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达文学社

有些人尽管没经过高等的、规范的训练，却也成为了优秀的作家，那作家到底是怎样成长起来的。我觉得最主要的东西在前面三个故事里已经讲到了。

我觉得精神生态系统对作家的创作事业非常非常重要。这是作家这个行当与别的行当的不同之处。一个科学家精神生态系统可能很苍白，甚至可能会很幼稚，也一样能成其为科学家。但作家不同。

一个作家的成功涉及很多方面，有个人成长、价值尺度等内部的，宗教、文化观念等外部的各种因素的影响。所有这些东西，这些显文化或隐文化的东西，都综合地在一个作家身上发生作用，我觉得最关键的，还是精神生态的东西，尤其是作家的感情体验。

我觉得从创作的发端来看，任何生活现象，只能变成一个人的心理现象以后，才能最终转化为文学现象。心灵和情绪上的感觉和感知是这种现象的必由之路。

第一个是感情积累，只有心理上有了足够的积累以后，心灵和情绪上的感觉和感知，才能更好地反映出来。中国有句古话，叫文章“自命达”。说一个人没有经历过大遭大难，就难以产生撼人的作品。如屈原受贬、杜甫遭逢安史之乱、曹雪芹家道破败等等。古人还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是文章”讲的都是这个道理。

这个意思即说文学最终要写什么？就是写人情世故。就得明了人情世故，把它看透，在人情冷暖，世道艰难中体会，这实际是关于人的一种素质训练，是生活给予人的一种训练，作家应该是非常敏感的人，一个作家敏感不敏感，在顺境和生活底层的人感受是完全不同的，低微的人看到的往往是最真实的一面。

我们谈这三个故事，可以明白文学创作需要种种训练和准备，最终要明白的是一些人生的苦难给了作家一些秉赋，洞悉生活。人生象一出戏，在底层就能体会到一些幕后的真实的东西。如果一个人在苦难的经历或在生活底层得到一些磨砺，在感情上即便是一个不太敏感的人，也会变得非常深刻和敏锐，甚至生发出一些丰富的想象。

以上是鲁迅文学院副校长：白描语。

就是要能培养这样一种才华。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境遇，可能在虚幻的世界里加以想象和创造。对于以上三个人来说，他们早年承受的苦难成就了他们，是命运给了他们机遇，是苦难成全了他们。

我在这里这样说，绝不是要大家去寻找苦难，也不是说只有经历了苦难才能成为作家，我是想让大家明白，第一，对于作家而言，苦难是可以转化为财富的。好多职业的苦难是不能转化为财富的，而作家的苦难则一定可以转化；第二、无论有没有经历过苦难，要想成为作家，一定要具备一种能够体验各种感情形态，洞悉各种人情世故的本领。诗可以在一个点上钻下去，不怕极端化。但一个小说家不懂人情世故想写好小说是不可想象的。这对于作家素质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坚韧的品格和强烈的超越意识。

文学创作天资当然很重要，但具体一个成功的作品，它的智慧并不一定很重要，而更看到它里面的艰苦与劳作，尤其是一个有力量有份量的大作品。

就工作特点而言，作家这个行当，永远是个个体劳动，非常艰苦，很难获得外界帮助，哪怕有，也不能缓解这种劳动给你带来的精神上的紧张。和盖一间房、搞一个科研题目不同。

创作在很多情况下表现出来的是作家自己与自己叫劲，自己与自己搏斗。基于这一点，是否具有坚韧的品格直接决定了作家成就的大小。任何一部名著的诞生，都包含了作家这样的艰苦。创作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是创造就必须超越。作家要超越，首先就要培养一种意识，就是无榜样意识。他的经验可以学，拿过来，却不能照学。因为就文学而言，一部文学发展史，就是在不断吸收和借鉴前人经验上不断超越前人的历史，没有这种超越就不存在本质意义上的文学。这话是否有点绝对呢？实际上作家心中可能有楷模，不可能没榜样，但这个榜样在他心目中只能是精神楷模，只是方法途径，而不是作家自己的写作方向。如《静静的顿河》第一部就学习了果戈里的写法。

路遥写的《人生》在80年81年时，他对高加林原来是一种道德评判，在困难时农村姑娘刘巧珍给了高加林支持，不当农民了，就抛弃，再回到土地上来，又从姑娘那里得到慰籍。那时给高加林定位是一个要批判的人物。陕西作协有一个很好的说话探讨的环境，大家把一些东西碰一碰。路遥和我们碰这个人物，我们就有人认为不应当这样，觉得高加林一个个体命运求自身的发展，是一种真实的存在，怎么对待高加林，甚至有人提出能否象肖洛霍夫对待葛利高里的把握。路遥最后取纳了这个意见，完全采取了一种非常宽容的态度来对待这个背信弃义的男子。当然，最后高加林这个人物也是争议最大的。

这个例子就明显地有参照，甚至设定一个形象都有参照，却只是当成一个精神楷模，当作一种创作途径，而写出来的人物却是一个全新的人物。当时写时都很胆怯，但最后吸收了旁人的意见。

