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经@经典

小楷数行（珍贵图片）

现藏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普林斯顿的书法学教授方闻（音），据此件指出，该作品出于宋李公麟，荐季直表可能出于他手。

我看不像李公麟的作品，应该年代在唐朝以前，未必比钟晚很多。

coffee 2007-12-11 22:26:25 阅读:208 评论:0 引用:0

幾件極具深意的敦煌特殊寫經

〖摘要：〗

文：鄭阿財教授
佛教經典的受持方法多方多種，其中抄經一直是佛教徒深為喜愛的行門之一。尤其結合書法藝術、心靈修養與信仰的崇奉，更是近代

台灣、日本佛教信眾與社會普遍流行的一種活動。

佛教東傳，隨著佛、法、僧三寶的漸次完備，廣泛而快速地在漢地傳播發展，促使漢傳佛教成為世界最主要的佛教體系。這其中，匯聚佛法義理思想主體的佛經，在翻譯事業發達及抄造經典普遍的情況下，更為佛教的發展與推進，發揮了強而有力的作用。

佛經的抄寫傳播

佛經的抄寫，淵源甚早。漢代以來，佛經的傳播，從最初透過西域高僧口誦筆授等個別零星的翻譯，到有系統
、有制度，大規模譯經活動的展開，漢譯佛典一時蜂出，蔚為大觀，而形成龐大體系。這段從漢魏兩晉、跨越南北朝到隋唐的期間，正是中國圖書發展史上雕版印刷尚未普及的「寫本時期」，其間佛經的流傳最主要便是仰賴抄寫來傳播。

大乘佛教經典對於受持、讀誦佛經的功德極力宣說；並一再強調抄造佛教經典的殊勝；尤其鼓吹抄寫佛經具有無量無邊功德，希望透過信眾對佛經的抄造，使經典廣為流通，進而促進教義的弘傳。如《金剛經》中便有：「書寫、受持、讀誦……是經有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邊功德。」、「聞此經典，信心不逆，其福勝彼。何況書寫、受持讀誦，為人解說。」等；而唐‧釋道世《法苑珠林‧敬法篇》更說：「受持一偈，福利弘深，書寫一言，功超數劫」。抄寫經典具有如此殊勝，因此，寫經、抄經成為信仰者普遍的修行方式，而蔚然成風。

歷代多有為了虔誠信仰，而縮衣節食，盡己所能，出資寫經，藉以供養、祈福，其身份有王室貴族、官吏、僧尼和庶民；而寫經題材也是多元且繁雜，經典本身所闡釋的教義與祈願目的大抵相互關連，隋唐以後，特別闡揚某部經典具有的特殊功德的抄經流行，如為懺悔滅罪，就抄寫《金光明經》；為延年益壽，消災免厄而抄造《金剛經
》等，如此正可反映民眾佛教信仰的情形。

由於唐代以前佛經寫本很少傳世，所以過去大家對於古代抄寫經典的情形不甚了了。幸運的是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敦煌莫高窟藏經洞偶然的發現，使閟藏千年的珍貴文物得以重見天日。當中赫然發現各種六朝隋唐五代的寫本為數多達六萬件，其中百分之九十是佛教的經卷，時代從西元四世紀到十一世紀初，正好填補了這一時期寫經材料的空白。

敦煌佛教寫經三大類

這些敦煌佛教寫經，大抵可分為三大類：一類是「一切經」，也就是所謂的大藏經，主要是官方的寫經，屬於正式的標準寫經。抄本字體工整，行款有秩；紙質良好，大多染蘗、裝潢，同時抄校再三。

圖1是唐高宗咸亨三年經生王思謙抄寫的《妙法蓮華經》卷第六，題記中詳細的記錄了「用紙二十張」、「裝潢手解善集」、「初校」、「再校」、「三校」、「詳閱
」等等，其慎重可知，是官方標準一切經的寫本。
（圖1）

一類是「日常用經」，也就是當時教徒、信眾個人修行、持誦所抄寫的經典。因紙張難得，一般字體、行款、形制不拘，方便為要。如極為珍貴的甘肅藏敦煌本六祖壇經，是六祖門人修行持誦的日常用經。（圖2）

一類是「供養經」，也就是信眾發願供養的經典。雖然各部經典的意義不同，供養人又多，但由於發願目的大抵相同，所以寫佛經種類多同，複本也多。例如適合將功德回向給亡者親人的《阿彌陀佛經》；祈願患者病痛早日痊癒抄造的《藥師經》；祈求消災解厄的《觀世音經》；祈求增長智慧、增壽延的《金剛經》…等。或有供養人自己抄寫，更多為供養人僱人抄寫，甚至有職業經生專業抄寫佛經來給賣給供養人。

