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hofman问我：“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不知道。”“今天是我们来卓达四年纪念日，四年前的今天我们来到卓达校区，我在这个房间已经住了四年。”<br>四年，不知道是短还是长，短到无法完成任何有影响的事业，又长到可以足够发生很多琐碎的小事。人的记忆却恰恰是由这些不起眼的小事情贯穿起来的。<br>印象很深的是刚刚来到大学城，初冬，异常寒冷。我跟hofman是最后一批来的，情况已经“大有改观”，不过楼梯上还没有扶手，单元中没有防盗门，暖气也是奄奄一息。整个院落就是个工地，地面上散落的是大块鹅卵石，举目望去没有任何绿色。

因为半夜有人去凿女同事宿舍的门，她们吓得魂飞胆丧，请我住在她们空置的隔壁单元壮胆。隔壁单元本来是为心理学院张伯源教授准备的大套间，但是他老人家暂时没来，我就主动申请先住在那里。掌管房间分配的是孔老师，他用充满怀疑的眼光盯了我半天，试图知道我是不是在觊觎张教授的“别墅”。几天之后防盗门装上，我的护花使命宣告结束。

其实孔老师是个很好的主管，耐心、细致而且无私，不愿意抛头露面，擅长于从事幕后的服务。但是不知什么原因（四年中发生了很多超乎我理解能力的变化），在2001年时，集团决定让他转入当时大学城物业经历杨泰金的手下工作，美其名曰：教学同后勤分离。这是纯粹的胡扯，只有在具备充分市场竞争的情况下才谈得上教学与后勤分离，土楼是个兔子不拉屎的荒凉地方，教学与后勤分离的后果是后勤成了制约大学发展的障碍。更何况杨泰金是个靠吹牛拍马混上来的无能无耻之辈，孔老师不能容忍在杨某人手下受辱，自动请求辞职。

从搬到大学城起，就是一个有一个的别离，直到后来对身边同事的离去已经麻木，甚至到了他们离去很久才知道：又一个同事永远不会回来了。他们不是完人，他们有各种自己的局限，但是他们毕竟同我一起来到荒凉的大学城，试图共同在这片荒滩上创建心目中的理想校园。

有人被不公平地辞退了，有人主动去了别的单位，有人被迫提交了辞职申请……,大学城的校园慢慢有了人气和绿草，而当初热情的创业者却一个一个不见了踪影。很少有人会回头来再看看他们曾经工作过、生活过的大学城，仿佛要从心底把这段记忆永远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