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增加了更多的问题，所以哲学系毕业以后，当时我觉得可能还是返回对社会现实的研究，所以当时就比较自觉地转向社会学。那么社会学一块当中呢，我觉得中国在社会的转型当中，很关键的一块可能是和农村有关系，因为农村人口众多，从农业社会向工商社会的转轨过程当中，农民和农业的问题可能是个核心问题，所以1988年呢，我们和几个朋友就转向研究农村社会学，研究农村，就这样开始了这个关于社会学转向和关于农村的研究。

主持人：了解了曹先生的一生，其实可以看得出曹锦清先生对于中国的农村“三农问题”，一直有着一种不解的缘分，所以接下来呢，我想就请曹先生为我们进行今天的主题演讲，《从和谐社会看“三农问题”》。



曹锦清：《从和谐社会看“三农问题”》，因为这个大问题它牵涉到这个国家和农户的关系问题，也牵涉到城乡或者城乡这两大集团的关系问题，所以我今天的半个小时只能是叫大题小作，既然是小作，我想从一个故事讲起。



今年的4月初，我陪同了两个英国的学者，这两个学者因为把我的《黄河边的中国》翻译成了英文，去年年末出版了，在翻译的过程当中呢，因为牵涉到很多农村的一些问题，农村的一些俗语，他实在无法去理解，所以他翻完了以后想到中国来，到农村去看一看。我去拜访了一个2001年，我在湖北调查时候曾经拜访过的几个农民。这次我去了以后，那个村会计就告诉我，他说“啊，没想到，哎呀，真没想到。”他说。他说“怎么形势变得那么快。”当时我一下没有反应过来，我说“什么变得那么快？”他说“你2001年来的时候，这个农村的情况很糟糕。到了现在，整个农业税费都取消了，那么快取消了，而且国家对种粮的农户进行直接的补贴。”而且他还引用了2001年去访问过的一个更老的一个老农，他说那个91岁的老农讲，他说现在，他讲这个税费取消以后这个现在，他说是太平盛世。我说“怎么会用太平盛世这个话呢？”这个九十一岁老农讲，他说怎么不是太平盛世呢。他讲中国历史上有几个太平盛世呢？他讲“文景之治”算是太平盛世吧，他讲“贞观之治”算是太平盛世吧，唉，他很有历史知识啊。后来我打听才知道，他在解放前教过中学历史。他讲“文景之治”的时候，这个官方的农业税收啊，原来一般的我们的税率是十税一。到“文景之治”的时候就是十五税一，三十税一，三十税一。他说十五税一，三十税一，农民的负担大为减轻，大为减轻。虽然如此，那时还遭遇到七国之乱，就是天下也不那么太平。到现在我们是国家比较团结吧，而且农民的负担就全部减免了，不是十五税一，三十税一，是全部取消了。他说难道还不是太平盛世吗？但后面一句话他讲，自古以来，土地是养农民的，农民是养官的。他说，怎么现在农民不养官了呢？他说，我是井底之蛙，这个我想来想去想不明白。他说，不管怎么样，现在官太多了。他说，农不养官的话，官要大大地精简才是。这是他，这基本上是原话。

然后我就问了那个会计，我说，农民负担取消以后，我说，你那个村的面貌怎么样呢？他说，那个村是240户人家，共有986个人口，468个劳动力，劳动力。他说，耕地面积是2531亩，人均大概是2.57亩。它那里的人均耕地比较多，它是一个平广的丘陵地带。他讲2004年，他说，一熟油菜，基本把全年一亩地的成本都收回来了。所以一熟粮食一亩地，他那里去年可以打到大概是800到1000斤，1000斤左右。他说，这1000斤粮食，基本上是一亩地的纯收入。去年的粮价大概卖到8毛一斤，所以一亩地大概有800块钱纯收入，他说，从来没有那么高过。每户人家大概有三、四个人，大概有十几亩地，那么一亩如果说是这个800块的话，800块钱，那么这个10亩地就有8000块的收入了，很可观的收入。再加上就是说国家对种粮农民的10元补贴，就是一亩地补10块钱，那么如果用良种的话，再补贴一点钱，补贴一点钱。他说，去年在一年当中，他说，整个的经济收入，就光农业这一块，就有一个很大的增长。当然从全国范围来讲，去年农民的这一个收入的增长，大概达到了7％，和上一年比，和2003年比超过了7％，是很高的一个数。

那么有了这个收入以后，他说，全村有三对夫妇农户，他们原来是外面打工的，多年外面打工的，现在返回到农村来要地了，要地种了。另外他还说，他农户买了小型和中型的手扶拖拉机。所以他讲，整个农民对2004年这个政策这个变动，就觉得就心里非常地舒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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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07月15日 13:44 【文章字体：大 中 小】

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这个具体故事里面，我们可以反映出两大问题，两大问题。第一大问题就是说国家和农户的关系，从2004年开始发生了根本性的，历史性的变化。就是说自古以来，农民是养政府的，养军队的。近代以来的农民不仅要养政府，还要养一个现代化的军队，还要养工业化，从晚清以来就这样。我们建国以来，实际上就在计划经济时期，整个的全部的这个全年的农民的产出，大概25％到30％是无偿地和低偿地被国家征调来支援城市和支援工业化的，所以农民负担很重的。所以从2004年开始，这个国家宣布农不养政，取消全部的这个税费。当然从中央政府来讲，从2004年开始分五年逐步取消的农民的这个全部的负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国家和农民的关系进行了历史性的转变。因为原来国家和农民的矛盾，主要的问农民所谓要钱，要粮，要命。就是要了太多。要命，指的是计划生育啊，要了太多而引起的。