圖3《賢愚經》卷第二的敦煌寫經，現藏甘肅省博物館。卷末有「敦煌太守鄧季彥妻元法英供養一切」的題記
，鄧季彥即鄧彥，他曾任瓜州刺使，任刺使前為敦煌太守
，其妻元法英就是北魏東陽王元榮的女兒元英。這件寫經的抄寫年代當在西元542年以前，而且是出自當地官府寫經高手的手筆，字跡清麗洒脫，實是寫經中的上品。
（圖3）

敦煌文獻的這些供養經，大多數在卷末，留有當時社會各階層、不同身份的供養人發願、回向的題記。這些題記載明了供養者抄造佛經的時間、地點、動機、數量，甚至供養者的身份、抄經目的以及心中的願望。透過這些記載，讓千載之後的我們得以一窺古代佛教信眾抄造佛經的內心世界。

在倫敦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寫經編號S.6229，卷子內容是有關「寫經功德」的記載，其中對於寫經功德有較為詳細而全面的表訴，無疑的凸顯了唐人的寫經功德觀。文字是這樣寫的：

　　以此寫經功德，並將回施，當今聖主，保壽延遐，長使主千秋，萬人安樂。又願四生九類，水陸飛空，一切有情，捨種類身，各獲聖位。未離苦者，願皆離苦，未得樂者，願令得樂。未發心者，願早發；已發心者，願證菩提，師僧父母，各保安寧。過往先亡，神生淨土。囚徒禁閉，枷鎖離身。凡是遠行，早達鄉井。懷胎母子，賢聖愆威，五逆男女，各各孝順。自遭離戰，傷煞孤魂，六道三途，西方見佛。怨家歡喜，更莫相讎，諍訟折詞，聞經善處，身無自在，願得逍遙；熱惱之苦，值遇清涼；裸寒，得生衣服。土地龍神，何護所在。願以此功德，溥及於一切。我等與眾生，同生於佛會。

供養經往往抄寫來送人，或置入寺院經藏，所以也叫供養法寶。在各種供養中，最為稱著。加以寫經具功德，又可藉回向功德方式，祈求往生者登淨土之域、現世者健康、家庭平安、功名順遂，因此寫經、抄經發展蓬勃，而各式各樣的抄寫佛經也就應運而生。尤其是擁有財富的人
，往往將最為看重，代表財富的黃金研成粉末，調製成泥，用以抄寫佛經，透過藍紙泥金字來呈現莊嚴華麗的效果，藉以表達對佛教信仰的虔誠與恭敬。如敦煌研究院藏編號285號，就保存有唐代寫本的《妙法蓮華經》〈序品第一〉。全卷為紺紙銀色絲欄泥金寫經。也就是以泥金為墨書寫在藍色的磁青紙上，藍底金字銀欄，相互輝映，光彩奪目，既莊嚴又珍貴，真叫人讚賞不已。

刺血寫經

除了財富外，人們更珍貴的便是生命與健康，為了呈顯對所信仰的無上

恭敬以及對法寶的尊重，敦煌寫經中還出現有以代表生命與健康的鮮血來書寫的「刺血寫經」。

這種表現，歷來屢見不鮮，根據文獻記載，唐代就流傳有不少刺血寫經超薦亡父的故事。如《法苑珠林》卷七十四載說：唐朝隴西人李虔觀，唐隴西李虔觀，後來移居鄭州。高宗顯慶五年父親去世，他刺血寫《金剛經》、《
般若心經》各一卷，《隨願往生經》一卷；他寫完走出房門再返回室內，忽然從院中傳來陣陣濃郁的香氣，這是從來沒發生過的事。

敦煌寫本大量《金剛經》寫本中，更令人不可思議的是有八十多歲的老人年年抄寫《金剛經》，而且還是刺血寫經的。如英國圖書館藏，S.5534號《金剛經》卷末有：「西川過家真印本　時天復五年（905年）歲次乙丑三月一日寫竟。信心受持，老人八十有二。」S.5444《金剛經
》卷末有：「西川過家真印本　天祐二年（905年）歲次乙丑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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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ffee 2007-11-19 17:01:17 阅读:343 评论:0 引用:0