科学和艺术的同异，相同的地方，科学和艺术都是人类高智慧的一种活动。但他们在创造思维、目的、方法、过程上又截然不同。他可以吸取前人成果或当代人的成果，使这些成果有分有合，研究一个科研课题。而作家不同，不可能去重复前人创造的形象，不可能重复同辈人创造的形象。科研上一个课题完成就解决了，而文学艺术上，比如写一个地主，不可能重复别人的地主，不可能在别人的形象上进行生发。科学是一种整体创造，而文学作品每一篇，哪怕一句话，都要带有独立意识来创造。科学有一种真实，而文学艺术往往要超越这个真实。

作家能否超越这个意识，往往成为一个作家成就大小的杠杆。海明威从事创作时他就立志要超过莫泊桑、屠格涅夫等，他回答别人，作家要看什么书，他认为你想超过谁就看谁的书。若想与已故作者竞赛，就要读他的作品，再超过他。还要有否定自己的勇气。

文学创作是一种高智能的工作。他要进行很多技术方面的训练，这一点大家也不能忽视。比如说这三个人成功的还有一个因素，是不断读书，不断吸取各种素养，不断写作。他们没有受过精英教育，但他们在文学创作前的准备工作，在文字的表达准备上做得非常扎实。

超越意识最强的。这种超越意识的强弱，决定于人的内在气质上的强弱，它不仅仅是胆识的表现，而是目标追求越高，超越意识就会更加强烈。如果取得一点成就，看不到自己的不足，就很难有大的作为。

丰富的美学修养和审美理想。

作家的美学修养十分重要。作家创作活动的成就，作品的优劣质量高低，为国家民众承认的程度，与作家的美学修养和审美理想密切相关。必须意识到这个问题，不断提高自己，建立一个相对健康的审美意识和品味。

贾平凹最初一些短篇，甚至都是先有一个细节才激发灵感，象滚雪球一样慢慢完成，这样写即使有了成绩也是小情小调。有一个砖瓦窖的马蹄子与学校上课产生矛盾，贾平凹就根据这个事扩张成一篇小说。一个老农特别重视教育，他赶着车驮水给学校送水，为了不影响学校学习，就用棉花把马蹄子包起来，贫下中农关心教育，这谈不上什么境界。但是现在他随着经验的积累和创作经验的丰富，随着他审美理想变了，他的写作也变了。他已不是从一个细节一个故事开始，而是从人类生存的危机写出了《怀念狼》。哪怕《废都》，在写男女**中有格调不高，但里面有一点你不能忽视，写一个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期，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和挤压当中，他找不到自己落脚之地，甚至可以听到作品里他的灵魂碎片垮落的声音。看了这样的作品你不能不联想到我们的生活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值得人们思索。这个境界就高了。

那么审美理想是什么在起主要作用呢？作家是怎样一个较量方法呢？我认为作家的较量分三个层面：

一是基本功的较量。基本功在于一个作家想要表现一个东西不会因力拙而苦恼，不会形成不了文字，不会写不出来。那个人也能写出，写得更好，就比这个人还高。这很容易看出来。我当主编时有作家说，我把中间两页粘在一块儿，你编辑看都没看。有的作品是看不到最后不知道会有什么事，有的则不用看到最后。只看前几而，甚至不用看作品，一个留言条都能看出文化水准和文字的基本功。在这个层面是一个最初始的层面。一个作家要画山象山，画水象水。这是最肤浅的，也是最基本的较量。

二是才情。一个作家有没有天份才情非常重要。有些人的作品你觉得基本功很好，但就是没有才情，有的人非常灵动，写东西能别出心裁，这就极容易形成自己的风格流派。这个较量比基本功的较量又高了一个层次。

最终的较量，是一种人格的较量。有什么样的人格就会出现什么样的作品，一个人格委琐的人，绝不会写出一个大气磅礴的作品。张贤亮和陕西作家座谈，回答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说你看我的作品，我的作品里面的人有多好我就有多好；作品里面的人有多坏我就有多坏。包括审美，包括意志品质。我们读一些作品，大境界小境界，都是由人格来决定的。我们读杜甫的诗，他前期的诗是文字好，到了安史之乱以后，一经磨难，他的作品马上有了一个升华。读屈原也是，对恶的嫉恶如仇，不和小人同流合污。我们再读托尔斯泰，我一直思考一个问题，他笔上的人物，无论是要肯定的还是要否定的好人或坏人，他都是以一种巨大的人道情怀来看待，就象上帝看待他的儿女一样来看待。有一处博大的人道情怀，境界非常博大，人生的东西非常丰厚。绝不狭隘苍白，说一就一说二就二。现在一些作品是拿一些活生生的人物或形象来说明或印证一种苍白的理念，你看不到一种大气的东西。

同时，作家的美学修养对作家的视野有很大影响，受到明显的眼界、地域等方面的局限。一个作家看原来的生活，只要换了位，就会有一种全新的重新审视。大家来鲁院，换了一种纯文学的生活环境，又换了一个从原地到北京的地域变化，这些都是可以帮你进步的。文化视野上不要把自己局限，不要太狭窄。陕西作家过去提过一个口号，走出潼关去！也就是要让全国读者认识陕西作家的作品，这不是容易的，首先人要走出去，要把自己放在中国这个大文坛，不单止放在陕西。这对当时陕西作家自身的一些调整非常非常有帮助。

贾平凹写山里人的生活和农民的生活非常有东西写，这是过去，他写现代都市人的生活就笔下滞涩，但后来眼界开阔了，笔下就灵动了。