再说到2004年，农业的这个总产值，已经降到整个GDP的14.5％，他要养活的人口多少呢，50％。所以我们有理由来取消这个农业税费，就说农不养政，农也不养工了，相反地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以工、以城来反补农业的阶段已经到来了，这是讲国家和农户的关系，从这个小故事里面反映出来。

第二个反映出来问题是，这个城乡之间的关系。它因为讲去年的谷物价格，就是卖到了8毛可能8毛多一点一斤。不要低估这个数字，这个价格在1996年达到过，1996年达到过。1996年那一年全国的总产量突破了一万亿斤，到1997年也突破一万亿斤，这两年突破一万亿斤。因为这两年呢，这个粮食产量达到了历史的最高点，再加上1994，1995年，1996年这几年，我们为了防止可能会出现的粮食问题，国家从这个海外，从国际市场多购买了一些小麦进来，这样我们一丰产，再加上多购买了些小麦，这样我们从1997年，1998年，一直到2003年初，整个的粮食好像有点供大于求的那个样子。所以粮食价格普遍地下滑，从1997年，1998年，1999年，一路下滑。到了2000年，2001年，下降到5毛左右，甚至于更低，甚至于更低。降了30％到50％。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农民，就是比如说农民一年当中的这个整个的粮食总产量，我们假定它平均是9000亿斤，如果一半的粮食，就4500亿斤是向城市提供的，如果每一斤降掉了3毛，4500亿斤乘一个0.3，诸位算算多少啊， 1200个亿。粮食一项。再加上其它的农副产品，我估计每年大概1200到1500（个亿）。就是1997年以后，持续地农村向城市，通过市场的价格因素向城市转移。反之2003年的这个下半年，粮食价格的突然地上升，上升以后，这样就说又恢复到1996年的价格，就等于城市又向农村转移了1200个亿，对吧。那么就2004年的时候，就是减免这个农业这个税费，2004年减了大概200多个亿，中央直接向种粮农民的补贴大概100多个亿。那个和这个市场价格的因素相比，这两个因素比较，对农民的整个的2004年的征收还是一个比较小的因素，最大的因素是市场价格的这个因素形成的。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农村的两大的核心问题，前面讲了，一个是国家和农户的关系问题，从2004年已经到了历史性的转折点，转折点。第二就是城乡关系问题， 2004年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就说这个价格上升以后，城市的居民向农村进行转移支付了。

但是问题也在这里，问题就是，如果农不养政了以后，它带来一个问题在哪里呢，就是村和乡镇这一级，村和乡镇这一级政府由谁来养？过去由农民来养，现在由谁来养？如果完全通过这个国家的财政转移支付来养那么多乡镇，全国大概估计现在还有，四、五万个左右的乡镇，全部要由国家的财政转移支付来养，那肯定国家是不胜负担的。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农业税费取消以后带来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乡镇这级政府怎么办？乡镇的这一些官员怎么养？乡镇的公共事务的财政怎么来保障？这个问题并没有很好的一个解决的渠道。



现在我们这个中部地区的政府采取就是合并的办法，把若干个乡镇合起来，那么把人员给精简，把若干个村合起来，来加以精简这个村干部，来减少这个财政支出。但这不是一个根本的办法，而且过分地合并还带来了管理上的困难，带来管理上的困难。因为原来这个土地的所有权，是原来大队这一级的，就大队这个集体所有，后来大队转为村了，变成村级的所有。你把村落，几个村合在一起的话，那么每个村各种资源和负债情况是不一样的，所以会带来，客观上带来一些困难，这个问题怎么处理。

另外城乡关系问题，当中重要的一项是一个价格问题，这个价格的背后实则是什么呢，是无限分散的小农经济，无限分散的，规模狭小的小农经济，它和这个城市之间的这个工业品和服务品之间的交换，这个交换，一定是不利于农民和农业的。因为农业整个的生产的效率比较低，它的规模比较小，它的组织化程度非常之低。比如说农民的这个农副产品要和城市里面进行交换，因为农民他需要城里面的电力，比如说农民需要城里面的这个医疗品，比如农民需要城里面的教育品，农民也需要城里面向他们供应的这个，就是农用物资。比如说化肥、农药这些，在城里面生产，农民用自己的这个粮食和其它的农副产品要和这些产品交换的时候，农民是处于劣势地位。这个劣势地位一方面是由于农业生产力比较低，还有受自然灾害的影响，天气影响。另一方面就说，这个农副产品背后是一个分散的、无组织的一个小农经济。而城市相对是有组织的，有组织。它有的产品它有定价权的，比如教育品，它城市有定价权的。这个电力品，它有定价权的。比如说交通品，比如说你这个农民往返于城乡之间，那个定价权，它是铁路部门来定价的。农民对自己的产品没有任何的定价权，这样在这个城乡这两种产品的交换当中呢，我们发现，发现农民总处于吃亏的一方。



如何保证这个城乡相对平衡，客观上就要求农民组织起来，这样又带来一个大问题，农民如何组织起来？用什么方式组织起来？这是我们当代中国农村依然没有解决的一个大问题。但是如果不组织起来，城乡之间目前这种历史关系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另外如果组织起来的话，只有组织起来的农民，或者通过合作社，或者通过农协，或者通过什么其他途径组织，只有组织起来，那么好处当然是，从理性上分析来讲，那是肯定是很多的。