僧侣在中国书法艺术上的贡献

〖摘要：〗
僧侣在中国书法艺术上的贡献（续完）
田光烈
（续上期）
八大山人——（一六二六——一七O五年、八十岁）明、清间高僧。江西南昌人，明太祖十六子宁王朱权后裔，小名夺。山人八岁能诗，少能悬腕作米家小楷，能冶印，尤善丹青。曾娴举子业，为诸生。十九岁明亡，南京失陷，遂剃度入奉新山为僧。不数年，竖拂为宗师，住山十数年，讲经，听众常百余人。旋又入道，晚年仍为儒士。或谓山人尝持《八大人觉经》，因号“八大’。八大山人四字，其书画题款，以草书联缀，似哭之、笑之，有哭笑不得之意。为僧后，常用字号顿多，皆有反清王朝之涵义。时慷慨啸歌，世以为狂。工书法，行楷学大令、鲁公，能自成家。狂草颇怪伟，—人得之争藏并以为重。清张庚《画徽录》云：“八大山人有仙才，隐于书画，书法有晋、唐风格。《清史稿》卷五百四有传。
释今无——（一六三三——一六八一年、四十九岁）明、清间高僧。广东番禺人。俗姓万，字阿字。年十六，抵雷峰依天然，年二十二、奉师命出山海关。三年乃归广州，住海幢寺。旋复北上，终归隐海幢。佛学修养甚深。亦善书，受其师天然影响，而致力于李北海，以少用方折之笔，故不免略趋圆熟。然低昂俯仰，亦自奕奕动人。
释光惊——（一六三七——一七二二年、八十六岁）明、清间高僧。广东番禺人。孝廉方国华次子。原名颛恺，字麟趾。邑诸生。父殁后，学佛于鼎湖山庆云寺。初名成惊，后从平阳字派，改光惊，号迹珊，或作迹山，别号东樵。晚栖大通寺。光惊出身于书香节行之家，中年为僧，精于佛学，诗文书画亦见誉于时。晚年作书，尤遒劲雄逸，老笔纵横，有颜鲁公晚年行草骨力古健之风姿。所作《侮竹》诗卷，自言用竹笔书，真沈着浑厚处，非一般毛笔所能力致。
个亭和尚——明、清间高僧。浙江海盐人。俗姓陈，名梁，字则梁。自称散木子、又号命者山翁，亦称浣公。明亡后为僧。清吴修《昭代尺牍小传》称梁“善书工诗。”
忍头陀——清初高僧。俗姓陶，名汝鼐，字仲调，号密庵。明亡、萝发鸿山，号忍头陀。清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云：“仲调诗古文有奇气，书法险劲，名动海内，有楚陶三绝之目。’丽陀湖南宁乡人也，有《广西涯乐府》、《嚏古集》、《寄云楼集》、《褐玉堂集》、《嘉树堂集》行世。
释净伊——清初高僧。浙江嘉兴人。俗姓丁，名元公，字原躬。布衣，晚为僧，名净伊，字愿庵。清吴修《昭代尺牍小传》云：：元公“工书、精缪篆。’清朱彝耸《静志居思话》云：元公“书书俱逸品，精缪篆，诗亦不层作庸熟语。”
释一足——清康熙年间高僧。号斯雹子。《湖南通志》云：一足“康熙初来醴陵、卓锡云岩寺，善书、工诗。”
释破门——清康熙年间高僧。湖南衡州人。清刘献廷《广阳杂记》云：“师能诗善书，书法为湖南第一。“又云：“师临智永《千字文》，深入晋、唐闾奥，绝无近人蹊径，黄慎轩而后，不可多得。’近人马宗霍《霎岳楼笔谈》云：“破门和尚狂草，高处落笔，远处养势，怀素之嗣响也。”
释道济——清康熙年间高僧。字石涛，号清湘老人，又号大涤子，苦瓜和尚，瞎耸者。清张庚《徽画后录》，谓明楚藩后，莫详其由来。阮元所藏石公册，后有江都员炖题识，谓石涛于画后，往往钤靖江后人印。靖江王系明高皇伯兄南昌王孙守谦，石涛名若极，应是嗣王亨嘉嗣。清秦租永《桐阴论画》道济“尤精分隶书。王大常云：“大江之南，无出石师之右者。”可谓推许之至矣。’有《苦瓜和尚画语录》行世。《清史稿》卷五百四有传。
