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培养干部的渠道和办法，正确的做法是，一、从基层实践中锻炼或挂职锻炼成长；二、选送到各级党校进行培养成才；三、进各类专业培训班或外送学习深造。主要是这三种。实践证明，这三种方法都是很有成效的，我们依靠这三种方法，已经培养了大批地优秀干部，有不少还成为了国家的栋梁之才。所以，对这些培养干部的
正确做法，无论是组织还是群众，都是能够认可的。然而，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一些人又发明和创造了另外的一种“培养干部”的新方法，既注重在“床上培养干部”，而且还着实见了成效，可以说是一种“快速培养干部”的新途径。

　　君若不信，请看2005年9月5日《郑州日报》上的一篇署名郭振亚先生写的关于《严防“床上培养的干部”》文章所列举的事实，就是一个有力地佐证。他列举了近几年各地发生的其中三起“床上培养干部”的真实事例，让人大开了眼界。第一个是安徽省宣城市原市委常委、副市长赵增军，他从在任绩溪县县长的时候起，将一个20岁的小情人，通过“床上功夫”，一路把她由平民百姓升到乡党委副书记、乡党委书记兼人大常委会主任、县妇联主任等职，被人称为典型的“从床上”到“主席台上”的干部。第二个是湖北省荆门市原市委书记焦俊贤，同样，通过“床上培养”，把一个“三陪女”培养到了该市开发区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三个局的副局长的位置上。这个“三陪女”之所以能变成三个“副局长”的官衔，足见该市委书记“床上培养干部”的卓越才干。第三个是某市公安局派出所所长范景诗，将一个卖淫女变成了“民警”，这当然也是靠的“床上培养干部”的捷径和功效。

　　能读上这样的好文章，也着实让人感到痛快，他不仅鞭挞了某些贪官的丑恶嘴脸，剖析了某些社会渣子之所以能摇身一变成为“官”的路数，而且还为那些憎恨贪官的人增添了兴奋点，感到了扬眉吐气，同时，还向某些地方组织人事部门和领导者重重地敲响了警钟。看来，在新形势下对如何加强和培养领导干部的问题上，我们不能有丝毫地懈怠啊！

　　可是，在嘲笑和痛骂了某些贪官之后，我们还不能就此而止。对之所以发生“床上”能“培养干部”来的“经验”和根源问题，我们还不能放过。批评和揭露贪官的错误做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防止今后在现实当中不再发生类似的问题，或尽可能地阻碍其发生，减少不应有的损失，认真维护各级党组织和人事部门的良好形象。这才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那些“情人”、“三陪女”和卖淫女，能通过“床上”到了“主席台上”呢？我们应当从中吸取哪些教训呢？我以为主要的是：
由于不能洁身自好，某些主要领导者将权力变成了“权力”加“实力”的双刃剑。剖析这些年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一个个落马的领导干部，绝大多数都是因为经济上贪污腐败和生活上腐化堕落两个方面的问题垮台的。他们利用党和人民给的手中的权力，以权谋私，大肆捞取不义之财。由于手中有钱，才在生活作风不检点，骄奢淫逸，生活糜烂。有人给这些领导干部画了一幅生活写真画：“上午围着桌子转，晚上搂着裙子转，夜里躺在床上乱。”有了权，又有了钱，自然显得底气足了，啥坏事都想干，啥坏事都敢干，啥坏事都能干得成。

　　由于主观武断，作风霸道，某些主要领导者将自己变成了“家长”，集体领导被“家长制”所代替。有些单位研究提拔干部时，领导班子成员成了摆设，民主会变成了“家长会”。主要领导说用谁，就用谁；主要领导不想用谁，谁说了也不管用。组织人事部门培养人才，变成了单位主要领导“相”人才，他相中谁就提拔谁，他在“床上”培养谁就是被重用的对象。

　　把同级纪检监察置于主要领导者之下，难以行使监督权。现在，可以说绝大多数单位都设有纪检监督部门，可是，这些部门的负责人又都是在同级党政领导之下开展工作。试想，这样的监督有力吗？因此，单位主要领导要提拔谁，同级纪检监察部门能监督得了吗？我看，前面讲的那三个利用“床上培养干部”的领导者，就根本没有把同级纪检监察部门放在眼上，所以，才导致了我行我素最终犯严重错误的悲惨局面。

　　某些主要领导者把组织部门变成了“帽子公司”，把提拔干部视为经营捞钱的渠道。有人形象地比喻说，“现在啥工作都变成了公司经营性质，有的单位组织上选拔干部也是如此。例如，市委书记或县委书记，加上组织部长，加上经办人员，3个人就是一个‘帽子’公司。”他们想提拔谁就提拔谁，发了“帽子”就收钱，甚至在没发帽子之前就得先收钱，而且以职位大小的不同，收取不同的筹码金，按“官职论价”。上边列举的被“床上培养的干部”，少不了也是要花钱的。只不过这些市委书记、县委书记、副市长、县长们，通过“床上”培养的干部，虽然也要花钱的，但肯定不是用的他的工资里的死钱。

　　讲“??。但为了今后能彻底扫除这类丑陋的现象，为不让那些“人渣”变成“人才”，为了维护党和人民的正义事业，我们也只好咬咬牙，不再护这个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