第一个，只有组织起来的农民才能够规范地方政府的行为，才能促使地方政府的职能的有效的转移，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只有组织起来农民才能够平衡城乡关系，才能够提高在农副产品的销售方面的谈判能力和谈判地位，这是第二好处。

第三个好处呢，就是组织起来的农村才能够有效地杜绝什么呢，伪劣产品。

第四个好处呢，只有组织起来，农民才能有效地抗衡农村工业化过程当中的那种恶性污染。所以我讲只有将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学会真正地自我管理，学会民主化。使农民成为一个有组织能力的公民，这个历史任务要通过农村的组织化来完成。再说只有组织起来，这个政府才能和农民比较有效地进行谈判，也能够帮助农民来有效地来解决“三农问题”。因为解决“三农问题”的主体并不完全是政府，应该是农民自己。而农民只能通过组织起来才能够有效地解决“三农问题”。



我们前面讲了这个“三农”的问题，它的一个实质问题是国家和农户的关系。第二呢，它也是城乡的关系，就这两个关系能够处理好了，我想农村社会基本上可以说达到和谐。

我们不能保证说农民就能够完全进入小康，对于什么叫农村的小康，什么叫农村的和谐社会，我们可能要有一个比较冷静的分析。因为农民平均只有一亩地，甚至于一亩以下。所以靠这点土地要使得农民能够解决温饱是可能的，要致富、要达到小康，那么他要根据另外一块收入，那就是打工的收入。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下面，要求这个农民工的工资有一个较大幅度的提高，我觉得在很长的时间内大概是不可能的。因为有统计，1992年以来到现在，农民工的工资平均大概提高了68块钱。当然，依靠土地的收入，依靠这个打工的收入要支撑起一个农村的全面小康，确实有相当的距离，对此我们不能有过高的一种估计。但是在我看来，只要能够比较有效地解决政府和农民的关系问题，解决城乡的关系问题，而这个关系的核心我觉得，把分散的农民通过有效的途径能够组织起来，像工人，我们的工人是有组织的，叫工会的，我们的这个民营企业家是有组织的，叫工商联，那么我们分散的农民为什么不能有组织呢？如果没有组织，他目前这种状况，很难得到改善。光靠中央政府的一己之力，通过完全的政策调整来解决，我估计往往是力不从心的。今天因为是这个大话题，我只能拣一些比较重要的来讲解，因为实际上它还涉及到很多很多的方面，所以我只能是大题小作。还有就是挂一漏万，不可能面面俱到，谢谢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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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07月15日 13:44 【文章字体：大 中 小】

主持人：谢谢曹锦清先生，为我们讲述了您在农村所看到的，也为我们谈到了您在看到了这些东西之后所思考的。很显然，您认为让农民组织起来，这是一个解决“三农问题”的很好的方式之一。但是我不知道您觉得这个方式是不是很现实？就像您所指出的，在目前政府和农民的这种相互的关系之下，农民自己组织起来成立农会，这会被允许吗？即便是像您所说的工商联也好，工会也好，其实他们是自上而下地组织，如果是自上而下地组织的话，在和政府的谈判过程当中，又能够为农民获?起来，这个客观前提已经具备了，前面讲了就是已经，国家不问农民要钱、要粮了。另外就计划生育这个问题，农民也基本上达到比较自觉地执行。当然各个地方的差异很大，但是我讲基本上，那么这样就是政府和农民的关系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这是第一个前提。第二，在这个前提条件下，农民可以组织起来，为他自己谋福利，而不会对政府形成其它的或者叫负面的一些东西。条件成熟了。

接下来问题是，我们习惯于单家独户经营的农民，他会组织起来吗？我们忧虑的是这个问题。就农民的组织能力和组织意识问题。就是农民是不是把他自己遭遇到的问题，而单家独户不能解决的问题，上升为一个村或者一个乡镇的共同的问题，并且寻找一种组织形式来解决这些问题。我说政府不应该有忧虑，因为政府它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政府是一个推进民主法制的政府，而且它不断地号召，要我们这个国家的这个转型。而且说政治文明当中的重中之重，要义是什么，是民主化的进程。一个执政为民的党，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政权，难道会反对农民组织起来，来解决自己的“三农问题”吗？如果不组织起来，我前面讲了，光靠政府，光靠党，背不动。



主持人：我不知道您会不会认为，您刚才所说的这番话当中，有一些理想主义的色彩。因为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其实看历朝历代，中国这个人多地少的问题从来都没有解决。而且在过去农民起义曾经多次发生过，它都是以农民自己组织起来的这样一个组织作为基础的。而且现在呢，虽然是说税费减少了，但是农村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失去土地，失去土地之后的农民，他的这种反抗的心理，我想可能不会比税费负担非常重的时候要弱。

曹锦清：土地的问题当然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涉及，这是个大问题。因为我们讲的是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这个概念我们要细细地思量，。这个土地家庭承包，它指的是所有权是村集体，使用权归农户。这样就是说，这个土地它是不能被买卖的，《土地法》规定是不能买卖的。而且集体也无权买卖土地。但是二十几年来，中国走上了从计划向市场的转轨，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客观要求就使得生产的三大要素都要自由化，就是劳动力要自由化，就是劳动力它要雇佣化，叫自由化。这个资本它也要自由化，就是可以自由地获得资本。同样它要土地也要自由化，就说要自由地获得土地。然而承包责任制是，土地是不自由的。不自由的土地，是为了保证我们的农民有一个基本的生产保障。因为我们国家对农民，给了农民的土地，就意味着农民没有失业，就意味着农民自己要承担这个养老，自己要承担医疗，自己要承担失业保障。所以现在的客观要求承包责任制还要长久地维持下去。