释超然——清乾隆年间高僧。浙江海宁人。字友莲，号松溪，白马庙僧。原名张远。清蒋宝龄《墨林今话兰五：“超然工书，学董文敏，藏其嘉帖最多，暇则临模，不肯缀管。人以缣素请者，必扁户为之，勿令窥视，故其书画，多有静妙之致。”
释达受——清代高僧。浙江海宁人。字六舟。蒋宝龄《墨林今话》云：“六舟篆、隶、飞白、铁笔并妙，扬手尤精绝，能具务器全形，阴阳虚实，无不逼真。精鉴别古器及碑版之属，。阮太博以金石僧呼之。’清梁章钜《椛联丛话》云：“六舟精于金石、篆、隶之学，并工书画。”
释印山——清代高僧。清包世臣《艺舟双楫》评印山真及行书能品上。’
释道开——清代高僧。清吴伟业《悔村诗话》云：道开“能诗，兼善书画。’
释可询——清代高僧。湖北江夏人，号铁舟。清蒋宝龄《墨林今话》云：可询“书近苏、米，烂然天真，慧趣自作。”
释觉铭——清代高僧。江苏青浦人。号静远。前书又云：觉铭“书法有仆老之致。”
释雪舫——清代高僧。浙江余姚人。名觉堂。前书又云：“雪舫工行车书。”
释寄尘——清代高僧。湖南湘乡人。前书又云：寄尘“工书法。’清袁枚赠诗曰：“几笔银钧字，珠娘扇上皆。”
释虚谷——二八二三——一八九六年，七十三岁一清代高僧。俗姓朱，名怀仁，别号倦鹤，又号紫阳山民。安徽歙县一或说江苏扬州）人。书画家。在太平军兴时出家。卖画为生。晚岁居上海城隍庙。书法和画一样，不受陈规拘束，行书下笔淋漓，富有独创性。书迹见《明清楹联》（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
释竹禅——二八二四——一九OO年、七十六岁）清代高僧。俗姓王，四川梁山（今梁平）人，著名书画家。壮岁云游上海及大江南北，晚年归任梁山双桂堂方丈。擅画竹、石、人物，著有《画家三味》传世。书法独特，草书学怀素。并历时五十年创成“九分禅字’，与高僧含沏交谊甚厚。
释弘一（—二八八O—一九四二年、六十三岁）近代高僧。俗姓李，名叔同（别名甚多）。前半生驰名于艺术教育界，是我国最初出国学习西洋绘画、音乐、话剧，并以之传人国内的先驱者之一，中年出家后，又成为我国佛教律宗的高僧。自幼爱好书法、金石，对碑帖临摹，极端严格。晚年屏除一切，独出胸臆，造诣极深。其致书龙溪马海髯言书法、篆刻云：“朽人于写字时，皆依西洋昼按图之原则，竭力配置调和全纸面之形状。于常人所注意之字画笔法、笔力、结构，神韵，乃至某碑、某帖、某派，皆一致屏除，决不用心揣摹。故朽人所写之字，应作一张图案画观之，斯可矣。不唯写字，刻印亦然。’盖全面调和，为法师始终信持之美术观点。所以他的书法“蕴藉有味。就全幅看，许多字是互相亲和的，好比一堂谦恭温良的君子，不抗不卑，和颜悦色，在那里从容论道。就一个字看，疏处不嫌其疏，密处不嫌其密，只觉得每一画都落在最适当的位置，移动一丝一毫不得。再就一笔一画看，无不教人起充实之感，立体之感。有时有点像小孩子写的，那么天真，但一边是原始的，一边是纯熟的，这分别又显然可见。总括以上这些，就是所谓蕴藉。毫不矜才使气，意境含蓄在笔墨之外，所以越看越有味。”（叶圣陶《弘一法师的书法》与《全面调和》载中国佛教协会编：《弘一法师》
三、僧侣书法家中之最有影响者
古代僧侣书法家中最有影响者，前有释智永、中有释怀仁，后有释怀素。
