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Francis Fukuyama | 新闻周刊
发布：2008.10.4
刊号：2008年10月13日
美国最 负盛名的几家投资银行破产。一天之内超过一万亿的股票市值的消失。美国纳税人为7000亿埋单。华尔街崩溃的状况不能更糟了。然而当美国人问及为什么还得 花费如此令人费解的数目防止经济垮掉。没有几个人讨论更无形的但对于美国来说却更具潜在价值——金融危机对于美国品牌的破坏。
理念是我们最重要的出口产品之一，从上世纪80年代早期，罗纳德.里根当选总统开始，两个最基本的美国理念统治全球思维。首先是对于资本主义的某些幻象——一部分人认为低税收，低管制，支持削减的政府应当是经济增长的引擎。里根主义扭转了政府越来越大的趋势。放松管制在今天已成为不仅是美国而是全世界范围内奉行的规范。
第二大理念是美国人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崇的民主政治，它被视为通往更加繁荣和开放的世界秩序的最佳途径。美国的实力和影响力不仅依赖于我们的坦克和美元，同样依赖于多数人发现美国式自治政府的吸引力和希望以同样方式改革重塑自己社会的这样一个事实——这就是政治学者Joseph Nye所谓的国家“软实力”。
很难去探究美国品 牌的自身特色遭到了多么严重的损害。在2002到2007年之间，当全世界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增长时期，欧洲社民党员和拉美洲民粹主义者指责美国经济模式 为“牛仔资本主义”的呼声很容易忽略不计。然而，美国经济增长的引擎已经脱轨并且可能将世界其他地方的经济一并拖入泥沼。更糟的是，罪魁祸首是美国经济模 式本身：在更少政府监管的颂歌声中，华盛顿难以及时监管金融领域而最终使其对其他社会领域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民主政 治的形象甚至在更早就受到了玷污。一度萨达姆被证明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布什政府通过将伊拉克战争与更广泛的“民主议程”联系在一起极力想证明战争的合 法性；忽然间提倡民主政治成为了反恐战争的主要武器。对于世界各地的许多人来讲，美国关于民主的言论听上去更像美国进一步实施霸权的托词。
现在我们面临的抉择远比紧急援助或是总统选战重要。这一次美国品 牌已经被严重的损害了，而其他模式——如中国模式或者俄罗斯模式——却看上去更好更有吸引力。恢复我们的良好声誉，重振我们品牌的号召力从不同的角度讲是 与稳定金融领域同样具有挑战性。奥巴马或是麦凯恩在完成这项任务时可能各具优势。但对于他们任何一个人，这项任务都将是项艰苦的、长达数年的斗争。同时除 非我们清楚理解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美国模式中哪些部分是合理的，哪些部分在执行出现问题，哪些需要摒弃——我们甚至不能着手解决问题。
里根主义的根源
许多时事评论员认为华尔街崩盘标志着里根时代的结束。即使11月麦凯恩当选总统，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伟大观点产生于特殊的历史时期的背景 中。但当背景发生巨大变化时没有几个观点可以一成不变，这就是为什么政治走向从“左”到“右”，又在一代人的循环后恢复原样。
里根主义（或者在英国模式中称为撒切尔主义）在它的时代是正确的。自从1930年弗兰克林.罗斯福新政开始，全世界的政府规模越来越大。到1970年大福利国家因繁文缛节而停滞的经济都 证明其严重的功能失调。那时候，电话昂贵且难以获得，空中旅行是富人的奢侈品，大多数人付的低利息税将存款存入银行账户。像家庭抚养子女补助计划这样的项 目无助于促进贫困家庭人口就业、维持婚姻的稳定，而最终家庭破裂。里根-撒切尔的改革使得雇用和解聘工人变得更加容易，由于传统企业的萎缩和关闭随之产生 了大量的问题。但是它同样为三十年的增长和诸如信息与生物科技这样的新兴产业的涌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国际上，里根改革举措被誉为“华盛顿共识”，在它影响下华盛顿和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推动发展中国家放开经济。然而当华盛顿共识不无例外地遭到像民粹主义者委内瑞拉人胡戈.查韦斯这样的人抨击时，它却成功的缓解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早期的发生在拉丁美洲的债务危机，当时恶性通货膨胀蹂躏着诸如阿根廷和巴西这样的国家。同样的友好市场政策促使中国和印度成为今天的经济强国。
同时如果任何人需要更多的例子，他们可以参考世界上最极端的大政府的例子——中央计划经济的前苏联和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到上世纪70年代事实上它们在各个方面落后于资本主义。在柏林墙倒塌后他们的解体证明了这样的“服用兴奋剂”的福利国家最终走进了历史的死胡同。
一个时代的终结
像所有的变革运动一样，“里根改革”迷失了自己的方向，因为对于许多追随者来说它成为了一种无懈可击的意识形态，而不是对于过度福利国家的经验反应。两种被奉为圭臬的概念是：第一，税收减免将实现经费自给，第二，经济市场能够自我约束。