另一方面我们搞市场经济，搞市场经济客观要求三大生产要素要相对地自由，这样一个不自由的土地和需要自由的土地之间有冲突，那么我们二十几年来如何来解决这个矛盾呢？授权给地方政府，首先把农民的集体土地转为国家土地，国家所有制的土地，然后再批租给这个开发商和企业使用。这个制度按道理，按道理这个设计是不错的，是不错的。但是恰恰许多的弊端发生在这里。是由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它用很便宜的圈丈农民的土地，它没有保护农民的基本的权益，结果呢，把这个土地批发以后的升值，它这一块作为财政，甚至于作为官员个人的这个私有之物。叫做腐败吧。另外开发商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获得了莫大的利益。而且1992年以后的这个各级党政的这个腐败大案要案，大部分和这个土地圈丈有关。当然，好处当然就说，把这个农民的这个土地，很便宜地圈丈过来，也使得我们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这个低成本的推进速度是无限，很快就是。我们要搞公路，搞这个高速公路，划条线，公路就出来了，如果你要土地私有制，你算算看，那不可能嘛，对不对。所以二十几年来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如此快速地推进，和这个土地的这种使用方式，是吧，绝对是有关联的。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确实没有保护好农民的这个利益。据说统计，这个从1997年到2003年末，耕地被使用了大概一亿亩。有人估计，大概有4000万农民失地又失业，就是没有得到有效的失业保障，这是一个问题，确实是一个大问题。但是如果农民如果组织起来的话，它会使得这一个过程平缓一点。农民组织起来，他可以伸张自己的必要的权益，如果没有组织起来，一盘散沙。



主持人：土地问题可能只是这个矛盾的一个方面，我的意思是说，在这个农民这么激烈的矛盾没有被解决的情况之下，这个农会，您认为它会被允许存在，而且会被允许发挥很大的作用，是不是您的这个想法会有一些理想主义的色彩？

曹锦清：第一，在这个过于事实化和现实主义的今天，理想是弥足珍贵的东西。所以要一点理想，我觉得是这个时代本身的要求，这是第一。第二，这个理想并不是说是一个空想，空想，因为就说，因为我前面讲了，如果农民不组织起来，中国的农户，据统计有2.3亿个农户经营规模如此狭小，如此地分散，如此地无组织化状态，它形成的“三农问题”如果一味地都要政府来加以解决，尤其中央政府来加以解决，我觉得在这里斗胆地讲一句话，不大可能。“三农问题”的解决应该讲是“三农”自己的事情，谁也帮不了它的忙。当然政策的导向，中央政策的导向是一个很关键的一点。所以我讲这个组织起来，对我们现任政权的稳定绝对有好处，而没有坏处，不要怕。因为它可能会和地方政府发生某种的冲突和平衡，这正是中国基层社会稳定的一个最好的契机。和谐不是没有矛盾，和谐是各种利益之间要相互协调，相互碰撞，相互妥协，达成某种共识，这叫和谐。你把它压了，压而平，不是平，和谐是多元矛盾的统一体，共存体，叫和谐。

提问：曹教授您好，主持人好，我在华师大是学历史的。刚才曹教授讲“三农问题”，那么涉及到农村的长远发展。曹教授也讲到，那么农村长远发展的关键在于农民的自我组织，也就是说农民要自己组织起来，但是就说，我认为农民自己组织起来，那么这个需要农民整体观念的改变和素质的普遍提高。我想请问曹教授，有哪些外界因素可以推动这样一个进程？谢谢。

曹锦清：就农民的自我组织，它需要有什么外部的条件。最主要的是政府条件，这个政府要解决“三农问题”，要帮助这个当代中国最大的一个弱势群体，要帮助他组织起来解决问题。比如说有些资源就要向农村倾斜，这个很多学者都提到这个问题，比如说农业信贷部门。如果这种信贷组织也归组织起来的农民协会来掌管，那么它是有吸引力的，而且它那儿一个贷款是对农民来直接负责的。在这方面像日本，包括我国的台湾，包括这个欧洲一些国家，都有非常好的成功经验。举个例子吧，像有些农副产品，如果组织起来，它可以搞一个品牌，然后可以向城市供应，它的价格就可以卖得高一点。它组织起来以后，它还可以统一技术标准，统一的收割，统一的包装，统一的运输，统一的出口，农民在这上是受益的。只要政府去组织，当然知识分子，尤其是这一些个学者和专家，尤其志愿者也能够到农村去帮助农民，这也是外在的一个重要因素。从发达国家早期的这个农村的这种组织来看，多社会受益，就是农村外部的政府力量、政治力量和志愿者力量的这个介入和干预和扶持。



提问：曹老师，主持人，您好。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您提到的就是农村城市化、商业化，其中的一个办法就是农民进城。据我一个基本的了解就是，主要就是有许多打工者，他们在城里面有一些学得了一些经验技术，回乡之后呢，他们比如有的开了厂子。我那个乡镇呢就是建了一个酒精厂，而且这两年发展得非常快。费孝通，好像主张小城镇建设，您认为这一条路是不是相较于打进城去那一条路，是不是更加可行？谢谢。