释智永——南朝陈、隋间高僧。生卒年不详。会稽人，俗姓王，名法极。人称永禅师。冯武《书法正传》云：“僧智永，右军七世孙，第五子徽之之后，与兄孝宾，俱舍家人道。永师远绍祖风，兼备诸体。”所退笔头，置之大竹簏，簏受一石余，而簏皆满，取而痉之，号退笔冢。人来求书及请题顗者如市，昕居门限，为之穿穴，乃用铁叶裹之，谓铁门限。其弟子之著名于书法者：有智果、释述、释特、辨才、虞世南等人。宋苏轼《东坡题跋》云：“水禅师书、骨气深稳，体兼众妙，精能之至，返造疏淡。’又云：“水禅师欲存王氏典刑，以为百家法祖，故举用旧法，非不能出新意求变态也。然其意已逸于绳墨之外矣。”明解缙《春雨杂述》云：“学书之法非口传心授，不得其门。故自义、献而后，世无善书者，惟智永能寤寐家法，书学中兴，至唐而盛。’清初梁嗽《评书帖》云：“晋人后，智永圆劲秀拔，蕴藉浑穆，其去右军，如颜之于孔。”
释智永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的重大历史贡献有二：一为发“水字八法’之旨趣，遂为隋唐学者宗匠，二为临集《千字文》，开后代书法家爱写《千字文》的风气。
关于“水字八法’的起源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唐张怀璟《玉堂禁经、用笔法》云：“八法”起于隶字之始，后汉崔子玉历钟、王以下，传授所用该于万字。二兀李溥光《雪庵八法、八法解》云：“永字之有八法，于中又为二十四法，通前共三十二势，使初学者下手运笔有昕依归。凡学书，必先学“水字八法—，学且熟，方可学二十四法。于此三十二势，习之既精，方可结构成字。如此，则学有规矩，字有体法。不然，则笔意不精，字亦失乎恪度矣。’宋陈思《书苑菁华》卷二《永字八法》云：“隋僧智永发其旨趣，授于虞秘监世南，自兹传授遂广彰焉。”“八法’是崔、张、钟、王以来所传的笔法，为书家必由之径，是由智永发其旨趣，授虞世南，才广为流传的。“八法’具体广为流传的情况，元刘有定注郑杓《衍极》是这样叙述的：
“隋释智永，羲之七世孙也，顿能傅其学。又亲受法于萧子云，虞世南亲见永师，故其法复传于唐焉。欧阳询得于世南，褚遂页亲师欧阳，或云虞、褚同师史陵，陵、隋人也。欧阳询传陆东之，东之及见永师，又世南之甥也。陆传子彦远，彦远传张旭。彦远，张之舅也。旭又得褚遂页余论，以授颜真卿、李阳冰、徐浩、韩混、邬彤、魏仲犀、韦玩、崔邈等二十余人。释怀素闻于邬彤，柳公权亦得之，其流实出于永师也。徐浩传子顼及皇甫阅。崔邈传褚长文，韩方明受法于寿及邈。皇甫阅传柳宗元、刘禹锡、刘归厚。归厚传侄纬、纬传权审、张丛、崔弘裕。弘裕、禹锡外孙也。弘裕传卢潜、潜传颖、颖传崔纡。柳宗元传房直温。有刘埴者，亦得一鳞半甲。’
这说明隋、唐以来，关系书法艺术极大的“水字八法二有时它代表整个书法的涵义），是由智永发其旨趣传授下来的，这是智永对中国书法艺术的第一个伟大贡献。’
其次是他临集《千宇犬》
《干字文》是南朝梁武帝萧衍指命给事郎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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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ffee 2009-05-24 10:30:57 阅读:568 评论:0 引用:0