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保守派在经济上 是保守的——换言之，他们不愿支出超过税收。但是里根主义引入了一种理念，几乎任何减税可以强烈的刺激经济增长最终使得政府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即所谓的 拉费曲线——税率与经济活动相关曲线）。事实上，传统的观念是正确的：如果在削减税收的同时支出没有减少，最终将形成严重的赤字。因此上世纪80年代里根 政府削减税收产生了赤字，90年代克林顿政府增加税收出现盈余；21世纪布什政府减税甚至产生了更大的赤字。事实上美国经济在克林顿时期与里根时期以同样的速度增长，可是不知什么原因却没有动摇减税刺激经济增长这一传统观念。
更重要的是，几十年来全球化掩盖了这一理论中的缺陷。外国人看上去无止境的希望持有美元，这使得美国政府在承担赤字的同时经历高增长，没有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够做到这点。这就是为什么传闻说副总统切尼告诉总统布什上世纪80年代的教训表明“财政赤字不是问题所在”。
第二个里根时代的信念产物——放松金融监管——被其真正的信徒和华尔街公司组成的见不得人的联盟所推动，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才被民主党 人奉为圣经。他们认为长期监管，比如像大萧条时期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该法案拆分了商业和投资银行业务）抑制创新并且渐渐破坏了美国金融机构的竞争 力。只是在由于放松监管而产生的大量诸如债务抵押证券这种革新产品方面是正确的，而恰恰正是这种产品是目前金融危机的核心。一些共和党人仍未掌握这一点， 他们所提议的替代紧急援助法案包括对对冲基金更大程度的减税就是明证。
问题是华尔街比起硅谷在形式上有很大的不同，后者由于轻监管而真正受益。金融机构是基于信任的，如果政府认为它们是透明的同时在持有他人钱财时规避风险，这样的机构肯定会兴旺。第二点不同是因为金融机构的崩溃不仅伤害股东和雇员的利益，同样会伤害无辜旁观者（经济学家冷静地称之为“负外部性”）。
里根改革趋向危险的前兆在过去的十年已被清除殆尽。最早的预警是1997-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像泰国和韩国这样听从美国的 建议，服从美国的压力的国家，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开放了资本市场。许多热钱开始涌入这些经济体，产生了投机的泡沫，接着在第一次出现问题的征兆时涌出。 听起来熟悉么？期间，像中国和马来西亚这样没有听从美国建议，保持自身金融市场的封闭或是严格监管的国家发现它们自身受到较小的影响。
第二个预警来自于美国累 积的结构性赤字。在1997年后作为一项深思熟虑的战略的一部分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开始买进美元从而低估本国货币，保证本国工厂的生产同时保护自身免受金 融震荡的影响。这很好的适应了后911时代的美国；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削减税收，资助消费盛宴，为两场昂贵的战争埋单的同时承担财政赤字。这一惊人的持续走 高的贸易赤字到2007年已经达到了7000亿美元，这显然是难以为继的。外国人迟早会认为美国不是存钱的好地方。下跌的美元暗示着我们已经到达了那个 点。无疑，和切尼的想法相反，赤字是个问题。
甚至在国内，在华尔街崩盘之前放松监管的趋势明显下降。在加利福尼亚，由于2000-2001年国家能源市场的放开电力价格快速上涨已经失控，像安然这样不择手段的公司利用自身的优势赌博。安然公司和其他许多公司因为没有充分执行会计标准在2004年倒闭。由于经济增长，富人和接受良好教育的美国人收入不成比例的增长，而与此同时工人阶层的收入停滞不前，在过去的十年美国出现了不平等。最终，对伊占领的拙劣表现和对卡特里纳飓风的响应暴露出公共部门自上而下的薄弱管理，这缘于从里根政府开始几十年来的经费不足和相应的公务员的低声誉。
所有这些表明里根时代早应当结束了。这不仅部分因为民主党 难以推举出令人信服的候选人和论点，同时由于美国与欧洲在很多方面存在巨大差异。那里基于自身的经济利益，受教育程度低，工人阶层的市民可以投票给社会主 义的、共产主义的和其他左翼的党派。在美国，他们只有两种选择，民主或是共和。工薪阶层在美国是罗斯福新政时期的大民主联盟的一部分——这个联盟在上世纪 60年代前总统林登·约翰逊的伟大社会计划时实现。但是在尼克松和里根时代他们开始投票给共和党人，在上世纪90年代转向克林顿，最终在小布什时期回到共 和党。人们投票给共和党时，是因为宗教、爱国主义、家庭观和私人拥有的文化议题比经济更重要。
这些选民将决定11月的选举结果，不仅是因为他们集中在例如俄亥俄和宾西法尼亚这样的一小撮“摇摆州”。他们是否将倾向于距离自己更远的哈佛毕业的奥巴马，他更能准确地反映切身经济利益？抑或他们将坚持让自己获得更好认同感的麦凯恩和佩林？1929到1931年大范围的经济危机使得民主党执掌权利。2008年10月的民意调查显示我们可能将重现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