曹锦清：原来我讲农民工打工进城，还说漏了一个问题。我讲的打工者的主体部分，主流部分将长久地往返于城乡之间，但是他的前沿部分，他那些能力比较强的那部分，他会顽强地生长到城市里面去，向各类城市生长。包括特大城市，如上海、北京、一直到县城下面的那种城镇。就是所谓乡镇，那种小镇里面生长。这些农村的精英，通过了打工，积累了一定的技术、阅历、能力，他可能办商店，开小厂，他会顽强地生长到各类城市里面去，他们自我地实现城市化，这个比例据我的估计，如果说现在这个农民工这个1.2亿的话，它大概占的比例要5％到6％之间，总比例不高，像这种叫做自发的城市化。因为城市的社会保障并没有赋予他们，没有给他们。他们是自我解决了三大保障问题，所谓失业保障，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障，他们自己解决了。自己有能力解决这种自我保障的那种农村精英，他会自动地顽强地通过各种各样可能的机会和缝隙生长到城里面来。而对这部分人，我觉得城市应该欢迎和接纳，就说授予他城市户籍。
主持人：非常感谢曹锦清先生和同学们的交流，今天的演讲马上也就要结束了，不知道您想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结束您今天的演讲？

曹锦清：关注“三农”也就是关注城市的稳定与繁荣，也就是关注我们每个人的自身。

主持人：非常感谢曹锦清先生今天带给我们的演讲，我想刚才曹先生是在真诚地呼吁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老师和同学，以及电视机前的每一位观众去关注“三农问题”，因为只有“三农问题”得到了缓解，在农村实现了和谐，我想我们才会拥有一个真正的和谐社会。再一次感谢您为我们来讲述《从和谐社会看三农问题》，也感谢我们今天在座的华东师范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主持人：欢迎走进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堂》，对于很多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上个世纪的九三年是一个值得记忆的年份，因为在那一年里面有一些青年学者发起了一场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在那之后，人文精神这几个字好像或明或暗地变成了一种警示，提醒着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要在五光十色的诱惑当中走向灵魂的堕落。而今天，十年已经过去了，当年发起这场大讨论的青年学者已经进入了知天命的年龄，十年之后，重提人文精神，他们又会有着怎样的思考。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很高兴地邀请到了当年这场讨论的发起人之一，同时也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王晓明先生。您好！

我们在请王先生跟我们演讲之前呢，首先一起来了解一下王先生。



王晓明简历

王晓明先生1955年出生于上海，1977年考入华东师大中文系，1979年转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1982年获得文学硕士学位，此后一直留校任教。现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先生主要从事的研究领域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同时也涉及了文学理论，中国近现代的思想史等等。专著包括像《所罗门的瓶子》、《潜流与旋涡？？论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家的创作心理障碍》、《追问录》，以及大家可能都会非常熟悉的《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棘丛里的求索》，《无声的黄昏》，《太阴消失以后》，《高调与低调之间》等等。



今天呢，王先生，大家提起您这个名字，可能不可避免地要提到当年那场人文精神的大讨论，很多人都评价说，当年那场讨论是从1993年6月份，您在《上海文学》写了那篇文章开始，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当年的那篇文章？

王晓明：这个文章呢，其实跟这个华东师大的校园很有关系。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到九十年代，那个时候华东师大有非常活跃的思想的氛围，那个时候我们学生在一起，我当时已经毕业留校，跟学生在一起，经常是通宵达旦地聊天，当然也谈些很有趣的事情，但也会谈到一些所谓文化啊，社会啊这些事情，那么有一次因为一个机会，《上海文学》希望大家来讨论讨论这个当时的文学的状况，那么我们有一批中文系的，有硕士生、有博士生、还有我，我们就一起做了一个讨论，记录下来，就发表在这一年6月的《上海文学》这个杂志上，当时起的一个题目就叫：《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那么后来讨论人文精神的时候，有人就把这篇文章看成是这个讨论的一个起点。



主持人：由这篇文章而引发了后来那么持久、那么广泛的一场讨论，您写这篇文章，记录当时那个对话过程的时候想到了吗？

王晓明：当时是没有想到，当时也不但是我一个人，其实华东师大那个时候讨论这个问题的人很多，大家都是很不满，但是后来会引发那么大的一个讨论，的确当时是没有想到。

主持人：在这里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个秘密，当时哪些话觉得说得特别过分，特别放肆的，结果没敢把它放在文字上，今天还是口头来给我们表述一下。

王晓明：最厉害的话还是对有一些作家和电影的批评，因为你知道中文系的人，说话一般比较损，所以说话其实是比较厉害，但是有些话，我觉得在今天也并不是太合适。



主持人：您也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述一下。

王晓明：当时主要的一个批评就是觉得，因为当时，我记得我们在私下讨论的时候，就有这个讨论的人直截了当地说，这是一个整个的一个文化的一个流氓化的过程的开始，这个是说得比较重。

主持人：那您认为真的会有这么严重吗？

王晓明：这要看怎么理解流氓这个词，记得我们当年，鲁迅先生在他的这个文章里面有一篇很有名的一篇文章，叫做《流氓的变迁》，在他看来流氓，其实本来，你要字面意思来说的话，它并不一定是一个贬义词，但是鲁迅就分析了，这个词怎么样最后变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流氓的概念，是一个完全不讲道义、完全不讲伦理、而且对所有的事情都不负责任，这样一种态度。那么讲今天的这个文化状况，在某种程度上讲，流氓化的这个倾向还是相当明显。