唐代写经生及其书法

〖摘要：〗
唐代写经生及其书法
作者: 王元军
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写卷，上起两晋，下至宋元，其中的大部分是唐代的写经卷子，并且有很多写经卷子有抄经者以及年月的题记，为我们了解唐代经生及其书法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一、写经生的身份及其抄经情况
唐代主要写经者身份是十分复杂的，为了阐述方便，我们将其大体分为官府经生与民间经生。
（一）官府写经生
此类经生大体是秘书省和门下省的“楷书手”（又称书手、楷书、群书手）。属秘书省的经生抄经如：斯1456《妙法莲华经卷第五》末题：“上元三年五月十三日秘书省楷书孙玄爽写。”当然，秘书省经生抄经隋代已有，如斯2295《老子变化经》末题：“大业八年八月十四日经生王俦写”，后署“秘书省写”。
属门下省抄经的情况较多，如：斯2637《妙法莲华经卷第三》末题：“上元三年八月一日弘文馆楷书任□写。”斯3348《妙法莲华经卷第六》末署：“上元元年九月廿五日左春坊楷书萧敬写。”按：弘文馆属门下省，左春坊位于东宫，但制拟门下。
没有注明抄经者所属部门，但从写经形制看，属于官方抄经，如斯3094《妙法莲华经卷第三》末署：“仪凤二年五月廿一日书手刘意师写。”斯3079《妙法莲华经卷第四》末署：“咸亨二年十月十二日经生敬德写。”如果把这类抄经与门下省、秘书省抄经题尾相比照，其罗列的名目，如初校、祥校者等等几乎类同，因此仍应是门下省或秘书省抄经。
《旧唐书》卷43《职官志》，弘文馆有“楷书手三十人”，史馆亦有“楷书手三十五人”，而崇文馆亦有“书手二人”。开元年间张九龄等人所撰《唐六典》卷10也记载，秘书省置“楷书手八十人”，卷8记载，弘文馆置“楷书手二十五人”。虽然无法确切地知道这些“ 楷书手”、“书手”的职责，但可知为官府抄经是他们的任务之一。
这些政府抄经书手是如何培养出来的？唐政府曾规定，“有性爱学书及有书性者，即入（弘文）馆内学书”①，著名书家欧阳询、虞世南曾教习楷法。学成的善书者分充各馆充当书手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这些书手没有官衔品第，相当于“胥吏 ”，为政府所雇佣。关于他们的事迹，所见不多。如国诠是唐经生，有关他的身世，明都穆在其《寓意编》中说：“国诠，太宗时人，唐贞观中经生。国诠奉敕作指顶许字，用硬黄纸本书《善见律》，末后注诸臣，有阎立本名，其书精熟匀净而近媚。”这些记载其实在《善见律》后题记中都有记载。又本卷后纸的徐□跋中说：“余家旧藏《兰亭禊序》，尾云楚生国诠摹，后有苏、米二公题识，评其书法当在庭诲之上，今观此卷，信不诬也。”从此可知，如果两种记载的国诠同属一人的话，那他应是贞观时经生，曾摹过《兰亭序》，并奉敕作《善见律》。有关他的其他资料，一概阙如。
政府书手所抄经书，多是发给各州道以供师法的样本，因此对写经的要求非常严格，形成了一套完整严密的制度。这种完备的制度从任意一个官方抄经的题尾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如斯2573号《妙法莲华经卷第二》末署：
咸亨四年九月十七日门下省群书手封安昌书
用纸二十张
装璜手解集
初校大庄严寺僧怀福
再校西明寺僧玄真
三校西明寺僧玄真
详阅太原寺大德神符
详阅太原寺大德嘉尚
详阅太原寺上座道成
详阅太原寺上座道成
判官司农寺上林署令李德
使太中大夫守工部侍郎摄兵部侍郎永兴县开国公虞昶监
抄经的时间、抄经者、用纸数量、装璜者、初校者、再校者、三校者、详阅者、监制者，繁多的名目一一罗列于卷尾，这几乎是所有官抄经书的规制。当时纸张尺寸较小，由于经书多长篇大论，故须将纸连成长卷。写经者不一定深谙佛教，所以多用寺院僧人来初校、二校直至三校，详阅者多是德高望重的高僧。上列详阅的太原寺大德神符、大德嘉尚、上座道成均是玄奘大师的弟子，当时是很有名的。由此三僧主持详阅的政府抄经很多，粗略翻阅台湾出版的《敦煌宝藏》可以发现，其中的斯1456、斯2573、斯2637、斯2956、斯3079、斯3094等经卷均为三人所详阅。监制者多是政府挂衔的官员，其中虞昶是唐代书法家虞世南之子，也担任过抄经的监制工作，如斯2573、斯3079等。正因为如此，宫廷经生所抄成千上万的经卷十分整齐，涂字改字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政府书手抄经既然是发给州道的经书样本，各州道也必须供给粮钱以及抄经所用的麻纸。《唐会要》卷65载，“贞元三年，秘书省刘太真奏，……准去年八月十四日敕，修写经书，令诸道供写功粮钱。”
（二）民间写经生
非政府、官方行为的写经，我们简单地将其归入民间写经之列。
僧人和官府经生、书手抄经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人们信奉佛教，希望佛祖使人们合家欢乐、去病避灾、保佑亲族、超度亡灵，在很多情况下都是要借助于念佛，大量的抄经就在此背景下出现了，其中的一部分经生是来自于民间。
