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号称自己信奉唯物主义，但是实际操作起来往往过多地寄希望于思想工作。大到社会治理，小到子女教育，决策者很少经过对物质条件的仔细思考，而是瞬间就给予思想道德上的方案。
两次在学校的演讲我都试图从一种更为“唯物”的角度看待学习中遇到的障碍，想依靠对不同神经类型的阐述帮助学习者找到合适的方法，但是后来发现问题可能比想象的还要复杂。因为我观察到很多学生的思考受到了似乎不可挽回的损伤，他们根本没有能力揪着头发把自己从泥淖中拽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帮助都是白费。我想大概很多认真的教师会有跟我类似的感触，那就是：有些学生是无可挽救的。
但是很幸运，我又遇到了一种改变这种悲观结论的思想。2000年的诺贝尔医学奖授予了77岁的瑞典人阿尔维德-卡尔森和75岁的美国人保罗-格林加德以表彰他们在神经沟通方面所作的研究。简要地说，他们的成就在于揭示出多巴胺（dopamine）在人类神经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多巴胺过多会引发神经狂躁，而过少则令人精神萎靡。
我们恰恰可以在学习困难的学生中看到这两种截然相反而又统一在一个人身上的反常特征：上课昏昏欲睡，下课生龙活虎。他并非昨天睡觉太晚才上课打瞌睡，而是无论什么情况下，只要没有强烈刺激就会对环境失去兴趣。所以也难怪我感觉自己在卓达上课就像一只马戏团的猴子，只有时时刻刻制造噱头才能吸引某些观众基本的注意。从某种角度看，我是迎合了部分学生的缺陷才受到欢迎。但是在此之前我并不知道这些，反而认为自己做的理所应当。
随着时间推延我发现，一旦我停止讲故事而进入正题，马上会有很多同学表现出明显的失望从而转移注意力。其实即便我在讲故事，照样无法吸引某些同学的注意力，因为他们需要更强烈的刺激才能使自己感觉好些。难道非得上课讲段子才行？我显然犯了错误，认为吃掉糖衣的人会把药也顺便吞下去，现实表明有些人吃糖衣是因为他吃糖上瘾。
按照生理原则，多巴胺不足会造成注意力无法集中、精力耗尽、情绪低落（尤其是对男孩子而言，所以学校里的坏孩子十有八九是男孩，同时多动症的患者也有90％是男孩，监狱里面的罪犯正好也是90％由男性构成。女性的情绪问题另有原因。）不管我怎么刺激，只是暂时提高了多巴胺的水平，因为体内无法合成足够的多巴胺，所以无可避免随之而来的一个多巴胺低潮，使得他们更加无法专注于听讲和思考。他们不是懒惰或者对教育有敌意，他们真的是精疲力尽，因为供给他们精神能量的多巴胺耗光了。
然后他们会想办法让自己振奋起来，途径包括：探险、竞争、找女朋友、打游戏、看动作电影或者武打小说等等。反正是只要能刺激雄性激素产生的活动都行，这些活动都是正当活动，但是一旦上瘾就意味着生理机能出现了危机——需要额外的雄性激素来刺激多巴胺的产生。当然你可以想象，酒精、尼古丁和毒品都可以短期内迅速提高体内的多巴胺水平，所以它们也容易使人成瘾。
因此问题的解决肯定不是像我这样继续给予他们外部刺激以暂时提高注意力，也不是像所谓专家所设想的那样通过传统心理治疗方式来使他们摆脱成瘾现象，而是要为成瘾者体内补充必要的营养——合成多巴胺的原料。其中尤其应该引起注意的是蛋白质，很多多巴胺不足是因为蛋白质摄入不足。中国人的饮食中一贯缺少蛋白质，糖份和脂肪比较多，但是当糖份和脂肪太多的时候反而阻碍了身体合成多巴胺。好比早餐中的油条，既有脂肪又有淀粉（糖），但是却缺少蛋白质，更何况油炸食品的脂肪对身体危害极大。
日本的中小学免费为孩子在十点左右提供一袋牛奶，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学生能够在剩下的几个小时中全力以赴，而我们中国学生在十点之后是用自己的意志支撑来透支自己的身体。
废话不说了，结论：早餐一只蛋，课间一袋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