主持人：刚才您也谈到了鲁迅先生，您自己也曾经写过《鲁迅传》，能不能谈谈鲁迅先生对您的影响？

王晓明：像我这样的研究现代文学的现代学者吧，有一个很大的幸运，就是在我们的研究对象当中，有像鲁迅这样的作家。鲁迅这个作家有一个特别的地方，他的思想很复杂，他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很多想法是非常深的。因为深，所以你隔了很多年，甚至好像是活在跟他完全不一样的时代里面，你还是会觉得他那些话就像是为今天说的一样。我个人从阅读鲁迅的作品当中得到的这个收益，我觉得印象最深的一个收益就是他有一个很有名的词，叫做“绝望的抗战”。他甚至说过??胜利，甚至我不期望一定能够胜利。也就说他是抱着一个对这个事情很悲观的一个看法，但是他就没有像他的弟弟周作人那样，因为对人生悲观了，最后就慢慢一步一步一步，就往一个很消极的地方走过去。鲁迅相反，他还是非常积极地往前走，他的这个绝望的抗战的思想，我想每一个从八十年代走过来的知识分子，都会感觉到这句话的力量和它的价值，我也是这样。

主持人：除了关注文学，关注文化现象，我知道您还非常喜欢旅游，是吧？

王晓明：对。

主持人：为什么会喜欢旅游？

王晓明：人活在上海这样的地方，会很闷气。

主持人：上海真的很闷吗？

王晓明：当然。



主持人：您在这里生活了一辈子。

王晓明：对，我生在上海，长在上海，看着上海怎么样一步步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可是我还是觉得上海的生活很闷气，为什么呢？那么多的高楼，而且生活越来越紧张，生活节奏越来越快。旅游是一个好的地方在于，它让你看看不同的景色，不同的气侯、不同的人、不同的生活方式，当然还有不同的好茶、美食、好东西多了。

主持人：好，那我想下面呢就请王晓明先生给我们进行今天的主题演讲，《重提“人文精神”》。

重提人文精神

2005年07月22日 08:58 【文章字体：大 中 小】

王晓明：主持人已经说了，在1993年跟1994年那个时候，在上海有一场人文精神的危机的讨论，这个讨论大概持续了两年时间，从上海一直波及到全国。最初来参加讨论的呢当然是人文学者：学文学的、学哲学的、学历史的，后来呢就其他行业的人也来了。我记得最后是一批经济学家也来参加讨论。那么我们当时的很多的参加者每一个人都收到了很多的读者来信，编辑部收到了更多的信。讨论开始还是比较的心平气和，后来就变得分歧很激烈，这个文章里面口气也越来越尖锐，甚至我知道有一些平常关系本来还可以的朋友，结果讨论之后再见面的时候脸色就比较僵硬。影响是非常大，这个讨论。人文精神这个词本来是一个老词，中国两三千年以前就有，但是在这个讨论以前，这个词在中国是不流行的，可经过这个讨论之后，人文精神成了一个很流行的词。讨论人文精神，那么首先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人文精神，那么这个也是当时1993、1994年讨论的时候的一个争论的一个问题。



王晓明：我刚才说了，人文精神这个词在中国是很早，那么具体到我们当时的那个环境，1993、1994年的那样一个环境，那个时候，用有一个词是可以来概括那个时代的，叫做“十亿人民九亿商”。那个时候，整个社会可以看出一方面呢，大家对于这个公众生活都很回避。另外一方面呢，注意力都在那个怎么样来追求个人物质生活的改善，这个社会当时的倾向是很明显的。那么在那样一个情况下面，当时我们讨论人文精神的时候，就特别强调人文精神不但是指那些人的物质性的需求，而更是指，比方说对于那些生活当中不能够直接地兑换成现钱的那些价值。



比方说这个人的生活的意义，人活着为什么，对这样的意义的这个思考，再比方说对美和诗意的追求，再比方说对于从容，生活当中的一个从容的状态的这样的一个重视，再比方说良知，这些东西都不能够直接兑换成钱，兑换成我们的物质利益。但是当时提倡人文精神讨论的时候，就觉得这些价值同样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一些比这些价值好像更抽象，更摸不着具体的形状的，那样一些情感：比方说敬畏之心，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敬畏之心。爱因斯坦，都知道，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完全没有一般的，我觉得比较差的那些科学家的那种觉得，哎呀，我这科学可以解释一切，相反，正因为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科学家，他就觉得人的世界、宇宙，是非常大的一个东西。人的这个认识能力是很有限的，所以如果你觉得我们现代人的这样的一些科学，很有限的这些科学就可以来解释整个宇宙，他觉得这个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很荒唐的事情，这种对于人的自己的这个能力跟自己的见识的有限性的反省，由此产生的一种对于广大的，自己还不了解的世界的那个敬畏之心，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情感，对人的生活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还有一种情感就是当时争论很激烈的就是崇高。



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啊，好像是觉得大家不大相信这个世界上会有那种崇高的人，甚至不大相信这个世界上会有一些那种不是自私自利的情感，不是自私自利的行为。如果有谁给人感觉好像是这样的一个人，大家都觉得他一定含有个人的动机，一定含有他个人的目的，一定要找到他的个人的目的，个人动机，啊，我放心了。为什么呢，他的行为可以被我这么来解释，所以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不会有崇高感，不会相信人，人当中确实有好东西，好的情感、好的想法、好的行为。那么像敬畏之心、像崇高感，像这些东西在当时人文精神的讨论来讲，都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东西，觉得这些是重要的，这就是人文精神。在当时的这个讨论??个社会人文精神这样的意识，这样的关怀，很弱很弱，大家都是在追逐这个实际的利益。而像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如果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多的人维系在一起，主要是靠利益的平衡的话，那么这个社会会非常得脆弱，经不起一点风险。