民间经生是随佛教兴盛自发产生的抄经群体。对于他们的身份，胡适先生在《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序》中说过：“有些经是法师写的。有些是学童（学仕郎）写字习作，有些是施主雇人写的。”县学生抄经的情况如斯1893《大般涅簄经卷第三十七》末题“经生敦煌县学生苏文书”；所谓施主所雇之人，有专门的写经者，如斯2424《佛说阿弥陀经》末署云：“景龙三年十二月十一日李奉裕在家未时写了，十二月十一日清信女邓氏敬造《阿弥陀经》一部，上资天皇，圣化无穷，下及法界众生，出超西方供□上□之乐。”其中自称“清信女”的邓氏应该是“施主”，而李奉裕是经生无异。因为从写经书法看，其笔法相当熟练，笔笔精到，与当时写经体无异。从写经题记中还可以知道一些经生的名字，如北京图书馆载字44号、地字99号为王瀚写。值得补充的是，唐代传说中所谓的“女仙”吴彩鸾，其实是位女经生。宋人张邦基《墨庄漫录》记载：“今蜀中导江迎祥院经藏中佛本行经六十卷，乃彩鸾所书。”另外，《宣和书谱》卷5记载，吴彩鸾写《唐韵》也是“为糊口计”，“然不出一日间，能了十数万字。”写一部《唐韵》“市五千钱”，宋宣和年间御府所藏有其正书一十有三，故修《宣和书谱》者称其书法 “当于仙品中别有一种风气。”
除了法师、学童之外，不少文人也有写经的经历，当然在他们这里，写经可能是一种修身养性的行为，有的在家境贫寒之时，也以抄经维生。
经生在家抄经的情况固然不少，而专业经生开铺经营的情况也很普遍。《唐会要》卷49《杂录中》记载，玄宗于开元二年7月29日下令，不准“开铺写经，公然铸佛”，实际上这已透露出，“开铺写经”是当时写经生一种重要的经营方式，店铺多集中于寺院附近，因为善男信女念经诵佛后，佛经要直接捐献于寺院，以积累功德。当然，寺院是很重要的写经场所，如斯1073《菩萨戒疏》末署“乾符肆年四月就报恩寺写记”，斯721《金刚般若经旨赞卷下》末署“广德二年六月五日□□□于沙州龙兴寺。”
除了寺院、店铺，交通要道上往往有抄经乞钱者。据段成式《酉阳杂俎》卷5《诡习》记载，大历年间，东都洛阳天津桥，经常有一个没有双手的残废儿童，他“以左足夹笔，写经乞钱。欲书时，先再三掷笔，高尺余，以足接之，未曾失落，书迹官楷不如也。”
写经是一种艰苦的劳动，写经生自然应该得到报酬，伯2912号一份帐目给我们提供了写经价目：
写大般若经一部施银盘子叁枚（共卅五两）麦壹佰硕粟五十硕粉肆斤右施上件物写经谨请
炫和上收掌贺卖充写经直纸墨墨自供足谨疏
四月八日弟子康秀华□②
写一部《大般若经》得到如此的报酬，不算太少，而大多的情况并不理想。北京图书馆藏敦煌卷子位字68号收了写书手的报怨诗。诗曰：“写书不饮酒，恒日笔头干，且作随宜过，即与后人看。学使郎身姓，长大要人求。堆亏急学得，成人作都头。”宿字99号书手怨诗曰：“写书今日了，因何不送钱。谁家无赖汉，回面不相看。”斯692号《秦妇吟》是张盛友公元919年所写，末题诗一首云：“今日写书了，合有五升麦。高代（贷）不可得，还是自身灾。”看来，经生们还有有所劳动而一无所获的情况。
抄经的兴衰受佛教兴衰的影响。《隋书》卷35《经籍志》中载：“开皇元年，高祖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之处，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这种情况下，民间抄经可想而知是何等兴隆，而“李唐开国，高祖、太宗颇不崇佛，唐代佛教之盛，始于高宗之世。此与武则天之母杨氏为隋代观王雄之后有关。武周革命时，尝藉佛教教义，以证明其政治上特殊之地位”③。北京图书馆所辑《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中，杨隋一朝及唐高宗、武则天时代数量最多。唐玄宗开元二年（714年）7月13日曾规定：“天下寺观，屋宇先成，自今以后，不得创造”，而开铺造经，亦受影响④。
二、写经书法艺术分析
（一）敦煌经卷中的临本与写经书法的渊源
写经书法具有浓厚的特色，以至于为人称为“经生体”，但在师承渊源上我们却发现，经生们仍以社会流行的书法范本作为自己的楷范。这一点从敦煌经卷中发现的部分经生临本中可以得到明确的答案。
敦煌卷子中的两件作品应引起我们的注意。伯2544号《兰亭序》全文，郑汝中先生在其论文《敦煌书法管窥》中称“系经生所书”⑤，正文临完后，又倒过来临了两行“永和九年”，这位不知姓名的经生临作并不能算是上乘，用笔还远没有成熟，结体还显粗疏，但这也同样透露出经生们也以《兰亭序》为习字范本。斯 1619号《佛经疏释》卷后附临书一纸，每行临相同一字，从左至右依次为“若合一契未尝不临”等字，显然这也是右军《兰亭序》中未完的一句话，临字虽不象出自谙熟书法者之手，但风格仍在力求接近《兰亭序》。
智永是隋代法师、王羲之七世孙，书法深得王羲之意趣，故唐人习智永书法一时成为时尚。智永代表作是真草《千字文》。敦煌石室所出《智永千字文》可以说是敦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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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ffee 2009-05-24 10:29:47 阅读:683 评论:0 引用:0