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如果大家在一个船上，船翻了，或者要翻了，是大家争先恐后，你踩我、我踩你逃呢，还是大家按照一个顺序，让弱者先走，生存能力强的人最后，这就是一个选择，如果这个船上的人只是靠利益来维系的话，那到时候一定是你踩我，我踩你，大家都死掉，如果在利益之外有另外的想法，有另外的价值观念，那么到时候大家就会有一个有序地撤退，还会有很多人会死，或者会有很多人因此而活，能够把灾难降到最低的这个线，当然我是从消极的意义上来讲，利益平衡之外的其他因素的价值，它当然还应该有更积极的意义。这是当时的人的一种，为什么要讨论人文精神的一个看法。



十年过去了，这些问题是不是就可以比较顺利地解决了，或者变得不那么严重了呢？我们今天就是来谈谈这个事情。我想各位都是华东师大的学生，在大学里，我就要举一个例子，就我们大家很熟悉的一个例子，就是大学的教育来看看情况究竟会是怎么样。十年之前，当时的大学教育的主要的问题，我个人的看法是，一个是体制的束缚，还有这个思想的束缚，这个束缚很厉害，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大学的教育的教授的知识太陈旧。那么现在十年过去了，老问题好像并没有根本解决，但是出现了新的、巨大的新问题，这个新问题简单说我们今天的大学的教育越来越市场化，这问题简单说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教育的过程越来越像是一个市场交易的过程，越来越受到一种市场逻辑的支配，而这个市场逻辑简单地说就是怎么样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这就是市场逻辑。



学生，所有的读书目的都是为了考大学，考尽可能好的大学，考上大学干什么呢，学谋生的技能，学一套将来最能够赚钱的本事，将来毕业之后呢能够找一份好工作。家长督促小孩儿最有力的一句话就是：你要再不好好读书啊，你就看那个下岗工人吧，我觉得这也不能够完全怪家长，这个就是现实。可是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我们的读书、学习、接受教育的过程，就不知不觉就变成了一个投资的过程，投入智力、精力、时间，什么是回报呢？将来的赚的钱，这就是回报。我们再来看大学，我们都知道大学现在都非常注意要吸引，甚至争夺，我们叫生源，要把好的学生尽量地吸引过来，怎么吸引呢？最基本的一个做法就是看学生要什么，你想读什么专业，社会上流行什么专业，将来什么专业在社会上找工作的工资高，我们就设立什么专业，就开什么课，也不管这个学校是不是有足够的师资。所以我们会看，十多年下来，大学所有的专业都在萎缩，只有一种专业是膨胀的，就是实用类的专业，而且这个实用类呢，往往是短期的实用类的专业在膨胀。
重提人文精神

2005年07月22日 08:58 【文章字体：大 中 小】

王晓明：在这个情况下面，大学就成了一个交易场，学校向学生提供谋生的技能来交换家长口袋里的钱。一切跟将来找工作，赚大钱没有直接关系的知识都成了在大学里边都贬值，成了等外品，我们现在大学里最多的听到的话就是学生要问：老师啊，我学这个有什么用？这就形成了我觉得我们今天，看中国今天大学教育看不懂的一个怪圈：一方面学生从幼儿园一直到高中，他读书，我们都知道现在小孩子就是读书、吃饭、睡觉，生活里除了这三样别的东西很少，那么所有这些东西都围着高考转，围着高考的试卷转。正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学生形成了他自己的思想、品格、对生活的看法，简而言之，他的脑子。我们一方面可以说学生的，年轻人的脑子是被大学造就的，可是另外一方面来看呢，大学的脑子就是它的教授、它的课程、它的专业，这个是大学最重要的东西，是大学的灵魂。而这个灵魂呢，大学脑子呢，又好像是根据学生的需要，根据将来要录取这些学生的那些人事经理们的需要，由他们来决定。那么就出来一个问题了，学生的脑子也好，大学的脑子也好，究竟是谁决定谁，看不明白。其实我们仔细再看一看，学生的脑子和大学的脑子其实是被他们背后的，另外一个东西决定的，这个东西就是市场，就是我前面讲的市场逻辑。



我们都知道在今天的社会上，中国也是一样，教育是唯一的卖方市场，而这个呢是有某种必然性的。最近二十年，整个世界，那个资本主义的市场越来越成为控制整个世界的最重要的力量。可是呢，这个控制整个世界的资本主义的市场，它对人啊，它有一个特殊的需求。这个需求就是说，它需要所有的人都能够成为这个市场上合用的、优质的劳动力，市场对人的需要不是别的，市场关心的是你首先你能不能成为我所需要的劳动力，可是我们现在呢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经济的，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特点就是，它那个消费也好，生产也好，它的周期性越来越快。今天是优质的劳动力，可能明天就不是了，所以你需要不断地去培训，什么叫终身教育啊，终身教育就是不断地自我改善，保持自己作为优级的，或者次一级，或者第三级的劳动力的这个水平。