弘一法师书阿弥佗经

踏雪飞鸿 2008-02-15 11:31:47 阅读:1223 评论:0 引用:0

赵孟頫《心经》

赵孟頫先生也是一生不得志，失意者，往往好佛。但是很可惜，他跟中峰关系那么好，也没学到啥禅法。

不得不戒 2007-12-27 22:45:12 阅读:2175 评论:0 引用:0

吴镇书《心经》

吴镇［元］（一二八o―一三五四）字仲圭，号梅花道人，尝自署梅道人，又梅沙弥，自题其墓曰梅花和尚之墓。浙江嘉兴魏塘人。为人抗简孤洁，高自标青。工词翰，草书学巩光，山水师巨然，墨竹宗文同。与黄、王、倪并称元四大家，善于用墨，淋漓雄厚，为元人之冠。兼工墨花，亦能写真。同以竹掩其画，镇以画掩其竹。其画虽势不能夺，唯以佳纸笔投之，欣然就几，随所欲为，乃可得也。相传本与盛懋比门而居，四方以金帛求盛画者甚众，而吴之门阒然。妻子颇笑之。曰： “二十年后不复尔。”后果如其言。卒年七十五。著梅道人遗墨。《画史会要》、《清河书画舫》、《六研斋笔记》、《容台集》、《仓螺集》
其工诗文书法，善画山水、梅花、竹石。山水师法董源、巨然，自有一种深厚苍郁之气。其画风对明清山水画的发展，有较大影响。他与王蒙、黄公望、倪瓒同被称为元四家。

不得不戒 2007-12-27 22:42:19 阅读:1074 评论:0 引用:0

敦煌遗书与宝塔心经

北宋景佑二年，（1 035年）当乡人占领了河西一带，建立了西夏王朝。莫高窟的僧侣们在逃避兵难时，将大批经卷，文书密藏在一个石窟的复洞内，以求免遭战乱的破坏。此后，也许是因为参与藏经的僧人死于战乱，或是逃难的僧侣一去未返，该洞一封就是900多年，直到二十世纪初期，一个叫王圆箓的道士来到了冷冷清清的莫高窟，她看着破败的佛教洞窟一个个被风沙淤塞，颇为心痛，就雇人对这些洞窟进行整修。不知是王道士的行为感动了佛祖，还是阴差阳错的安排委实古怪离奇，佛窟的秘密却让一个太上老君的弟子来发现。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王道士在清理第16窟时，发现墙壁后面有一个密室，这就是被今人称作的藏经洞。他点燃灯火，进洞一看，只见洞内满是各种佛教经卷，社会文书，绢画，法器等文物，总数量约5万余件。

敦煌是中国汉唐时期中原与中亚，南亚以及西方交通的重要通道，是著名的”丝绸之路”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汇合点,一批批宗教信徒,随着商路的开通, 纷纷云集在敦煌.从汉代以后,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和发展,曾经十分辉煌的敦煌逐渐为人所忘却.王道士发现的这批文物,其内容有佛教等宗教文献,有儒学经典,有官私文书,还有藏文,突厥文,梵文等多种文字写本,是5到11世纪敦煌繁荣的历史见证,涉及我国古代数百年的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宗教,哲学,民族,文学,艺术,科技,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等各方面的内容,所以习惯上被通称为”敦煌遗书”.

藏经洞被打开之时,正是腐败的清王朝走向了它的末日,从政府到地方官员都没有投入相应的精力和财力来保护这些国宝.直到1907年,英国的斯坦因慕名来到敦煌,利用种种手段,以200两白银换去了24箱遗书,遗画及5大箱其它文物.1908年,法国的汉学家伯希和也来到莫高窟,他用500两银子从王道士手里换取了6000余件写本和200多件古代佛画与丝织品,随后,日本的桔瑞超,吉川小一郎,俄国的鄂登堡,美国的化尔纳等人,先后从莫高窟买走了不同数量的经卷以及大量的壁画。菩萨像。这些人如此行事，却从来没有受到任何限制。当时一批又一批的外国学者来到莫高窟，随之一件又一件文书流散到国外。直到斯坦因把敦煌文物宣传于全世界时，当朝命官才懂得了其重要价值，一时间又盗窃文物成风，有的拿着去求官，有的拿着去卖钱，有的纳入私囊，敦煌经卷又一次遭到重大劫难。（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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