这个是今天的市场对于教育最大的需求和压力，而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压力下面，一方面教育变得非常得重要，因为它成了培训劳动力的训练班，它可以起这个作用。所以这个市场呢，就把这个教育越来越往高的位置上抬，而教育呢，一面被这么抬上来，一面自己在发生变化，从原来的那个培养人的全面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行业、领域，逐渐逐渐变成了培养它的劳动力的等级往这个方向转变。什么叫教育跟市场接轨，我理解这就是教育和市场接轨的最主要的内容，而且这个也不完全是中国大陆一个地方的事情，日本啊，香港啊，很多地方大学都在这样的改革，所谓叫改革，因此把这些东西拿来作为我们自己教育的改革的方向，这就叫做向世界接轨，后果是非常得严重。第一，我们的这个知识的状况现在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一方面我们今天社会上的知识的总量急剧地膨胀，但是知识的类别，类别的丰富性，明显地减弱，实用性的知识，大量地发展，非实用性的知识急剧地缩减，有效期短的那些知识，大量地膨胀，有效期比较长的那些知识，明显地萎缩，公共性的知识跟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有关的知识很缺乏。大学越来越向培养，变成一个劳动力培训班，这个状况无疑是使我们今天的这个知识状况的这种畸形的，一面膨胀，一面缩减的这个状况，大学要负很大的责任，这是第一个后果。



第二个后果，既然是劳动力培训，一切就由钱来决定，你能够付更多，越多的钱，你就能受到越高级的培训，付不起钱的人，你就只能够享受低级的培训，将来就只能够做那个贫困的工作。社会总是有差别，有等级差别，有差异，可是教育就是为了弥补这个差异，如果教育现在也是这样的情况的话，那么使得这个社会在贫富差异上面，在公平和公正、平等这个上面的倾斜更严重。第三个问题其实是，我觉得是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这个生活，人的生活的内容，越来越单一，变成了什么呢，好像人活在这世界上，就是为了出卖劳动力来换取生活费。



我想就是以大学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来看，我们也可以说，当年有些人觉得这个是危言耸听，我想今天大家不会再认为这是危言耸听了这是我们的现实，大家也不会，我想也不会再说：啊，只要经济富裕，生活水平提高了，这些问题就可以解决。现在看起来，很多问题并没有解决，很多危机并没有解决，而且出现了新的危机，怎么办？我在想，简单来说，在中国的现代的历史上面，我们中国人曾经有过非常了不起的现代教育的理想。这个理想简单是说，第一，认为教育不是培养政府需要的人才，而是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蔡元培当年改革北大，把那帮官老爷赶出北大，就是在做这样的一件事情。第二，教育不仅仅是为了培养实用性的人才，而是要培养那种真正对社会的长远能够起作用的栋梁之才。



那么第三，现代教育的理想就是，教育不仅仅是培养杰出的、优秀的人才，还是要能够促进社会的平等和公正，这个是中国现代教育的，我觉得是伟大的理想，很多人都为此在努力。在这个教育的理想里面，有欧洲现代教育思想的影响，也有中国古代的教育思想的影响，而无论是这个现代欧洲的教育思想，还是中国古代的教育思想，更不要说中国现代的教育理想，都包含着、体现着我前面所说的这个人文精神。简单说就是说，觉得人的生活当中有比赚钱更重要的事情，就社会来说，一个社会有比利益的平衡，利益的扩大更重要的目标。当然，今天我们这个时代跟蔡元培的时代很不一样，教育在这个时候怎么样一方面适应这个现实的挑战，一方面又不迷失自己的这个理想和本性，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需要大家来做。



但是在这个做的过程当中，我想一定不能够忘记追问一些最基本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读书，我们为什么要进大学，教育究竟是干什么的？然后在这些问题背后的一个问题其实就是，人为什么要活着，怎么样才是好的生活，我想当追问这些问题的时候，一边追问这些问题，一边来探索中国的新的教育的道路的时候，人文精神，以及体现这个人文精神的中国的现代的教育理想，应该成为非常重要的参照。我今天说的就是这些。

主持人：谢谢。



主持人：那接下来呢，我们这边还有一位网友，他也是想和您来探讨一下人文精神和大学教育之间的关系，他的名字可能您就会非常不喜欢，他叫做“美元美元我爱你”，大概就属于您要去批判的那种。他说，我承认您所说的大学教育不应该完全地市场化，但是您所提倡的人文精神，是不是和市场经济完全对立的，是市场经济造成了人文精神的缺失吗，其实我觉得造成我们缺失人文精神的，并不是市场经济，一种公开竞争的环境是更容易培养出来大家的独立的思想和自由的人格的，而且从1949年一直到“文革”结束，中国??文精神。



王晓明：对，他的话有一部分我完全同意，如果我们说这个人文精神是一个自由的、独立思考的，一定有这样含义的话，那么的确如果这个社会没有一个自由的、相对宽松的一个环境是不可能产生出人文精神的，即使有了，也会受到很大的打压，这个我同意。但是呢他另外一个看法，他觉得提倡人文精神就是跟市场对立，或者说他相信市场本身会培养出人文精神来，我觉得他这个是一个幻想，换句话说就是他对目前在全世界已经出现的各种各样的市场，他缺乏了解。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市场是各种各样的，现在大家讲的这个市场，其实就是指资本主义的市场。可资本主义的市场从世界上其它地方所看到的情况来看，如果没有其它的力量的介入，单只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市场，那么它可能会创造很高的生产效率，可能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使这个竞争变得非常得剧烈，但是它不会产生，市场本身不会产生人文精神。因为道理很简单，市场关心的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投入跟产出的比例，我想这个网友他所说的，他把几个事情可能混在一起了，他的意思我想他是说：在中国，市场的发展可以把其它的禁锢打破，他大概是指的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